杜素娟x董晨宇x吴琦：人到中年，如何对生活进行微调

人到中年，是一种什么感觉？社会时钟的滴答声、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压力，让“中年”二字常常被误解为倦怠、危机、身不由己的同义词。

难道人生中场，注定是下坡路的起点吗？不久前，单读联合小红书·心理发起「人生中场而已」的主题活动，试图从文学、社会、心理等多重维度，重新审视“中年”的意义。

我们邀请读者参与线上话题互动，去倾听那些生活中令人感到疲惫的瞬间，也去思考，如何用自己的节奏跳出社会为我们制定的时间表——

37 岁的@Rebecca 说，平静的生活就是最舒适的，经济下行更适合休息；40 岁的@献鱼清醒知晓自己的能力、性情、所处的位置，也接纳自己成为一个“普通而自信”的人；34 岁的@奇奇鸭以“一点点运动”配合阅读，来对抗身体机能下降，完成“精神畅游”的同时，还想出门去游荡……

这些来自山南海北的朋友们，用他们的实践与思考向我们诉说，中年的同义词还可以是平静、自信、想做就做，你大可以去探索另一种活法。

与此同时，名为「人生中场角落」的阅读与对话之地，也在单向空间·郎园 Station、良渚大谷仓、阿那亚三地书店同步开放——主题书单展陈、「曾经疗愈你的一本书」、「我成为了______的大人」互动墙、「我对自己没什么意见箱」，让每一位驻足的朋友都能在书与自我之间，找到中场喘息与重启的空间。

“人生中场而已”，不只是一句自我安慰的话语，还是一种面对年龄焦虑、面对生活种种压力时的破局姿态。它提醒我们，生命的节奏可以重新编排，身份的边界可以被松动，未来依旧足以承载想象。

活动最后，我们邀请华东政法大学文学教授杜素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和单读主编吴琦，以“人生中场，重新发现自己”为题，在心理圆桌中畅谈——从社会语境到个体经验，那些更具弹性与温情的活法，正在被看见，正在被实践。

以下是本场对谈的文字回顾内容，分享给所有已来到和必将来到“中年”的朋友们：

人生中场，第二次“破壳”

吴琦 第一个问题，想问两位老师，从你们的亲身经历和对社会的观察，你们如何看待 “人生中场”这个概念？

董晨宇 我前几天正好读到一些相关的书，有一个作者，他把人生分为了几个阶段——最开始的孩子是“童话主义”的时代，就是我们是要有梦的；年轻人是“英雄主义”的，要让梦成为现实；到了三十多岁，又变成所谓的“平衡主义”，你会发现你不是义无反顾地往前冲，而是突然停下来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已经被社会结构的种种因素所包裹。

如果用一句话来开场的话，中年对我来讲就是妥协和平衡。我二十多岁义无反顾地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现在，我想跟这个世界聊一聊，要不咱握手言和吧，大概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杜素娟 我觉得“中场”的概念应该是四十岁到六十岁期间。这个人生时期，我已走过了大半，它就是个幻灭期，但对人生非常重要。因为你必须得幻灭一回，才能对自己做出调整。我们在高中、大学阶段会对自己有一个想象，后面会用十几年对自己当初的想象进行一个验证——我能不能做得到？我做的这个计划能不能实现？你会有十几年比较执着。

但是到了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做得到”还是“做不到”的答案，开始慢慢浮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做不到很多事情，会经历人生当中的幻灭。所以有人问我，杜老师，你觉得你当初对自己人生的规划、人生的想象，到了四十多岁以后，你做到了多少？我觉得我基本都没做到，就只能调整一个方向，再往前赶。

人生有两个青春期，十七八岁的叫“青春叛逆期”，但我现在想极力纠正这个概念，不要把它叫成青春叛逆期，而是一个孩子破壳而出的第一次尝试。但是等到我们四十来岁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青春期，在人生中场，我们要再破一次壳。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对人生的理解，对自己的想象都是在一二十岁的时候做出来的，但到三四十岁的时候，时代已经变化很多了，你原来对自己的定位和理解，可能滞后了，或者原来的定义是基于对自己的不了解，这个不了解是需要调整的，要重新再拿出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答案，或者生活方式。这个事情在哪里完成？就是四五十岁这个人生中场，所以它是人生的第二次转型期，说得隆重一点，是战略分析和转型期。

而且青春期的第一次转折和中年的这次转折，是呼应的。第一次我们转得不彻底，我们中年这一次的痛感就会很强烈；第一次转得好一点，中场这次就会好受一点。

吴琦 在你们看来，第二次的转身或者成长机会，和第一次的区别和联系在哪里？如果第一次转折没处理好，怎么样才能处理好，通向更好的第二次转变的机会？

杜素娟 我觉得因为第一次转身是突破性的，用“破壳”这个概念比较清晰，我在讲黑塞的《德米安》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破壳”。那青春期的时候，壳是谁给的呢？一般是父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从一个孩子的童年开始，就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人生值得过？你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给你构成了一个小壳。

但是孩子在十七八岁，慢慢长出自我意识的时候，TA 会怀疑，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吗？这时候会出现一次破壳的冲动，我们把它叫“叛逆”。这一次青春期的叛逆是比较难的，因为这时候孩子手里的话语权不多，所以大部分的叛逆期都不成功。至少我观察到的很多孩子是被打回到壳里去了，父母又给 TA 摁回去了。

而走出去的孩子有时候也很盲目，有的走向了愤青，有的走向了桀骜不驯，或者说一些要付出很多代价的道路，因为没人引导 TA。

如果我们第一次破壳不成功，我们就这样别别扭扭地走向人生之路了。具体表现为，我见到的许多青年人，过上了别人说、父母说、学校说“应该”的生活，但是自己不喜欢——学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做了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进入了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沿着这个道路走，走到四十多岁，痛感一定会再来。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经常说“自我养育”，就是因为觉得前面的那条道路不对，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分水岭，要么妥协，要么试试看，我还有机会吗？所以在中年的时候会有一个彷徨期，就是“我还能不能为我自己再选择一次”。

我在视频里曾经反复讲的一部作品《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男主人公就是“第二次破壳”，四十岁的时候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想为自己活一回。你看那时候他的代价就很大。如果你第一次破壳破得不顺利，第二次破壳的时候，因为你的人生基本成型了，你要破壳就很难，中年破壳的代价是很大的。我觉得这是两次破壳之间的关系。

董晨宇 我这几天在读梁鸿老师的新书《要有光》，讲的是中国厌学的孩子，在我们看来那些不正常的“问题少年”“问题少女”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家里是没法做主的。比如说这个孩子不想上学了，书里面所有的爸妈都会说“你再去试试，你一定可以”。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里，青春期的“破壳”是我想为自己做主，但是父母觉得你还小，我们来为你做主。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可能正好反过来——有没有人帮我做主啊？我父母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还一直试图通过建议帮我做主，让我去他的单位“子承父业”，后来我就“破壳”有了自己的想法。但在这一两年里，当我的家人生病、照顾孩子、工作等等事情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特别想有人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取舍？我应该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我发现没有人告诉我了。

所以我发现中国的教育总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转变瞬间，就是父母先前认为你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但是等你长大之后他们会问你，你怎么不会做？比如青春期你不应该谈恋爱，然后等你毕业之后，他们问你，怎么还不结婚？

我想借杜老师的话说，其实第一次破壳如果不成功的话，四十岁的时候会反噬，会让你经历更大的痛苦，所以这可能是人生的第二次调整期，甚至我会觉得是第二次长大。如果说我们到青春期的时候，是我们的童年死了，我们想要变成一个有主见的人；那当我们四十岁的时候，我们青年时期的状态也将死去，我要重新换到另外一个调整期。这个调整期的困苦可能和青春期来得一样猛烈，甚至一样痛。

重新建构自我和人际关系

吴琦 两位老师是哪一刻察觉到了“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转变期，我的人生场次变了”？

杜素娟 其实我的人生是特别中规中矩的，读书、毕业，然后跟今天年轻人的遭遇一样，二十七八岁父母就来催婚了，“你看人家都结婚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没结婚？”我就觉得自己是有毛病的，让父母丢脸了，这时候就想赶紧找人结婚。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会反问，没有合适的，我为什么非要结婚？

我们那个年代不会有这个反问的能力，就觉得赶紧找吧，在自己同学里面找对象，然后过着这个中规中矩的人生。然后你到了三十多岁，会越过越觉得不对，你慢慢地被盘到那种很陈旧的生活模式里，不知不觉很老实地结婚了，很老实地生了孩子，渐渐地没有自己了。

那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的工作也不重要了，在学校里就有点想混，觉得孩子是第一位的，我就开始把我所有的课压到一天里面，我最高的记录是一天上 13 节课，方便我一周五天当中只来一天，其他时间全都在家里面带孩子。你一开始觉得是很理所应当的，但是，慢慢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这样呢？当初我的那些梦想都变成了讽刺，我曾经对自己人生的想象好像是个笑话。

这个时候你想突破，我怎么就过上这样的人生了？然后你才发现，我还以为我在过自己的生活，其实不过是在一路被规训而已。等明白这个以后，中年的叛逆心就出来了，会想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活法？能不能不这样活下去？这其实是一个觉醒的过程。

董晨宇 我觉得有三个瞬间会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有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瞬间是，我看到以前的自己会觉得很好笑。这个好笑是我会换一种方式处理曾经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其实是一个很反骨的人，虽然在大学教书，但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大学老师。举个例子，我刚入职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当时穿得比较不像大学老师就去了。会议的主办方里一位比较年长的老师，会议之后就拉过我说，“董老师下次不要穿成这样了。”我当时对他微微一笑，心里面说了一句话，“你放心，下回不来了”。

当时我是觉得，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如果穿什么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要达到我自己的其他目的，比如交流、学习，那我完全可以穿成他们想要的那个样子，我觉得我的目的达到就可以了。会有这样的，我不知道是好是坏，但是很真实的一个转变。

第二个转变是当学生问我人生建议的时候，我以前都说我建议不了，但现在会忍不住说两句了，我开始给建议了。

第三，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回到曾经想要挣脱的结构当中。青春期的时候，我是要挣脱这个结构的，包括入职大学老师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定义大学老师？”不瞒各位，我之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身上有纹身，其中后背有一个 tranquility 的纹身。在我第一份教职的时候，领导就问，“董老师，你这是什么？”我当时心里咯噔一声，我说，“tranquility 这个词的意思是平静，是我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要求……”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做自己，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但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在结构当中，比如我现在在想，我出一趟差，孩子全是我太太在照顾，我一定要尽快回去；孩子周一会有国旗下的演讲，周三有英语演讲；我还在想，我要照顾我的父母，在想我的学生，我的备课什么时候完成，我和其它老师合作的论文的进度要怎么推……我发现，我现在在我以前想挣脱的结构当中，我不得不负起更多的责任。

这三个瞬间，一个是我在反思，一个是我在回到结构中，还有一个就是我开始忍不住说两句，但是又不敢说太多。

吴琦 性别这个维度在“人生中场”的时候，对男性女性的影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吗？

杜素娟 我觉得各有各的难处。刚才董老师用了个特别好的词，“结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结构，很多时候我们离不开这个结构，但也要在这个结构当中不断突破，才能让自己喘息。比如在进入职场以后，我的结构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家庭，因为要尽母职。而且我是个很传统的山东女性，母爱爆棚的那种，我觉得我有了孩子以后，她的命比我重要，她的人生也比我重要——你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等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跟她的人生是平等的，她有她的权利，我也有我的权利，在那之前我跟她是不平等的。

以前有个作家叫池莉，写了一句话“如果孩子的盛开需要肥沃的土壤，我情愿腐朽在她的根下。”我就觉得很震动，一个卑微的妈妈对女儿的特殊的爱。我原来也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不对，你看，这就是一个框架。大约到了四十多岁以后，我才慢慢突破这个框架，我要为我自己争取生活的权利。其实我们说的框架是个认知框架，在很长的时间里，你的认识框架很陈旧，你就觉得要表达对孩子的爱，我得把我的人生都赌给她，像池莉说的，得把所有的我都腐烂成营养给她。其实孩子不需要的，你可以跟她平等地在一起生活。

但就这一点小小的认知的改变，我都用了很久很久。我鼓励孩子，你要享受自由，但我自己一点都不自由，我把自己约束在种种身份里面，所以后来我是从我女儿身上开始学习，我可以跟她平等相处，我可以学会用同样的方式去爱自己，去重新架构我跟其他人的关系。

人生说到底是你和你所有周边人的关系，父母、孩子、同事、领导……这些关系，你在原有架构的基础上，需要反思对还是不对。我的人生中场最大的一个感悟，就是我要重新建构这些关系，因为前面的建构不对，这些框架都要重新打破，再重新架构。这是一个漫长的工程，这个工程我开始得比较晚，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现在就开始重新架构这个关系，让自己得到更多的自由，得到更多的平等。五四新文化运动谈的“平等自由”，不应该是个宏观概念，应该是从我们每一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去架构的观念，否则它就是个空的，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中场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干这个，建一个新框架，我们 60 后干得太晚了，早点干。我希望年轻的朋友更早地为自己争取自由，用平等的视角去看这些人际关系，这是很重要的。

在生活中微调

吴琦 说到“中场”这个概念的时候，两位都提到了一种范式，就是所谓的叛逆。像《月亮与六便士》里，某种决绝式地离开原本的生活，跟过去的环境彻底决裂；还有一种，是董老师早先说到的一种妥协与平衡。你们观察到真正做出决绝选择的人是什么样的？占多数吗？以及，我们怎么认知这两种不同的度过中场的方式和策略？

杜素娟 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的。我身边有些朋友是很决绝的，比如突然辞职不干了，放弃稳定的大学教职，到外面自己去开公司。但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做到绝对自由。如果说能够绝对自由，我也跑了，但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你身上的责任太多了，你有父母要赡养，有孩子要抚养，这些还是要考量的。我一个人是没有问题，但是我要是做一场叛逆，有多少我生命当中的人会被我连累？假如我的叛逆是给他们带来福音的，那我就叛了；但是假如我做了一个极端的选择，可能会连累太多我生命当中的人，那这件事情我是不能做的。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生活都是微调，不能够急剧地动荡。比如《月亮与六便士》，就是急剧地彻底地打烂了框架，抛妻弃子，工作不要了，家不要了，城市也不要了，从伦敦跑到了巴黎，但是我们也看到最后他的代价有多大。

那是我们都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身上还有责任。所以我觉得没有那种出走的勇气也并不耻辱，敢于在现实当中微调，也是勇气。你不需要非得用一些标志性的行为，出走到云南，或者到哪里，其实是要基于自己的生活，敢做一些别人认为比较危险的或者没价值的事情，我认为我对自己做出了个性化的谋划，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有价值，我就去做。我敢于在看上去大家都这样的情况下，做出一些跟他们不一样的选择，这一点，我到现在都挺骄傲的。比如我最早在视频平台讲课，所有老师听到之后都嗤之以鼻，但是我知道我能够带给更多人帮助，能够和大家共鸣，共同成长，我就做了。我并没有按照既定的轨道说，这个该干，那个不该干。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应该为自己做这个中场转折的调整，就以“我喜欢干什么”“我能干什么”这两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你会发现非常难。

第一，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第二更重要的是，喜欢一样东西，是不是我就能做它，又是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你想透了这两件事情，你的人生中场就会很流畅地转过去，或者都不需要转场，直接从你最早的轨道上顺滑地往前继续发展。有些人做巨大的框架性的变革，是因为前面真的走错了，不打破已经不行了，像《月亮与六便士》，家庭婚姻无爱，职业是自己痛恨的，那他只能打破。我经常说，如果这个职业不是特别让你厌恶，其实你不要把它看得很重要，它就是个谋生工具，你赋予它那么多价值干嘛？能拿到钱，不要让它出很大问题就可以了，我还有精力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为自己再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喜欢的和自己的谋生能合二为一最好了；不能合二为一的，必须分轨建设，你敢分轨建设，你已经是勇士了。一边谋生，一边去找能做的和喜欢做的事情，你的人生就不需要在中场时剧烈地框架式的地震，微调就可以了，我是这样想的。

董晨宇 我其实特别同意杜老师说的。我的微调就是我一直在坚持一件事情，给自己的生活留白。虽然我有特别多事，但是我有一些独处时间，干我自己想干的事，这对我特别重要。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事可以非常具体。我现在就喜欢翻书，我们家买了无数书，以前我特别怕别人问我个问题，你读过吗？现在别人问我，我会特别自豪地说，没怎么读过。因为我喜欢翻，我可能就翻一两页，但这是我的一个自留地。我做视频、做图文、做账号、做播客，我也特别开心，我做了很多不为了什么的事情。

我还有一个朋友，在一个中年男性的圈子里，他们的爱好是买手电筒。我问你们干嘛？他说比谁的更亮。我当时拍拍他的肩膀，我说你高兴就好。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留白。“留白”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有多重自我，被打垮的人往往是只有一重自我的。这事对我太关键了，如果你有多重自我，当你论文发不出去的时候，你一看抽屉里——这手电筒真亮，你可能就没有那么难过。所以找到自己最亮的那个手电筒，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事。

杜素娟 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脆弱”，是因为你的生活是单轨的。比如我是一个员工，我的人生中就只有工作，只有“领导怎么对待我、同事怎么对待我、我有没有得到晋升”，这就会非常影响你，如果你没有得到晋升，你就粉碎了。

但是假如你是个员工，你还在平台做账号，虽然你没有弄到什么钱，但是因为你有这个轨道，当同事都不跟我玩了，也没关系，还有另一群人跟我玩，你不会觉得那是个事，这个轨道就起这个作用。双轨甚至三轨、四轨人生，它带给你的一个作用，就是“弹性”。你的生活是有弹性的，你的自我也是有弹性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轻易捏碎你的生活，因为他不能把你每一个角落都给你捏碎。

所以现在遇到年轻人，我都说，你给自己多弄几个小园地。周作人有一个散文，名字就叫《自己的园地》。我们是社会人，不得不混职场，但一定切记给自己搞个小园地。像我有个同事，她的小园地有多简单？就是做手工。她就跟别人表现得不一样，有的年轻人被批评一句，就哭得不行。那个小姑娘你休想把她搞哭，因为她无所谓，她不开心的时候，回去捏几个手工就复原了，她的价值感在那里。

所以，不要把你的价值感和存在感放在一个篮子里。多放几个篮子，你会变得很坚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倡年轻人做斜杠青年，你要有自己的园地，你要敢于去做这些。

“园地”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你不会被体制化。因为我是多轨的，到某个场域里面，我不会被它规训得太厉害。第二，如果你有多轨，你也不会特别地计较。我们会计较是因为有且仅有这一点利益，只有这一点点蛋糕，你一定抢个不停。老是抢来抢去，人的长相都会变的，变得狰狞，因为你必须抢。不要让自己变成这样。当然，还可以防油腻，因为不断有新的刺激、新的场地在培养你，让你成长。

吴琦 我也很喜欢杜老师说到的自我的“园地”，这里面最重要的提醒可能是，要把兴趣和工作分开，因为工作的确有时候是不由自己的。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当中，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甚至你能不能找到工作，都不是完全跟你的能力和你的兴趣的光谱相关的，但是这不妨碍你继续让自己的兴趣拥有一个更长的生命，或者是拥有一个更亮的手电筒。

最后一个问题，两位在自己的日程安排当中，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整和划定自己的时间边界？

杜素娟 我管理时间的方式是我会把每天的行程写在手机里面。我还有个纸质的本子，里面我划了五栏，把视频平台上要做的事情，我要写的文章，单位的事情进行分类。每次我就写这一个星期里面，每一栏我要做的事情，一件一件把它列上去，我还会用序号编一个序，首先做什么，其次做什么，我会把自己的读书和写文章放在第一位，我有时间我就先干这个，这个干完了以后我再依序往下干。

我还有个小经验，有些事情很费时间，比如准备稿子，拍视频……但是还有一些事务性的东西，我会很高效地完成它，你把它做掉就可以了，不要在那个地方纠结。你要分出来轻重缓急的次序。

我把这一个星期要做的事情全部摆在面前，干完一件事，就用彩笔划掉，一个星期下来，这一张纸上花花绿绿全划掉了，我会特别有成就感，会觉得所谓的充实无非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把它列出来，你就会很乱，而且很焦虑，很恐慌，感觉有很多事，但也不是特别清楚有哪些事。所以你要把每一件事情都一样一样地写下来，然后一样一样去做。其实你会发现时间尽在掌握，不会有焦虑感，也不会感觉时间特别不够用。

董晨宇 我补充一个我的感触吧。因为我几乎没有一项工作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比如论文写作，我都是和学生一起合作。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不管你做什么，你把别人拉上了，想要长期做这件事，就要非常明白对方想要得到什么，并且要给对方这个东西。比如所有参与论文写作的学生全部都有署名；如果这个东西不具有学术意义，是一个课题、社会调研，那一定把钱给到。我会觉得团队能够走下去，是你对得起别人，当你去利他的时候，你会利己。所以我觉得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就是我们都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有一个这样的分工。

刚才杜老师说的是“一个人是一个队伍”，要管理自己的时间；而我觉得“一个人要有一个队伍”，就是我会有不同方向的合作者，所以要做个厚道人，我觉得我和我的合作者可以长期走下去，其实是一个共赢的状态。

所以比如说我做个视频，大家会觉得哪有那么多时间。其实我会写视频的稿子，写完了之后我就拍，拍完之后会有人剪辑，负责剪辑的人会得到 TA 的报酬，然后我再发布。其实我拍一个视频，从选题到结束，大概两个小时可以搞定，而我大概一个月做两个视频就打住了，花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当所有人都说你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没做那么多事情。当你有了对自己的规划，你会发现其实你不用特别忙。

杜素娟 我也补充一句。以前有年轻人问过我，老师我这个工作没有任何意义，我在一个不好的单位里，怎么办？我觉得不存在，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工作都是有意义的——只要你做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的工作逻辑。比如我现在在我的大学里面做了一点点教务处的行政工作，不能说我不喜欢，但的确是各种阴差阳错导致了这个工作的出现。但是后来，我就积极面对这个问题，把它当成我训练自己工作逻辑的一个方法。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工作很占时间，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训练出自己的工作逻辑。

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最近在改本科培养方案，非常好笑的是，我一个学文学的，要修改法学专业的培养方案，改它的课程体系。这件事情很浩大，但是我就训练自己，带着我们的一个小团队，把里面的逻辑给它顺出来。为什么改它？就是因为原来的方案有问题，所以第一件工作，就是大家集体去找问题，把问题各自列成清单；第二步，大家坐下来讨论，要改变这个问题，意味着要改变培养方案里面的哪个课程板块、哪些课时安排？问题讨论清楚了，我们就要重新设计课程板块，这时候我就说，我作为最顶层设计，我来设计课程板块，设计好后，交给团队的人去把课程填进去。这个草稿有了之后，再把相关学院的人叫来讨论，觉得哪个地方合理，哪个地方不合理；之后再把公共课的人叫来讨论公共课板块设置。我们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别人要用半年、一年才能搞定的事，有条不紊地做完了。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帮助就很大。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这个工作毫无意义，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它让你成长的点，任何一个工作都是对你的训练，就看你懂不懂得用它。训练出来了之后，即使将来你不做这件事了，它也是令你受益无穷的。你看时间这不就省出来了吗？很多时候有逻辑地做工作，你就会发现时间省到极致，且又高效又好，我觉得这也是时间管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