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得从郭汝瑰的回忆录说起,要不真搞不懂,同样是潜伏的中将,三个人,怎么就吴石牺牲了。
1950年6月10号下午四点半,台北马场町刑场那边枪响了,四个人倒下,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就在同一天,海峡这边的北京饭店里,郭汝瑰正以“起义将领”的身份参加宴会,刘斐呢,已经坐在中南海听会了,都是潜伏的中将,路却走到了完全不同的岔口,郭汝瑰后来写回忆录,就一句话,吴石之失,失在侥幸,一下子就把事儿说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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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吴石不懂保密,那不对,他49年8月拿着老蒋的手令飞台湾,心里门儿清,这一去凶多吉少,所以香港带来的胶卷、药水全留在了福州,自己一个人去的,他心里有笔账,只要拿到台湾本岛的防御图,三野登陆就能少牺牲上万人,结果人一到那就傻眼了,线断了,台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抓,吐出来“吴次长”三个字,保密局那帮人跟闻着味儿的狼一样,二十四小时就给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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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后来回忆录里说自己能活下来,就靠三个“不”,不横向联络、不留笔迹、不感情用事,孟良崮战役前一晚,他把七十四师的部署抄给交通员,转头就在日记里骂张灵甫,说他太自大,故意把水搅浑,让人以为是国民党内部自己人斗自己人,刘斐那更是高手,国防部开会,直接跟郭汝瑰拍桌子对骂,互相指责对方是“共谍”,骂到老蒋都出来劝架,这么一闹,谁还怀疑他们,就像两条铁轨,看着近,永远碰不到一块,自然也出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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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偏偏就留了个“尾巴”,1950年2月,交通员朱枫出事了,躲在阿里山的旅馆里,吴石心里肯定也纠结,犹豫了两天,最后还是拿出了参谋次长的空白通行证,亲手填上字,盖上印,让朱枫去台东,结果朱枫跑到舟山还是被抓了,人家挨家挨户地查,那张通行证的编号一核对,副官聂曦的笔迹一鉴定,吴石就彻底完了,郭汝瑰在回忆录里就说,这事要换成我,肯定让朱枫自己想办法,一张纸片都不会给她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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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号大半夜,吴石在南昌街的家里被抓,保密局的记录里写着,他被审了48次,一只眼睛都给打瞎了,可他一个人、一个地方都没说,谷正文还装成自己人去牢里套他的话,吴石就回了五个字,你认错人了,到了6月10号那天,他穿着灰色的将官礼服,口袋里那首绝命诗被风吹起来,上面写着“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枪响之后,法医又在他西装的暗袋里找到另一张纸,墨迹都被血染开了,最后一句还能看清,“如此收场亦大悲”。
同一天倒下的还有朱枫,穿着深蓝色的旗袍,脖子上勒着绳子还在喊口号,身上中了七枪,其实她交通员的身份,蔡孝乾2月份就全交代了,吴石那张通行证,说白了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后来郭汝瑰看到台湾那边传过来的刑场照片,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没出来,回忆录里那句话特别重,吴石之失,失在侥幸,吾辈能活,活在不敢侥幸,一句话就把隐蔽战线那条生死线画出来了,这地方,最厉害的武器不是枪,是那种能把感情完全切断的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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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走了,换来的是什么呢,是那份完整的台湾布防图,大金门的碉堡位置,澎湖岸炮的射击范围,高雄港的水雷区,一笔一划,全在他出发前拍进了那卷胶卷里,后来三野情报部的人说,吴石一条命,换了登陆部队少牺牲一万人,到了1994年,郭汝瑰在重庆去世,人们整理他的东西,发现一封没寄出去的信,收信人是“吴石兄”,信里就一句话,你走了,我把命省下来替你看见新中国,三个人,三条完全不一样的路,最后都写进了同一段历史,只是,只有吴石的名字,刻在了无名英雄广场的石碑上,面朝着台湾,后背是他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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