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辽东文人之冠

中排左起：金毓黻、于省吾、顾颉刚

后排左起：唐兰、陈梦家

摄于1955年

金毓黻（1887-1962），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著有：《东北文献征略》《奉天通志》《辽海丛书》《渤海国志长编》《东北通史》《宋辽金史》和《中国史学史》等。为纪念这位史学大家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我们刊载了这篇文章，回忆先生的生平，愿金先生的精神永存。

1946年6月20日晚上，在抗日战争胜利10个月之后，教育部辅导委员会委员、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东北区代表金毓黻先生随东北视察团回到了沈阳。此时，距他最后一次从这里离开，已经十年有余，心绪自然难以平静。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离沈已十年又三四阅月，今日归来，不禁‘城郭犹是人民非’之感。”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用故乡名士丁令威化鹤归来的典故来表达内心深处涌起的无限感慨，蕴满了故土深情。

故土难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更是一种终生未了的情结。作为一代东北史学大师，他的真情所依、学术所系，都是这块最亲最近的土地。在此后大约半年的时间里，他奔走于沈阳、长春、辽阳、抚顺等地，清理文物典籍，沉浸于琳琅珠玑之中，一方面分秒必争地拯救国宝，一方面也在探求新的事业和学术基点。

一

身在沈阳，金毓黻怎能不惦念着已经疏离得已久的自己的出生地辽阳后八家子村。8月26日上午，他从辽阳乘车出城北，中午到达老家旧宅。“去家十余载，念念在先垄。归值中元节，亦未得上冢。秋风吹我来，中夜心为动。”站在祖宗墓前，他热泪涟涟，久久不忍离去。

1887年，金毓黻出生于辽阳县后八家子村（今属灯塔市），汉军正红旗人，原名毓玺，字谨庵，后改毓绂、毓黻，号千华山民，书室名静晤室。因为父亲金德元是私塾教师，家中时有书香弥漫，金毓黻耳濡目染，从小就喜欢读书。6岁开始在私塾就读，后入辽阳读小学。16岁因家计所累，辍学习商，到一家杂货铺里当学徒，给人家在后房包纸包。如果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世间将多一个普通的商人，却少了一个旷世的学者。但他就是一颗读书治学的种子，种在哪里都要萌发。即使在学徒期间，他也坚持自学， “一日未尝废书”，尤其受宋明理学思想影响很深。

有一天，一位先生路过这家杂货铺，见匾额字体很有功夫，便问是什么人题写的。掌柜的说是我家伙计，那先生就请伙计出来一见。谁料一见面，先生惊讶地说： “怎么是你，为啥不读书跑来当伙计了？”原来这位先生是金毓黻在辽阳读书时的老师，教育名人白永贞，他把金毓黻带回了学校，还替他交了学费。

就这样，已经20岁的金毓黻再入辽阳县立启化高等小学堂。“余少受知于佩珩（白永贞字）先生，承其奖饰拔擢，始出泥滓而履坦途。”正是校长白永贞的赏识和提携，让他享受官费，免去家庭负担，得以无后顾之忧，发奋苦读， “四十年来，得时时温理故书，日与古人晤对，而不致为君子所弃者，师之赐也，如何可忘！”

两年后，金毓黻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很有名气的奉天省立中学堂，他是全班50人中年龄最大的，被尊称为学长。同学之中多一时硕彦，像吴家象、汪兆璠、孙国封等都成为后来学界或政界的知名人士。

在奉天省立中学堂读书期间，金毓黻还做了一件慷慨激昂、无愧于“学长”之称的大事。当时正值清末实行新政，奉天省人大多主张速开国会以救亡御侮，然而朝廷久议不决。一天晚间，他随各学校的代表集会于谘议局，当着议长吴景濂的面，突然抽刀断指，刹那间鲜血淋漓，满座震惊，其直摅血性和满腔爱国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1910年是清王朝饱经内忧外患而最为风雨飘摇的一年，金毓黻当然看得清楚。以书法、诗词和后来的变节而著名的晚清政治人物郑孝胥于这一年的二月份，应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之约，经由大连来到奉天，筹划锦瑷铁路及葫芦岛修筑港口事宜。在小河沿消遣时，一时有感，吟诗嘲讽关东没有文化：“北俗虽豪缺风雅，麇集屠沽作都会。沈吟移徙谁与言，自怪边尘损文字。”已经开始热衷于盛京历史的金毓黻读到后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后来在编撰《辽东文献征略》中仍“耿耿于怀”：郑孝胥等人“拘于方隅之见”，故步自封，孤陋寡闻，其鄙视辽人之意溢于词表。出于对辽东乡土的热爱之情，他立志要效法汉末辽东三贤，悉心研究东北文化。

有如此血性和如此壮志，必有惊人抉择和惊人成就。几十年的时光磨砺，他终成东北史学的开拓者，一代著名的史学宗师。

二

1913年秋，金毓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堂文学门。入学第二年，适值黄侃到校任教，金毓黻得一天赐良师，遂频频问学。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人，是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国学大师。金毓黻直接受业于黄氏门下，既受黄师厚爱，又得黄师治学之法，受益良多。其实两人年龄相仿，黄侃只比金毓黻大一岁，所以亲切地与之称兄道弟，但金毓黻始终以季刚师、蕲春师相称。他日后治学，也深受黄侃的影响。

大学毕业后，金毓黻回到沈阳，先后任教于奉天省立第一中学堂、奉天文学专门学校，同时兼任奉天省议会秘书，不久升任秘书长。1920年10月，随同乡孙其昌到齐齐哈尔，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1921年春，又随孙其昌到吉林省省城吉林市任吉林永衡官银号总文书，不及半载，改任吉林交涉署第一科长兼秘书。

初到吉林，向来不习惯于应酬、只偏好旅游的金毓黻最为钟情的是山水之乐。他经常在公务之余乘舟渡江，游览江南公园；又频频光顾北山风景区，有时每日必往；还数次登上龙潭山，考察“水牢”；至于省城周围的其它山峰也无一不纳入他的游程，而每游之后必赋诗吟咏。在1922年一度离开吉林到长春，改任吉长道尹公署总务科长，之后不久又回吉林任吉林省财政厅总务科长。一直到1925年，他两次在吉林市任职，加起来时间是三年零五个月，城里的大街小巷都遍布他的足迹。旅馆、酒店、医院、茶园、书局、商号、药店、图书馆、照相馆、俱乐部、电影院，处处埋藏着他的细碎而温暖的记忆。

民国年间的吉林城，治学之风还不盛行，但金毓黻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积累期和研究起点，都在吉林，几年中所购之书和所读之书多得数不清。除了酷爱诗词，把《杜工部集》《柳河东集》《历代名人词选》经常放在案头外，所购、所藏和所读最多的还是史地著作。 《史记》《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均详细研读过， 《吉林地理纪要》《吉林通志》《吉林地理志》等吉林史地书也格外钟爱，每日里手不释卷。诗集和史籍里充分的文化营养和三年的苦读时光，让他的学术才华得以迅速显露，离开吉林之后，就开始陆续有著作问世。

因为爱书，金毓黻曾在1921年10月6日与友人商量准备组建一个读书会，内分各种学科，如外交、财政、商业、教育，计划次第进行研究。第二年冬天在长春，他又产生组织读书会的想法，专心研究应用文字，以公牍简札为主。虽然职务的频繁变化让他的想法一再流产，但他博览群书和专心治学的雅事足以在吉林文化史上流芳。

在进入史学研究之前，金毓黻致力于诗词创作，在吉林期间所作诗词约有上百首，先后加入了吉林的旧文艺团体松阳艺社和冷吟诗社，与社友酬唱吟咏不已，并在《吉长日报》多有刊发。在吉林，他完成了从诗词到史学的华丽转身。他先是对吉林史地著作精心阅读，进而诞生诸多的考证文字，还曾代荣孟枚作《重刊吉林通志序》。

金毓黻长期活动于辽、吉、黑三省政界，只能利用余暇时间治学。他认为辽、金两代起于东北，所以研究东北古史不能不研究辽、金二史。他最早接触并关注的文物，就是位于舒兰市小城镇的完颜希尹神道碑，在吉林期间就进行过详细的考证。1923年，他在考察研究了金代上京宝胜寺碑、辽阳沿革之后，辑录了《辽东文献》、 《辽东乡土志校补》等，留下治东北史的最初文字。他在诗中写道：“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言明此时他已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金毓黻与“吉林三杰”之首成多禄的交往一直被视为文坛佳话。1928年9月26日，已调任长春任吉长道尹总务科科长兼电灯厂厂长的金毓黻回到吉林，专程拜访自京师归来的成多禄。这是20世纪上半叶吉林省最具知名度与影响力的两位文化名人的第一次见面。这一年，成多禄66岁，早以诗文与书法名世；金毓黻42岁，在诗坛与史学界崭露头角。此前，金毓黻整理亡友宋星吾的诗文遗稿，曾请成多禄写序、题诗。金毓黻与成多禄的四子成世杰也是经常往来的好友。因为诗书往来，此前京吉两地之间，始终流淌着一种思慕的情怀，令后生仰视。

1927年，金毓黻出版了他研究东北史的第一部著作《辽东文献征略》，全书八卷，其中以无可辩驳的史实界定了辽东的地理沿革和地理范畴，对奉天古城及东北名山大川进行了缜密的考证，纠正了古籍中的许多疏误。如古代的挹娄，前人著述说沈州（辽代的沈阳称“沈州”）为挹娄故地，经他考证确定挹娄不在沈阳，而在长白山北宁古塔。又如《盛京通志》等书载黄龙府位于开原县，经他考辨确认为吉林省农安县，他从治史之始就显示出治学之严谨求实。至今在东北史研究中的许多定论，都还是他当年的研究成果。

1928年成立奉天通志馆时，金毓黻被聘为总纂之一，并直接负责《山川志》《文艺志》部分。

1929年3月，金毓黻离开长春，回到沈阳任东北政务委员会机要处主任秘书。1930年元旦，以研究东北历史、地理及时局问题为宗旨的东北学社成立，他被推举为干事，学术生涯进入新的境界。同月，升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1931年4月18日，张学良任命他为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此时的金毓黻，不仅成为一省政府的重要官员，也成为沈阳学人中的领军人物。他在公务之余四处考察，足迹遍布东北各地，着手汇集东北古代典籍文献，创办了《东北丛镌》。

三

就在金毓黻担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整5个月之时， “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打破了他宁静的为学为政生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人们只能各行其是，有的逃往关内，有的奋起抗敌。金毓黻以自己身任省府厅委，遭逢危难之际不得委之而去，又眷恋自己与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的关系，不肯自为身谋，事变后的四天之中，他一直置身臧家与其共商对策。然而日本宪兵突至，他继臧式毅之后被日军控制，软禁于鲍文樾私宅三个月之久。在这与世隔绝的三个月里，他只能以终日读书消磨时光，偶有所得，便写入日记。他的日记自题为《静晤室日记》，从1920年初时写起，一直坚持了40余年。

不久，臧式毅投降日寇，担任了伪奉天省省长。经臧式毅保释，金毓黻终于走出禁所。日本人开始让他恢复旧职，仍然担任省府秘书长或教育厅长，他坚辞不受；后来竟硬派其为伪奉天省府参议、省公署参议，他态度坚定： “硬派由他，不作由我，日人虽横，其奈我何！”到了1932年夏天，日军部仍不甘心，准备任金毓黻为营口盐运署长，他依旧毫不犹豫地拒绝。后经臧式毅出面斡旋，金毓黻不得以出任了伪满奉天省图书馆副馆长、 “日满文化协会”理事，负责编辑该会机关刊物《满洲学报》。

图书馆，也许是文化人绕不过的一道有魔力的咒。最牢固的坚守也会在面对学问渊薮的那一刻松弛下来。他的忘年之交成多禄先生入民国后一直不仕，唯独接下了京师图书馆副馆长的职务。

1934年，伪满洲国将东北划分为十省，内定金毓黻为安东省省长，当臧式毅将这个消息向他透露后，他铿锵有力地表态：“苟欲相强，有死而已，再入囹圄，所不恤也。”

起初，金毓黻移居到改建为图书馆的张氏帅府，因与出走有碍，他托臧式毅向日本军部通融，改任为伪满奉天通志馆总纂，并从张氏帅府移住于通志馆内，也算继续他几年前未竟的事业。但图书馆也好，通志馆也罢，都不过是权宜之计，既然每天有暗探跟踪，一时无法脱身，所幸能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东北史的研究。他一边对日寇虚与委蛇，时刻寻求脱身之计，一边利用通志馆的有利条件致力于东北地方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逆境中进行学术研究，不久竟编辑、出版了几部巨著：《渤海国志长编》20卷、补遗1卷， 《奉天通志》100册， 《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提要》32册， 《宣统政记》13卷，尤其是《辽海丛书》10集的编辑、出版，使许多海内孤本、珍本得以流传，被视为研究东北古史的资料宝库。委自由之屈，而求学术之全，金毓黻的隐忍与执著实在令人敬佩。而此时，当年被他记恨在心的郑孝胥已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任上下台，成为人见人弃的汉奸人物。

1936年4月13日，他得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服部宇之及和池田内宏两位教授的帮助，借研究东方学术与东北文献之名，获得留学日本两年的机会。事实上，早在他屡辞要职的时候，他就感到自己已“渐臻危境，不能再居沈阳”，因而以老母在堂，采取“辞尊居卑，伺机逃走”的对策。如今老母弃养，能到日本，就是实现出走目标的第一步。行前，他将自己的万卷藏书设法运入关内。

在日期间，他每天都到东方文库和静嘉堂文库等处读书，多与辽东史地有关，收获颇丰。最初日本人暗中监视，过了一段时间，觉得他似乎没有他去之意，渐渐放松了警惕。此时，金毓黻的大儿子金长佑和女儿金淑君随他一起到日本，二儿子金长衡夫妇也在日本京都。所以金毓黻在日本期间，除了读书就是由儿女们陪同到各地游览，同时预谋脱身之计。7月，金毓黻安排长佑买了两张赴上海的船票，其中金毓黻的一张为假名，长佑先在东京登船，而金毓黻经由京都，又由长衡夫妇送至大阪，躲开岸上警察的盘诘，由大阪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径开上海。

4年的伪满洲国、3个月的日本生活，他无一日不期待这一刻的到来。

当轮船抵达上海，呼吸到祖国空气的那一刻，金毓黻的心情为之一畅。他首先去拜访了老朋友、教育界名人黄炎培先生，黄先生推荐他去见久居上海的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见到金毓黻历尽波折从伪满脱身非常高兴，让他带着亲笔信赴南京去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到了南京，又由傅斯年介绍，拜见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教育部次长段锡朋。“羁栖不觉五年长，欲话前尘倍暗伤。”那些日子，金毓黻既得到了滋润心田的慰籍，又收获了漂泊之后的最初归属。

不久，金毓黻被聘为行政院参议、教育部特约编辑、中央大学教授，很快进入了角色。他从9月2日起编写东北史讲义，9月11日走上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台，讲授东北历史。在此期间，他还在《黑白》半月刊发表了《辽海丛书录》，在《禹贡》半月刊发表了《辽海丛书目录提要》。

四

从1936年9月开始，金毓黻与中央大学可谓缘起缘落，又难舍难分。虽然在1937年5月，他曾短暂地赴安庆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但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徽省政府改组，中央大学也迁校到重庆。当年年底，金毓黻溯江而上，转赴重庆，又回到中央大学任教。

在中央大学，金毓黻任历史系主任、教授，每年均开设《宋辽金元史》及《中国史学史》两门课。接下来的几年间，也是他的学术成果沉淀期。从1938年开始撰写宋辽金史讲义，后撰成《宋辽金史纲要》上、中、下三编。上编政治之部，中编制度之部，下编社会文化之部，全书约30万字。1940年写成《东北通史》卷上，此书凝结了他多年付出的心血和学术成果，对后世东北史研究影响极为深远。他还准备编撰《辽海先贤传》，先写成《王浍传》。

1941年秋，由于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芬坚邀，金毓黻迁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在该校先成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后改为文科研究所，他均兼任主任。在东北大学期间，他主编《志林》刊物，并将《东北通史》卷上用石印出版。1943年，他将其所藏东北文献资料编成《东北文献拾零》和《辽海书征》各六卷及《东北古印钩沉》一册、 《东北要览》20余万字，作为东北大学丛书出版。又撰有3万字论文《文心史传篇疏证》。

1944年，金毓黻第三次到中央大学任教，担任文学院院长。得知重庆商务印书馆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了他的《中国史学史》一书，甚感欣慰。他涉足这一领域时，前无所承，筚路蓝缕，先后写出《中国史学考》和《中国史学史大纲》讲义，为他的代表性之一《中国史学史》的最终出版筑牢了基石。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书已在香港出版一次，乃未得见，盖为兵戈所阻也。此次实为再版。”但战争年代，国难岁月，条件所限，不可能不影响到学术研究，他自己的规划也有难以实现的时候：“余尝有志修《清通鉴》，亦可名为《通鉴清纪》，录《史稿》所举诸要事，一一系于各年之下，使人一览而得。其于穿插联贯之际，又应虎虎有生气，使读之为之忘倦。茫茫此愿，不知何时可酬。”

据学生刘敬坤回忆， “金先生为人极为随和，讲课也极为认真，但其在伪满任事的事总是一件心病，所以金先生虽居历史系主任之尊，但平时走路总是眼睛不看学生两眼下视。学生们都是‘好事不出门，坏话传千里’的角色，大家就一传十，十传百，说‘金先生当过汉奸，所以不敢在人面前抬头’。”其实金毓黻写有《沈阳蒙难记》一文，记叙了陷敌及逃走的详细情况，心迹斑斑可鉴。曾在中央大学任过教的贺昌群先生闻知学生的传言，一再对学生们解释说：“金先生颈部有毛病，不能抬头。”当时学生们并不相信贺先生的解释。金毓黻生前在遗嘱中写道：“我在中年时不幸遭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当时以受日寇拘囚威胁，不能以死自矢，平生以为憾事。经过4年，走许多弯路，逃回祖国。”后来大家都知道金先生颈部确实有毛病而不能抬头，又了解了他身陷伪满的前后原委，对金毓黻的委曲求全和矢志不渝尊重有加。

抗战胜利后，金毓黻经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副院长刘尚清推荐，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不过仍在中央大学任教。此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3部学术专著《东北通史》《宋辽金史》和《中国史学史》都已出版，已无愧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而此时郑孝胥已作古6年之久。

1945年9月初，应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之聘，金毓黻成为东北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委员，次月又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委员。1946年4月26日，由重庆飞往南京，6月13日，从上海飞抵北平，继而被派遣参加“东北视察团”工作，荣归故里。

五

金毓黻这次重回沈阳工作，历时153天。此间，他与时任东北行营（后改行辕）主任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和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家璈多有交往，并在工作上得到三人的支持。张家璈还将从长春伪满皇宫收缴的宋、元、明善本13箱送沈阳故宫博物馆由金毓黻负责清点。这批书共92种，1495册，其中宋版占十分之六七，元版占十分之二三，明版不及十分之一。国宝级的古籍频频过眼，对他的晚年学术生涯无疑是一次重要阅历。

工作之余，他会见往日老朋友，与曾任吉林省省长的奉系名宿王维宙等多有唱和，留下许多诗篇，仿佛回到20多年前在吉林那些觞咏流连的时光。

借机回到故乡辽阳，金毓黻深感时事维艰，不知何时能再重返。他得知辽阳城北广山屯之河堤决口百余丈，两年无力修塞，乡民受害深重之事，于是积极奔走，向善后救济分署募款修堤。为促成此事，他在沈阳麒麟餐厅宴请分署主事诸公，还亲自安排修堤负责人和监工，督促修堤工作质量，直到溃堤如期修复。为一方百姓做了件功德无量之事，方心安稍许。

在清理战时文物工作告一段落后，金毓黻于1947年1月辞去了监察委员和中央大学教授之职，改任国史馆纂修，再次赴南京。但不久，教育部又聘他为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主任。所以在小别数月后，他又回到沈阳，开始了将近两年的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工作。想到伪满时曾在图书馆和通志馆度过4年时光，不胜唏嘘之感。

当时中国已有两大博物院，一是南京的中央博物院，一是北平的故宫博物院。当局拟在东北建立第三大博物院，并在1947年元旦成立了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金毓黻到任以后，邀请了阎文儒、罗福颐、李文信、孙作云、刘均仁、郝瑶甫、周之风、傅振伦等13位学者组成班底，率领大家研究编制、经费、预算和规划等问题。一方面请款对院址古建筑进行大规模的系统修缮，一方面对未来的沈阳博物院进行了全方位的设计，并仿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处、总务处、古物、图书、文献等建制，酌分古物馆、图书馆、档案组、总务组。最终以沈阳故宫为中心院址，将位于沈阳三经街十纬路汤玉麟故居的旧博物馆设为总办公厅，将原来的沈阳博物馆改为院属古物馆，迁入故宫，将大南门内的张氏帅府设为院属图书馆。另外还改组了“国务院旧记整理处”，设档案组。由此，沈阳故宫东、中、西三路第一次全部划归博物院，包括故宫以南的张氏帅府进行统一管理和使用。这样的规划承载着金毓黻一个宏伟的文化理想，希望沈阳博物院不仅能成为与国内北平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并列的知名大博物院，也能与大英等欧洲那些世界级博物馆相比肩。这个无与伦比的大手笔，称得上沈阳文化建设的一个鸿篇巨制。可惜的是，这个理想当时没有完全实现。时过70年的今天，沈阳故宫博物院已具相当规模，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与张氏帅府连成一片，金毓黻当年的设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在筹备博物院期间，金毓黻还创办了《历史与考古》和《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同时计划出版丛书，编译《满文老档》，编辑“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各大官署卷宗目录及其它专书。这期间，他还兼任国史馆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和东北大学史学系教授。如此种种，正是金毓黻花甲之年的胸中风云。

六

在多年辗转于沈阳、齐齐哈尔、吉林、长春、南京、重庆、三台等各地之后，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重镇的北平给了金毓黻最后的归属感。1949年4月，他在沈阳交接完博物院及文物事宜后，随旧国史馆并入母校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也改为民国史料研究室主任，同时兼任北大教授，还在辅仁大学兼课。

他就像一座蕴藏深厚的历史渊薮，学术资源提取不尽。1949年12月，他的《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由北大出版组分上下册出版发行。1950年10月，在北大与田余庆等共同编辑的《太平天国史料》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搜集有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及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珍贵史料，被中华书局三次再版。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年，他主编了《五千年来中朝友好关系》一书，历述中朝两国悠久的友好历史。

自抗战爆发后的十几年来，无论担任何种职务，大学教授的身份总是如影随形。直到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金毓黻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负责搜集整理地震史料，协助范文澜校改《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但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患脑病，几乎不能正常工作。但在1955年听说赤峰县发掘辽墓，出土文物甚丰，仍按捺不住，亲自前往考察。

1959年，金毓黻已是年愈古稀、重病在身的老人了，仍然雄心不减，身体略有好转便为自己确定了工作计划，竟然准备研究20个专题。比如整理《静晤室日记》，编写《自传》，钞补《千年类稿》、编辑《静庵论文集》，修订《渤海国志长编》、编整《中国近五十年系年要录》、重编《古代东北史》、删并《辽东文献征略》《东北文献拾零》为一书，续印《辽海丛书》，删订《辽海志略》，校印吴廷燮先生《清代系年要录》、重订《中国史学史》等。“老牛自知桑榆晚，不待着鞭自奋蹄。”这样庞大的计划显然不可能完成，但它彰显了这位史学家全面系统的知识架构和不死不已、献身史学的可贵精神。1960年4月30日晚上，他写完了生命中最后的一篇日记，再度陷入重病之中。1962年8月3日，他带着未竟之志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史坛痛失巨擘。

金毓黻一生的学术成就丰富，学人共仰。“余之治学途径，大约谓始于理学，继以文学，又继以小学，又继以史学。”他生前已出版的著作约有13部，资料大约有9部，论文约在百篇以上；没有发表的著作、资料尚有17部，论文18篇；一生留给后人总计1400余万字的著述。他从1920年3月6日起，到1960年4月30日为止，40年不间断地写作《静晤室日记》，与他学术研究并驾齐驱。日记共17函，每函10册，共170册，约400万字，一律以特制立行红格纸毛笔书写，不仅是他治学历程的记录，也是他史学研究的工具，堪称他史学的集大成之作，也可视为“金毓黻全集”。上世纪90年代经吉林省社科院整理出版后，煌煌巨著，无疑是成为一代史学泰斗为中国史学界树立的一座丰碑。

他的一生雅好藏书、诗词和书法。藏书仅在“九一八”事变前已达1.4万余册，其中不乏珍本；诗词仅《静晤室日记》中所录就有1800首，珠玑兼呈，词采灼人。著名学者沈延毅盛赞其曰：“击节一歌惊白雪，咏诗三叹感朱弦”，他的诗是东北诗坛独具异彩的篇章。其书法功力很深，对颜平原、李北海、米元章诸家都曾刻意摹临，而尤得力于圣教序。字迹风神秀逸，逼近王右军。

即使将时空拉开一定距离来看，金毓黻先生也是中国史学界在东北史领域成就最高的，同时是东北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可与关内学者比肩的大师级人物，诚如史表专家吴廷燮的评价： “中夏言东北故实者，莫之或先。”又如国学大师于右任先生所誉：“辽东文人之冠。”

今年是先生诞辰130周年，回首这样的评价，仍觉恰切。

声明：本文源自《文存阅刊》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