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内蒙古知青杀人案始末

01 军装被盗

从1969年至70年代末，十几万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山西、浙江、山东等地的青年，加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74年秋天，该兵团二师十五团三连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知青杀人案！

事情，是从一件军装开始的。

9月初，驻地边上另一支正规部队的一个现役军人，来十五团的团部医院住院，结果搁在病房里的手提包不翼而飛。

搁平时，丢个包算个屁事，可这包里头，装着一身四个兜的国防绿军装。

这玩意儿在当年，可不是一件衣服那么简单。

它是一张名片，一个标签，是“根正苗红”四个大字的活体广告。

兵团战士也发军装，但那料子，那做工，跟人家正规军的比，就像是工农兵和大学生的差距，一眼就能看出来。

在团部眼皮子底下，偷了兄弟部队的军装，这不叫偷窃，这叫打脸。

团领导的脸挂不住了，当即下了死命令：查！挖地三尺也得把这事儿给平了！

很快，线索就从三连那边飘了过来。

有人嚼舌根子，说前两天瞧见三连那个叫艾克琴的北京女知青，穿着身崭新的军装，在连队里头招摇过市，还拉着几个人咔嚓咔嚓照了好几张相。

那军装，板正得就跟刚从军需仓库里拿出来的一样，四个兜一个褶子都没有。

艾克琴啥家庭背景，三连的人门儿清，她上哪儿弄这么一身行头去？

这事儿透着邪性。

消息传到团保卫股，找艾克琴谈话的任务，顺理成章地落在了王丽头上。

王丽，二十出头，也是从三连知青里头提拔上来的女干事。

一张干净利落的脸上，总带着股子超越年龄的沉稳。

谈话地点就选在三连一间空置的宿舍里。

艾克琴坐在小马扎上，两只手紧张地绞着衣角。

她长得不赖，大眼睛，白皮肤，是那种在知青堆儿里扎眼的北京姑娘。

“艾克琴，别紧张，就是跟你了解点情况。”王丽的语气很平缓，像是在拉家常。

“王干事，我……我没犯错误。”艾克琴的声音有点发颤。

“我知道，”王丽笑了笑，递给她一杯水，“就是想问问，你前两天照相穿的那身军装，挺好看的，哪儿来的？”

一听是这事儿，艾克琴明显松了口气，脸上甚至泛起一丝得意的红晕。

“嗨，那是我对象吕宝华的。他……他说是一个朋友送的。”

吕宝华。

在兵团，男女知青谈恋爱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虽然早些年还跟防贼似的防着，可到了七四年，这规定基本就是一张废纸。

艾克琴和吕宝华那点事儿，三连的人都知道。

“那件衣服现在在哪儿？能不能拿来我看看？”王丽的眼神很柔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艾克琴没多想，颠儿颠儿地跑回宿舍，把那件军装取了来。

王丽接过衣服，入手就是一沉，那布料的质感，跟兵团发的大路货完全是两码事。

她把军装叠好，装进一个布袋里，对艾克琴说：“行，我知道了，这衣服我先拿走核实一下，没问题就还给你。”

回到团部，王丽直接把军装拿给那个丢了东西的现役军人。那哥们儿只扫了一眼，就猛地一拍大腿：“就是它！我这儿有个兜的里衬，缝的时候不小心用针燎过，有个小黑点，你们看！”

众人凑上去一看，果不其然。

物证，确凿了。

王丽的心跳快了几分，她立刻调阅了医院的住院记录。

一个名字赫然在列：吕宝华，三连。

住院时间，恰好覆盖了盗窃案发生的那几天。

更要命的是，他的出院日期，就在现役军人住院的第二天。

所有的线索，死死地指向了同一个人。

吕宝华，六八届的北京知青，比艾克琴早来一年。

个子中等，身板儿挺结实，就是那张脸，总像是没睡醒，眼睛半眯着，看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他话不多，性格内向得有点儿阴沉，除了那一头跟年龄不符的“少白头”，整个人扔人堆儿里都泛不起一点儿水花。

可最近，这个闷葫芦似乎有点不一样了。

有人听见他跟几个关系还行的哥们儿吹牛，说自己马上要搞个大动作，给艾克琴一个“天大的惊喜”。

唾沫横飞间，他的眼睛会不自觉地瞟向别人手腕上戴着的“上海”牌手表，那眼神里头，是藏不住的羡慕和贪婪。

在那个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衡量一个男人能耐的硬通货。

吕宝华一个月二十几块钱的工资，家里条件也一般，一块一百多块的手表，对他来说，跟天上的月亮没啥区别。

这些零碎的信息，当时没人当回事，只当是年轻人吹牛不上税。

可现在回想起来，那每一个羡慕的眼神，每一次关于“惊喜”的吹嘘，好像都在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下午，天色有点阴沉。

王丽带着副指导员，一个同样从女知青提拔上来的干部，径直走向了大田排的宿舍。

吕宝华的铺位在最里头，他正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屋顶的蜘蛛网发呆。

看到王丽她们进来，他“腾”地一下坐了起来。

“吕宝华，”王丽的声音很平静，“有点儿事需要找你谈谈，跟我们走一趟吧。”

“啥……啥事儿啊？在这儿说不行吗？”

吕宝华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完全不像是一个只犯了点小偷小摸的人该有的反应。

“不行，规定就是规定。跟我们走，到团部去谈。”王丽的语气不容置疑。

“现在……就得走？”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对，现在就走。”

吕宝华没再吭声，他起身穿鞋的动作，慢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磨蹭了足足有五六分钟。每一步，都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他不是不情愿，而是恐惧，一种发自骨髓深处的、无法言说的巨大恐惧。

看着他被带走的背影，宿舍里其他知青交头接耳，谁也想不明白，这个平日里蔫了吧唧的吕宝华，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远比偷件军装要恐怖百倍的故事，已经拉开了它血腥的序幕。

02 失踪疑云

三连是十五团的武装连，离团部近，走路也就一里多地。

吕宝华一路低着头，像个被押赴刑场的囚犯，沉默得可怕。

到了团部保卫股办公室，审讯算是正式开始了。

保卫股的人原以为这是个手拿把攥的活儿。

人证（艾克琴）、物证（军装）俱在，时间线也对得上，这案子还有什么可审的？直接让他画押签字，完活儿。

可他们低估了吕宝华。

面对桌上那件板正的军装，吕宝华却一口咬定，军装是别人送的。

“谁送的？”保卫股长拍着桌子吼。

“不认识，一个过路的。”吕宝华的回答滴水不漏。

“放屁！过路的送你一身军装？你当这是大白菜啊！”

“就是送了，我也不知道为啥。”

审讯从天黑持续到半夜，车轱辘话来回说，吕宝华就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

保卫股的人没辙了，那个年代办案，程序上没那么讲究，更何况是在兵团这种半军事化管理的地方。

股长一挥手：“关起来！隔离审查！”

所谓的“隔离审查”，就是关禁闭。

吕宝华被带走了，审讯陷入了僵局。

保卫股的人觉得，晾他几天，这小子心理防线一垮，自然就全招了。

王丽没回团部，她选择继续蹲在三连。

直觉告诉她，吕宝华那过度的恐惧反应，不仅仅是因为一件军装。

她想从三连这帮知青嘴里，再挖出点什么东西来。

接下来的几天，三连表面上风平浪静。知青们照常出工，收工，在食堂里打饭，在宿舍里吹牛打屁。

然而，就在这种平静之下，另一桩更诡异的事情，正悄无声息地发酵。

一天，王丽在连队食堂吃饭，听见旁边一桌的人在议论。

“哎，你们看见王忠信没？好几天没影儿了。”

“谁知道呢，兴许是跑哪个同学那儿猫着去了。他那人，神出鬼没的。”

王忠信，北京来的六八届知青，跟吕宝华是同一批。

王忠信个子矮小，身子骨单薄得像根豆芽菜，平时不爱说话，总是独来独往。

他在三排十一班挂着名，干的活儿却是“看青”——秋收前后，一个人守着大片庄稼地，防止牲口糟蹋或者有人偷盗。

这活儿清净，倒是很对他的脾气。

连队里对知青的管理，说严也严，说松也松。

纪律规定不准夜不归宿，可谁没在同学老乡那儿凑合过几宿？

各连队之间离得远，交通基本靠腿，通讯基本靠吼，连部那台手摇电话机，打一次跟上战场似的费劲。

所以，少个人一两天，只要不是点名的时候，谁都不会太当回事。

可现在，已经不止一两天了。

就在这时，一个刚从猪号过来的知青插了一嘴，他挠了挠头，一脸不确定地说：“说起来怪了，王忠信不见的前一天晚上，我起夜撒尿，好像看见他跟吕宝华在宿舍后头的草垛边上说话。离得远，听不清说啥，就感觉俩人情绪不对，像是在吵吵。”

“不可能！”

旁边立刻有人反驳，“你记错了吧？王忠信失踪那会儿，吕宝宝不是早被抓走了吗？你小子睡糊涂了吧！”

“可能……可能是吧。”那知青被说得也没了底气，嘟囔着扒拉碗里的饭。

王丽把这段对话默默记在了心里。

尽管在逻辑上，这条线索因为吕宝华的“不在场证明”而显得毫无价值。

又过了两天，王忠信还是没出现。

王丽坐不住了，她直接找到了三连连长，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兵。

“连长，家里少只鸡，当主人的还得满院子叫唤几声呢。这么个大活人，好几天不见了，咱们总得找找吧！万一真出了事，怎么跟他爹妈交代？”

王丽的话说得很重。

连长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派人去王忠信的宿舍看了看，箱子锁得好好的，被褥也叠着，不像是出远门的样子。

难道是偷跑回北京了？

这几年，走后门当兵、探亲不归的知青不是没有，但以王忠信那老实巴交的性格和普通的家庭背景，可能性不大。

十五团不敢怠慢，立刻派了一个副团长，带队去北京核实情况。

他们到了北京，没敢直接找王家，怕惊动了老人。

而是先通过街道居委会打听，又让同行的知青装作顺路看望，去王家旁敲侧击。

结果是：王忠信压根儿就没回去过。

北京传回消息的当天，三连领导下了命令：全连停工半天，找人！

九月中旬的河套平原，秋高气爽，但也透着一股萧瑟。

小麦刚收完，玉米秆子还跟青纱帐似的立在地里。沟渠纵横交错，把大地分割成一块块的。

五百多号人被撒了出去，拉开距离，像梳子一样在地里篦过去。

起初，大伙儿还带着点看热闹的心态，嘻嘻哈哈，没个正形。

“王忠信——你在哪儿啊——”

有人甚至学着电影《夺印》里地主婆的腔调，捏着嗓子喊：“王忠信——回来吃元宵啦——”

一下午过去了，连王忠信的一根毛都没找到。

第二天下午，一个惊人的发现，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

在三连地界内的八号斗渠边上，有人找到了一只鞋。

那是一只左脚的鞋，兵团发的黑灯芯绒面、塑料底的“劳保鞋”。鞋面上有一个被镰刀划开的三角形口子，用黑色的粗棉线歪歪扭扭地缝上了，像一道丑陋的疤。

跟王忠信熟的人，只看了一眼，就断定：“这是王忠信的鞋，错不了！”

鞋子孤零零地躺在一个水洼边，沾满了湿泥。

发现鞋子的地方，渠边的烂泥地上，能看到一些杂乱的脚印和明显的拖拽、蹬踏过的痕迹。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所有人的心里疯狂滋长：出事了。

03 水潭浮尸

连队领导和团保卫股的人火速赶到了八号斗渠的现场。

现场因为最先发现的人围观，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杂乱的脚印覆盖了一切，分不清哪些是原始的，哪些是后来的。

保卫股的老侦查员蹲在地上，仔细勘察着那些模糊的痕迹。

他们推断，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挣扎，王忠信的鞋，很可能就是在拖拽或蹬踏中脱落的。

一个猜测浮现出来：王忠信会不会是晚上走路，不小心掉进了渠里，然后自己爬了上来？可爬上来之后呢？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凭空消失？

由落水的推测，人们的搜寻方向开始转向所有有水的地方。

三连的人把连队里所有的水井，包括那些早就废弃的枯井，还有储藏冬菜的菜窖，全都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一无所获。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一个地方——“大巴洞”。

在三连营区的西北角，有一个巨大的水坑，长宽都得有上百米。

当地人管它叫“大巴洞”，这死水潭无源无流，全靠地下水和雨水补给，深不见底。

在那个精神和物质都极度贫瘠的年代，这个大巴洞却是三连知青们的乐园。

夏天，男男女女在这里头游泳嬉闹；冬天，结了冰，就成了天然的滑冰场。

最让大伙儿兴奋的，是炸鱼。把罐头瓶里塞满火药，点着了扔进去，“轰”的一声，水花冲天，被震晕或者炸死的鱼，白花花地翻了一片，捞上来就是一顿难得的牙祭。

可现在，这个曾经充满欢乐的地方，却笼罩上了一层阴森的气息。

王忠信，会不会掉进了大巴洞？

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连里组织了几个水性最好的知青，准备下水搜寻。塞外的秋天，寒气已经很重了，水冷得像冰碴子，刺得人骨头疼。

几个人冻得嘴唇发紫，牙关“咯咯”地打颤，只能沿着岸边浅水区蹚了一圈，折腾了半个下午，什么也没发现，只好无功而返。

谁也没想到，真正的惊魂一刻，在第二天清晨来临了。

三连的马倌老张，像往常一样，天蒙蒙亮就赶着马群到大巴洞饮马。

可今天的马群，显得格外反常。

它们没有了往日的兴奋，只是在水边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刨着蹄子，任凭老张怎么吆喝，就是不肯低头喝水。

老张觉得奇怪，便牵着头马走到水边。他随意地朝水面扫了一眼，突然，他的目光凝固了。

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那是一颗头颅！是一个人的后脑勺！头发在水里微微荡漾着！

“哇——”

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老张疯了似地跳上马背，连抽几鞭子，朝着连队的方向狂奔而去，嘴里语无伦次地嘶吼着：“漂……漂起来啦！大巴洞！漂起来啦！”

一瞬间，三连炸了锅！十五团也炸了锅！

所有人都疯了似地冲向大巴洞。

王忠信的尸体，就那样半卧半立地悬浮在水中，脸朝下，只有后脑勺和部分脊背露在水面上，像一个恐怖的浮标。

打捞开始了。

还是昨天那四位知青，姚安驹、韩建生、齐书庭和李占辉。

他们的脸上再也没有了昨天的轻松，只剩下凝重和恐惧。

连部的通信员拿来一瓶白酒，四个人轮着灌了几大口，算是壮胆祛寒。

他们抬着从工地上找来的一个选沙石用的大筛子，一人一角，再次走进冰冷的潭水。

尸体被抬上岸。

左侧太阳穴有一个明显的伤口，衣物穿戴基本完好，只是左脚光着，那只在八号斗渠找到的鞋，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他手腕上平时从不离身的那块手表，不见了。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的裤裆里，被硬生生塞进了一块重达九公斤的大石头。

很显然，凶手就是用这块石头，让尸体一直沉在水底。

直到昨天下午的搅动，加上尸体腐烂产生的气体，才让它最终浮了上来。

十五团、二师、兵团保卫部门的人都来了，连五原县、巴彦淖淖尔盟的公安也派人赶了过来。现场被迅速封锁，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详细的鉴定。

结论很快就出来了：他杀！

致死原因是溺水造成的窒息。

头部有多处钝器重创的痕迹，下手极狠，是近距离作案。

根据尸体状况和两个现场的勘查，刑侦人员迅速做出了专业判断：八号斗渠是第一现场，大巴洞是第二现场。凶手应该和被害人是熟人，利用了被害人的信任。作案人很可能是一到两人，因为一个人很难在深夜将尸体搬运这么远的距离。

凶手心思缜密，手段残忍，杀人之后又沉尸灭迹，目的就是让王忠信永远消失。

04 陷入僵局

专案组正式成立，各路人马汇集到了三连。

破案的第一步，全面排查。

一道命令从团部下达：三连所有人员，上至连队干部，下至家属子弟，无论你是北京来的知青，还是本地的原场农工，五百多号人，一个都不能少，全部都要写一份详细的材料，说明王忠信失踪那天，也就是九月九号，你从早到晚都干了什么，在哪儿，和谁在一起，必须有证明人。

同时，在案件侦破之前，三连整体封锁，禁止一切人员外出，所有知青的探亲休假一律暂停！

这道命令的潜台词，所有人都听得懂。

“禁止所有的人员外出”，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那个杀害了王忠信的凶手，那个冷血、残忍、狡猾的杀手，就生活在他们中间！

他可能就在你身边，跟你一起在食堂打饭，跟你一起在田里干活，甚至可能就睡在你的上铺！

恐慌，如同决堤的洪水，割断了人与人之间脆弱的信任，淹没了整个三连。

白天，除了集体出工，再也没人敢相互串门了。

天一擦黑，整个营区就跟鬼蜮一样死寂，上厕所都要三五成群结伴去，还得提着马灯。

专案组的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

几百份情况说明材料雪片似地汇集到了保卫股，侦查员们熬红了眼睛，一份份地看，一份份地比对，企图从中找出破绽。

可调查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王忠信为什么会死？

仇杀？

专案组把王忠信的社会关系查了个底朝天。

他平时为人谦和，甚至有点懦弱，从没听说跟谁红过脸。实在想不出有谁会对他下此毒手。

情杀？

这更不可能。

王忠信内向寡言，跟女生的交往几乎为零。

谋财害命？

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那块失踪的“北京”牌手表，成了唯一的线索。

可一块撑死百十来块钱的手表，值得去杀人吗？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至关重要的、几乎是致命的误判，正在悄然形成。

所有的调查人员，包括最敏锐的王丽在内，他们的脑子里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事实”：王忠信失踪的时候，那个因为偷军装而被抓的吕宝华，正被关在团部的禁闭室里。

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这个“铁证”，像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从一开始，就将真正的凶手完美地排除在了所有嫌疑人之外。

调查的方向，从根儿上就偏了，真相，就此南辕北辙。

九月二十二日，在军装被盗案上问不出任何结果，而杀人案又闹得人心惶惶的背景下，团里做出了一个决定：先把吕宝华放了。毕竟，不能因为一件小偷小摸的案子，无限期地关着一个人。

于是，在被隔离审查了十二天后，吕宝华重获自由。

他回到了三连，回到了那个充满了恐惧和猜忌的人群中。他每天随着大田排集体劳动，起床，熄灯，脸上还是那副睡不醒的、半眯着眼睛的表情，看不出任何波澜。

更滑稽，也更惊悚的一幕发生了。

王忠信的尸体，因为案子没破，暂时不能下葬，被停放在团部附近的一个废弃澡堂里，每天靠从县城拉来的冰块降温。

看守停尸房这个没人愿意干的苦差事，被分配给了王忠信生前所在的三排十一班。

每个人上岗，都发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发实弹。

用班长的话说：“不给真家伙，谁他妈敢去啊！”

吕宝华，也参加了这个值勤任务。

于是，在那些阴冷的夜晚，杀人凶手吕宝华，就那么挎着上了膛的步枪，面无表情地站在停尸房门口，守着被他亲手杀害的王忠信的尸体。

不知道在那样的时刻，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王忠信的父母从北京被接了过来。

两位老人一夜白头，他们想不通，自己那个老实巴交的儿子，怎么会遭此毒手。

他们哭着请求组织，追认儿子为烈士，希望在下葬时，能把坟做成“悬墓”，等抓到凶手再入土为安。

这两条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

九月底，王的遗体被埋葬在了二十七号地。

两位老人带着无尽的悲伤，离开了这个让他们肝肠寸断的地方。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子毫无进展。

十一月初，大巴洞的水被全部抽干了。

在坑底的淤泥里，人们又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正是医院被盗的那个！

包里已经没了军装，但剩下的衣物还在，里面同样被塞了一块砖头。

与此同时，吕宝华在被放出来之后，手脚依然不干净，伙同室友偷宰了附近老乡的羊，被人给告发了。

数罪并发，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吕宝华因为盗窃和破坏群众纪律，被第二次“隔离审查”。

可这一次，他依然没有被和那桩惊天的杀人案联系在一起。

尽管有刑侦人员提出，偷盗案和杀人案的抛弃赃物、尸体的地点和手法如此相似，会不会是同一人所为？

但这个天才的推测，立刻就被“吕宝华没有作案时间”这个坚不可摧的成见给驳了回去。

他就像一个处在风暴眼中心的幽灵，看着周围的世界天翻地覆，自己却享受着一种诡异的、灯下黑式的安全。

调查，彻底陷入了僵局。

05 “美侬”纸上的破绽

时间一晃，就到了十二月。

黄河后套地区已经进入了严冬，王忠信的案子，也像这天气一样，彻底冷了下来。兵团派来的调查组回了呼和浩特，二师的人也撤回了乌拉特前旗。

案子，似乎就要成为一桩悬案，被时间的黄沙慢慢掩埋。

就在所有人都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一封信，毫无征兆地在三连炸响。

十二月九日，一个普通的早晨。

三连通信员小马照例打开连部门口的木制邮箱，准备把大伙儿的信件送到团部邮局。

在一堆写得规规矩矩的信封里，一张没有信封、只是被折叠成燕尾形的信纸，引起了他的注意。

信纸外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交十五团三连 李金香收 公安局”。

李金香是三连的知青，一个平日里挺爱交朋友、讲点哥们儿义气的男生。

谁会用这种方式给他写信？

还落款“公安局”？

小马按捺不住好奇，偷偷打开了信纸。

只看了一眼，他的手就开始发抖。

信是这么写的：

“李金香：今日留言不为别事，三个月前的今天(9月9日)是太爷24岁大寿，酒后师徒来复仇，走到菜园正碰上你连小牛倌偷看他带一块夜光表，我们以为什么好表，跟他借带带，他不借，还喊，被我们几砖斧打昏后沉入水晶宫了，当了你的替罪羊。十几天后，我们回来听说你在场，我们喊了你几声你都不回声，我们本想让你试试砖斧的滋味，然后让你和麦子一同化为灰烬，你的狗又救了你一条命，我们的仇未报成，把那块烂表打碎撒在连里，表带掉在东边厕所大尿缸里。你自己深思细想，你打了我师弟，你如果想起来就送点钱来，否则就拿命来。你如果揭发我们，叫你灭门九族，你也活不长。我们暂时回去，我们后会有期，你自己看着办吧。今日路上的时间紧，不能收拾你。特记告之大峡黑斑虎与丁照兰，9日。”

三百来字，几乎没有标点，错别字连篇，但意思却看得清清楚楚。

充满了黑话和赤裸裸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它提到了几个惊人的细节：九月九日、夜光表、沉入水晶宫（大巴洞）、替罪羊！

小马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把信交给了连领导。

这封信，立刻被送到专案组。

信里提到的一个关键线索，让所有侦查员的精神都为之一振：表带掉在东边厕所大尿缸里。

三连东边的厕所，就是一个露天的茅坑，旁边砌了一个巨大的尿缸，用来收集粪水沤肥。

数九寒天，尿缸里早就冻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冰坨子。连部班的几个战士，拿着镐头和铁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个冰坨子砸开，一层层地往下刨。

当刨到最底下，发现了一副手表带！

专案组立刻派人取来王忠信遗物中剩下的两节备用表带进行比对。

接口、款式、完全吻合！

千真万确！

这封匿名信的出现，证明了写信人，即便不是凶手本人，也绝对是核心知情人！

沉寂了近三个月的案子，终于迎来了转机。

调查工作再度紧张起来。所有的方向都转向了这封信和收信人李金香。

凡是跟李金香有过节的、年龄在二十四岁左右的、符合信中“师徒”两人描述的，都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可查来查去，还是没有头绪。

就在其他调查人员都把精力聚焦在信件内容和李金香的社会关系上时，王丽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封信，写得太刻意了，处处都是线索，就好像生怕别人看不懂一样，这更像是一种挑衅和误导。

王丽固执地认为，凶手真正的破绽，一定不在这些故弄玄虚的文字里，而在物理证据上。

她把那几百份情况说明材料和这封匿名信，全部抱回了自己在团保卫股的办公室。

接下来的几天，她几乎不眠不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她一遍又一遍地比对着，看纸张，看字迹，看墨水颜色。

那封匿名信，用的是一种很普通的横格信纸，纸张泛黄，上面印着淡淡的粉红色横格，边角有“美侬印制”四个小字。

王丽把所有用同样“美侬”信纸写的材料都抽了出来，一张一张地和匿名信放在一起比对。

就在一个深夜，一张材料，让她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这张材料的提交者，是三连的一名原场农工子弟，名叫程义树。

乍一看，这张纸和匿名信除了是同款“美侬”纸外，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可是，当王丽把这两张纸并排放在台灯下，一个细节，像一道闪电，击中了她！

程义树那张材料的右上角，有一个极其微小的缺口，像是被不小心撕掉了一小条。

而那封匿名信，纸张完整，但在它右上角同样的位置，却多出来一小块信纸封边时留下的火漆！火漆上，还粘连着一丝几乎看不见的、上一张信纸的纤维！

王丽颤抖着手，小心翼翼地把两张纸的右上角对在一起。

盈缺相对，两两相合。

天衣无缝！

这个发现，让王丽的心脏狂跳起来。

这意味着，程义树交上来的这张材料，和那封匿名信，原本就是同一张信纸上紧紧相连的两页！

为了慎重起见，这个惊天的发现被严格保密。

团里立刻派人，连夜驱车前往包头市公安局，请求笔迹鉴定专家，对程义树的材料和匿名信，以及其他几份被怀疑的材料，同时进行鉴定。

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

专家的意见非常明确：匿名信的笔迹，与送检的几份材料都不同，是刻意模仿的。但是，那张右上角有缺口的“美侬”纸，其字迹，与程义树本人的笔迹样本，是同一人所为！

两方面的证据，虽然看似矛盾，却都死死地指向了同一个人——程义树！

一张巨大的网，终于找到了它的第一个收网点。

06 天网恢恢

1974年12月24日，平安夜，对于这个西方的节日，兵团的战士们毫无概念。

但对于程义树来说，这个夜晚，他终生难忘。

白天，他刚给满月的女儿办了酒席，请了几个要好的知青战友在家里喝得酩酊大醉。他很满足，有老婆，有孩子，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在三连这个小世界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挺美满。

送走客人，他刚钻进热乎乎的被窝，家门就被敲响了。

打开门，看到站在门外的王丽和几个面色严肃的保卫股干事，程义树的酒，瞬间醒了一半。

审讯，就在团部保卫股那间熟悉的办公室里开始。

“你今天晚上在家干什么了？”

“给……给我闺女过满月，请客了。”程义树的声音有些发抖。

“王忠信失踪那天你在哪儿？”

“我……我写过了，在家里。”

“你那份材料，是在哪儿写的？用的是谁的纸？”

“在家写的，我自己的纸。”

“你给别人用过没有？”

“没有。”程义树矢口否认。

“再问你一遍，有没有人到你家用过你的信纸？”审讯员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压迫感。

程义树的嘴唇开始哆嗦，眼神惶恐地四处躲闪，就是不说话。

“不老实！”

“咔哒”一声，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住了他的手腕。

审讯人员开始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程义树只是闭着嘴，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终于，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他吞吞吐吐地挤出了一句话，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话：“是……是吕宝华……吕宝华在我家里写过信。”

“什么？！”

保卫股长猛地站了起来，“你他妈胡说八道！王忠信失踪的时候，吕宝华早被我们关起来了！”

“是真的！就是吕宝华！”

程义树带着哭腔喊道，“他那天半夜敲我家门，从禁闭室跑出来了！他让我给他做了一顿汤，说要给艾克琴写信。我做饭的时候，他就在桌子上写，用的就是我的信纸！”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他……他临走的时候威胁我，说我要是敢把这事儿说出去，就杀了我全家！我怕啊！他被关着都能跑出来，我怕他害我闺女……”

程义树的供述，像一颗炸雷，炸懵了在场的所有人。

“立刻提审吕宝华！”

凌晨，吕宝华被从禁闭室里拖了出来。

与此同时，另一拨人找到了负责看押的战士。

三问两问之下，真相大白。

吕宝华果然跑出去了！

而且不止一次。

其中一次，他天亮前潜回，甚至跟换岗的看守撞了个正着。

那个看守训斥了他一顿，但因为害怕自己失职被追究，竟然把这天大的事给隐瞒了下来！

审讯室里，吕宝华还在死扛。

“你在关押期间，跑出去过没有？”

“没有。”他的回答干脆利落。

“你去过程义树家没有？”

当这个问题被抛出来的时候，吕宝华呆住了。

“程义树已经全说了，你要老实交代！”

吕宝华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

他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椅子上，低声承认：“是，出去过。”

“出去干什么了？”

“我饿得不行，找吃的去了。”

“那封匿名信，是不是你写的？”

“是。”

“为什么要写？”

“我想早点出去。我在里边关着，信是外面的人写的，那就能证明杀人的人不是我。”他还在做最后的狡辩，自作聪明地解释着他那个漏洞百出的逻辑。

审讯员冷笑一声，抛出了那个他永远也无法回避的、致命的问题：“那你怎么知道，王忠信的表带，被扔在了东边厕所的大尿缸里？”

吕宝华沉默了。

长久的、死一般的沉默。

三个多月，外面天翻地覆，真凶却被他们亲手关进了“保险柜”！

在三连人人过关写材料的时候，唯独漏掉了吕宝华，因为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他没有作案时间。

就是这个关键时点的模糊，这个致命的成见，让调查工作南辕北辙，荒唐到了极点！

很快，吕宝华交代了所有罪行。

他和艾克琴确定关系后，虚荣心作祟，承诺要送她一块手表。

可凭他的条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王忠信探家回来后，手腕上那块崭新的“北京”牌手表，就成了他觊觎的目标。

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近王忠信，取得了对方的信任。

九月九日晚饭后，他右手托着一个，左手袖筒里藏着一根从马厩里偷来的、用来套牲口的驴夹骨，溜进了王的宿舍。

他谎称在别处偷了瓜，藏在地里，叫上毫无戒心的王忠信一起去取。

当走到八号斗渠上，四野漆黑，万籁俱寂。

吕宝华从背后，用驴夹骨猛击王的太阳穴。

王忠信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

吕宝华怕他没死透，又死死掐住他的脖子，直到他彻底没了呼吸。

然后，他把尸体拖下渠背，将王的头按在水里，确认死亡后，捋下了那块手表。

之后，他扛着尸体，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大巴洞。

把早就看好的一块九公斤重的石头塞进王的裤裆，再用一根长长的树干，将尸体推入深水潭。

做完这一切，他回到宿舍，把手表埋在了床下的土里。

九月十一日，当王丽来带走他时，他以为东窗事发，吓得魂飞魄散。

可到了团部才明白，只是为了军装的事，他暗自庆幸躲过一劫。

在第一次被关押期间，他从外面传来的消息中，得知了王忠信失踪、尸体被发现的全过程。

他既恐惧，又庆幸自己有“不在场证明”。

第二次被关押后，他越来越焦虑。他从偷偷来探望他的艾克琴口中得知，案子陷入了僵局。

于是，他那个自作聪明的计划开始酝酿。

他利用看守的松懈，用磨利的饭勺柄，在木质的门框上挖开一道豁口，卸下门板，金蝉脱壳。

他闯进程义树家，威逼利诱，写下了那封自以为能搅乱视线、嫁祸于人的匿名信。

聪明反被聪明误。

在荷枪实弹的战士押解下，吕宝华戴着手铐，领着一众保卫干部，重走了三个多月前那条罪恶之路，指认了所有现场。

最后，在他的宿舍里，人们清开取暖土灶旁的煤堆，撬开地上的砖。

在挖开两寸深的土层后，一个用蓝色塑料布包裹的东西露了出来。

打开塑料布，里面是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

再打开语录的封面，书芯已经被挖空，一个长方形的凹槽里，一块“北京”牌手表，正静静地躺在那里。

经事后查证，此表价格，人民币九十元整。

在讯问的最后，办案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

吕宝华抬起头，沉默良久，他说：“从小我妈就跟我说，自己手里有窝头，就别老看着人家碗里的肉。别最后弄得，肉你没吃上，自己手里的窝头也没了。”

我们无从得知，这究竟是他走到人生绝路时的忏悔，还是对母亲的怀念。

1975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军事法院，在十五团召开公判大会。

数千名战士和群众，在凛冽的寒风中，见证了这罪恶的终结。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图财害命犯吕宝华，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立即执行！”

刑场，就设在十五团的十八号地。

那里，距离王忠信罹难的八号斗渠，只有一箭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