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不盖主，又懂进退，仍难逃杀身之祸，刘伯温究竟败于何因？

刘伯温走了。那天风大，屋外的柳絮被吹得纷乱，院子里却很安静。

他走的时候，家里人说他已经躺了好几天，脸色越来越差。太医来了，药也递上去了，那药是朝中人带来的，大家背后都知道是谁，但没人敢当面说。喝了不到两天，刘基的病情就急转直下，临终还交代家人把后事办好，然后就静静走了。葬礼办得很规矩，但朝堂上并没有铺天盖地的悼念声，更多是小声的议论和紧锁的眉头。

把这事放回那个大环境想，会更容易看明白点。明朝刚立，皇权要稳，大家都像走钢丝，谁也不敢大意。刘伯温是个能把活儿干得明白的人，早年在乱世里出头，后来成了朱元璋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可人到官场，功劳往往会变成麻烦。战争打完，收拢权力、分配官位、整顿军阀，这些事比打仗还难。派系就这么慢慢形成：一边是以浙东为根的人，讲规矩、重制度；另一边是像李善长那样，讲义气、看背景。刘基说话直，得罪人也多，日子就不太好过。

回溯到他和朱元璋刚起头那会儿，关系并非从一开始就水乳交融。刘基那时候处得比较低调，科举出身，隐居过，也见过世面。朱还只是个起兵的头领，兵少地小，两人相遇时，刘基一句“你有龙气”就像把人往心里按了个定盘石。此后刘基负责筹谋：出兵时机、粮草调度、战场布局都有他的影子。尤其是鄱阳湖大战，陈友谅水师自信，朱元璋靠着布阵和把握时机，打了个关键胜仗，这场仗把原来不稳的版图一点点固定下来，天下局势才开始朝朱那边倾斜。那种谋略不是教科书上的空谈，而是把每条小船、每束火把、每个水路的细节都算进计划里的实干活儿。

功高震主这话不是随口说的。战争结束后，谁掌握要害，谁就容易被盯上。朝中有人开始希望把权力收紧，避免某些人坐大。刘基代表的那股力量，和李善长一派的矛盾，表面上是制度和出身的争执，底下其实牵涉到谁来定规则、谁来分配好处。朱元璋在中间并不公开偏袒，他更愿意让各派互相牵制，自己掌握最终的天平。这样的权术，让像刘基这种本来只想把事情办好的人，渐渐觉得不合时宜。

被边缘化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朝里有人公开或暗地里找茬，制造机会让他“回家养病”。但他也不是无名小卒，过些年朝廷又把他召回，说是需要他把把关。可回来没多久，他就病得厉害了。据家里人说，那次病来得快，从精神到气色像被抽走一样。太医进门，药递上去，他看那药也只是一眼，没多说话。说不定他心里清楚，或者早有预感，或者仅仅是厌倦了院里的那些算计。

去世后的几天，朝廷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件事。朱元璋简单交代了安葬，按礼数给了谥号“文成公”，但更多的，朝里热闹起来的是随后一轮针对权臣的清洗。有人被打倒，有人被牵连，胡惟庸最后更是被连坐灭门。朝里风声鹤唳，许多细节被压下去，只剩下零散的档案、私下的小本儿和街谈巷议来拼凑事实的轮廓。人们把焦点放在那瓶药和太医身上，怀疑声自然有的，但在权力的语境下，怀疑常常是常态。

关于刘伯温拒绝丞相之位那一幕，也有记录。朱元璋当时在朝上问了几个名字，刘基没正面推举谁，觉得都不合适，婉拒了。皇帝当场神色微变，试探意味很浓。试探谁能接过权柄，谁就可能掌握太多。那次对话之后，刘基的处境开始微妙起来。有人把这看作是刘基被边缘化的开端，也有人认为他是真的不愿意卷入更深的争斗里。

具体到鄱阳湖的筹划，有老臣记下过一些细节：如何利用水势、怎样分散敌军注意力、什么时候发动主力。那不是一两天就能想出来的东西，而是拿着地图、看着风向、水道和粮草，一点点算出来的。刘基不是披甲上阵的将军，他更像是那种能把复杂问题拆成一条条可以执行的清单的人。赢了那场仗，底下的将士和智囊得了面子，朝廷的版图也稳了，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新的政治问题：谁来治理？怎样分权？这些问题，比打赢一场仗还难。

关于那瓶药是谁送来的，这点史料上只是写得含糊，朝中人都心照不宣，但没有明确当面指证。政治上的算计和私下的报复，常常在表面礼节之下发生。事后有人把刘伯温的死和朝内的整肃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种替换棋子的方式。接着发生的胡惟庸案，把这种氛围推到了极点：处置迅速而彻底，让朝里的人更加谨慎，也更容易互相猜疑。

讲到这里，不是要下结论说谁对谁错，只是把线索理清。刘基的一生，从隐居到出山、从掌权到被冷落、从关键谋士到悄然离世，每一步都有迹可循。葬礼办完，屋里和院子里留下的，不过是几样旧物，几声低语，还有那阵不肯停的风。日子照常走，朝廷的机关照常转，人们的讨论也从门外的柳絮转到官场的风向，像没完没了的辩论，谁也说不清到底哪一句才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