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喆：杨振宁先生与我的一件小事

本文应邀原发于《电脑报》，标题等略有删改

阅读要点：

1.杨振宁是最早使用计算机用于科研的中国人之一

2.早期的计算机使用过于复杂，所以杨振宁随后的主要研究没有直接利用计算机

3.杨振宁主动谈起了数学家陈景润，而且评价很高

01

三问“空白”领域

10月18日，噩耗传来，一代宗师杨振宁先生去世。追忆这位长者，让我想起了2004年代表《电脑报》在微软全球计算大会上采访杨先生的一段往事。

《电脑报》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计算机报，但并不是一份只谈技术的报纸，而是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把历史讲成故事，把故事积累成历史”，是报纸创始人、原社长陈宗周先生亲力亲为、一以贯之的一个传统。

因此，当有可能采访到杨先生的消息传来时，我就和后方的编辑同事进行了沟通和准备，我们一致认为，杨先生在物理上的成就不是我们报道的重点，也非我们的强项。相反，挖掘杨振宁先生和计算机的缘分，却是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少有的空白，在这块“空白地块”上发掘，有可能挖出重要的史料。

2004年的冬天来得很早，但是这次活动的观者如堵。除了参加活动的计算机业内人士，挤满会场的更多的是清北等高校的学生。因为人实在太多，不得不把活动安排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里进行，这里空间宽敞，但是温度并不高。

我注意到，虽然杨先生已经82岁。从我的近距离观察来看，他也的确如一个八旬老者那样显出了老态，但还是很重仪表，没有穿厚厚的羽绒服，而是西装笔挺，面带笑容，无惧寒意。事实上，这位耄耋之年的老者不仅在此后又健康地生活了21年，不但做出了更多的贡献，而且活出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浪漫，自己的光彩。

“杨先生是世界级的科学巨匠，半个世纪里更激励了无数中国青年投身科技领域，他是我学生时代的科学偶像。”时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介绍杨振宁先生时，如同年轻的大学生般又是开心又是紧张。

当天的日程，先是大会场的主旨演讲，而演讲一结束，后场的专访就开始。

我抓住首问时机，开始了三连问：“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计算机的？计算机和您的学术研究有关系吗？您是如何看待计算机的？”

说实话，这么提问，我是有些犹豫的。因为即使对于正当壮年的受访者而言，也最好不要如此密集地发问，因为很多人会答完前面的，忘了后面的……对于一位老者，更应该一个一个的提问，才显得尊重、妥帖。

但是，我之所以不用后一种方式，是因为当天到场的媒体同行太多，大家都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盯紧了杨先生。在此情况下，我绝无获得连续提问三次机会的可能——所以只有孤注一掷，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一起抛出。

然而，杨先生一开口，我就知道赌对了。

我看到，他不但眼睛亮了起来，而且面带微笑，显然这个问题让他愉快，也想起了很多的往事。他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声音清亮且极有条理地开始回答问题，而且在回答中一直注视着作为发问者的我，让采访变成了一次亲切的对谈。

在聆听时，我不由感慨：这位老人的大脑恐怕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礼物。与主人的外表不同——杨先生的大脑不仅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而且极为强大；另一方面，杨先生可能是一个记者采访100次也不会遇到的那种最佳受访对象——他讲出来的事，有情节、有详略、有细节、有冲突，只要记下来就是绝佳的故事，甚至让记者连加工、优化的程序都可以免去。

02

最早使用计算机的中国人之一

话说这次采访之前，杨先生刚在大会上进行了主旨演讲，他谈到——近代计算机的出现需要一个跨越几个世纪的科技发展进程作支撑，在这个历程中，对计算机的出现推动力最大的是三个方向，即电磁学、量子力学和半导体学科。

从牛顿使人们意识到“自然界是确定的规律”，从而用科学代替了蒙昧，到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麦克斯韦和赫兹则发展了电磁学，从而为近代计算技术的飞跃奠定了可能……杨先生把计算机发展的历史背景讲得非常透彻，仿佛他不是一个物理学家，而是一个一流的计算机发展史研究者。

1952年IBM 701的电子分析控制单元 （ECM），带有操作员控制台和读

讲述到20世纪初时，杨先生的语气变得激动了，因为那是一个他最熟悉、获益最深的物理学革命时代。在此，杨先生反复引用海森堡的讲话来描绘这个计算机出现的“前夜”。

而当时间进入20世纪40年代，杨振宁开始回忆自己第一次读到计算史上著名的启蒙性文献《101页报告》时的感受，这篇由计算机先驱冯·诺依曼、戈德斯坦、勃克斯联合撰写的报告发表于1945年6月，而杨振宁到达美国求学的时间是同年的11月，所以他的印象特别深刻。

从大会现场切换回采访间，杨先生开始详细地回答我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难得的新史料——他指出，很少有人知道，他本人就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计算机的中国人之一。而且操作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使用电子真空管来存储程序的计算机――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电脑”的——IBM于1952年12月研制出的IBM 701。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电子计算机仍主要集中在军方和大型科研机构。IBM推出701后，为了展示其实用性并推动科学研究，确实将部分机器提供给美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试用或租用。但是，IBM当时并不直接“赠送”机器（因为一台701造价极高，约时价50万美元以上），而是采用“长期租赁”或“合作研究”的方式。

必须指出的是，701机在整个世界上只有19台，除了供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用于核武器计算外，还包括军方用户如美国空军研究中心等，在高校中则可能有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等也可以使用到701，但杨先生当时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则不在其列。

03

杨振宁为算力找到IBM

杨先生对我讲了一个重要事实——不是IBM找上了杨振宁，而是杨振宁找到了IBM。背景则是，1954年的时候，杨振宁正在进行自己在粒子物理方面最杰出的贡献――与米尔斯共同提出的杨-米尔斯场理论。

在研究进行中，杨振宁需要进行一些大运算量的工作。他的原话我至今记得：“于是，我找到了当时的IBM。那时的IBM只有一种701计算机，可以说是近代体积最大的计算机，足有整整一层楼。尽管运算能力还不如今天的一个PC，可是却非常重要。”

从美国地图上也可以看出来，诞生第一台计算机的宾夕法尼亚州、杨振宁当时工作的普林斯顿所在的新泽西州和IBM总部所在的纽约州，是紧紧挨在一起的。我猜想，当年为了求证计算结果，杨振宁一定频繁地在两地间奔波过许多次。

杨先生微笑着对我说，第一次使用计算机的经历让他毕生难忘，他说：“那时候我要在计算机上做一个计算，我只有自己来写这个程序。这个程序一写就是2000行，而我编的程序可以说是错误百出。因此，我大概花了2天的时间写这2000行程序，却用了2周的时间来找其中的错误。因为花了太多的时间，我当时觉得，计算机好像对于我的研究没有多大的（直接）用处。”

但是，这绝不表示杨振宁此后就没有关注过计算机，因为就在之后不久，IBM 701的成功催生了IBM 704（首台支持浮点运算与 FORTRAN 语言的计算机）。

杨振宁用非常清晰的思路回忆说：“FORTRAN语言推出后，我研究了这种语言，我感到很后悔。因为，我当时编程用的是最原始的Machine Language（机器语言），但我后来回想，我在编程中的一些灵感，是足可以在一年以前就把Machine Language推进到FORTRAN的。如果我当时做了这件事，这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

这件事给杨振宁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在近半个世纪后，他还会拿出来一再地告诫年轻的学人：“不管是物理学、数学，或者是现在的软件，里头都是要有创新的一点。”

04

对计算机未来的三重判断

而对于我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如果在您创造力最旺盛的那个时代，计算机的发展达到了今天的水平，是否会对您获得诺贝尔奖的进程产生影响？

杨先生这样回答说：“可以说，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做的研究工作都与计算机有关系。不过，当初如果没有发展出计算机来，我想我最重要的工作还是会做出来的。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与猜想。”

我还记得，有人也在现场问杨先生：“您刚才说计算机是物理和数学的融合，但现在学计算机的学生比学物理的、学数学的学生加起来还多，我们的学生是否太轻视基础科学了？”

杨先生告诉这位提问者，自己并不担心。 他笑着说，首先这是因为兴趣，“小孩子特别容易对计算机着迷，可以整天坐在电脑前。”他又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现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年轻人自然容易向前景好、收益好的行业集中，这是一个必然。”

但他也随即严肃地说：“基础学科是不能轻视的。在中国千千万万的年轻人里头，一定有一些人不愿意去追随潮流，而愿意坐冷板凳，愿意学数学或物理。比如，陈景润先生，你怎么去逼他，他都不会去学计算机的！”

有一个特别需要想象力的问题吸引了全场的注意，也可能是所有的提问者的共同希望得到的一个开放式答案的问题——“计算机和因特网在今后的五十年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思考了片刻后，杨先生用中文（此前则中英交替）回答了这个问题：“计算机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可能就是对人的大脑进行了扩展以及能够涵盖世界各地人们的集体智慧，而且可以跨越不同的时代和世纪。也许这就是计算机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的解释。不过，我不敢保证我的回答是正确的。”

作为一个IT和计算机方面的研究者，和杨先生的交流只是一瞬，但这一瞬给予我深刻的印象，对我搞清楚计算机早期和科学界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帮助，我至今感谢他在那个小小的会议室里与我面对面交流时带给我的启发和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