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雄狮少年》到《英歌》，大湾区非遗的破圈之路

粤港澳大湾区并非一片均质的平原地带，它不会像面饼一样展开，让一座座城市如蛋液般均匀地铺展于其上，随着经济的热度而被烘烤成型。

相反，这是一个有着纵深，有着厚度，有着独特经纬的地理区块，比那交错的山海更复杂多元的，是其在地文化的根系：近世以来自海路传入的葡萄牙文化、英美文化仍是此地如涛声般时时往复的背景低音，广府、潮汕、客家三大广东民系的传统文化，如粤剧、武术、龙船、醒狮、英歌舞等，更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得到相对完整的保育。

2019年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明确提出，大湾区应“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

在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周期间，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自岭南向北，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周”集体亮相上海，通过美术大展、舞台演出、非遗“艺术天空”户外演出、艺术教育、国际演艺大会、国际对话等形式，向上海观众多方位地呈现当下大湾区交叠的文化地层。

舞剧《英歌》剧照

竖屏时代的文化突围

18日当晚，粤剧《双绣缘》、舞剧《英歌》、当代杂技舞蹈剧场《站台》，三出不同形式、不同向度的戏剧在上海各大剧院开演。其中，舞剧《英歌》更是本年度第三次登陆上海。该剧由广州歌舞剧院创演，其所表现的，正是2023年春节期间被冠以“中华战舞”之名走红互联网的潮汕英歌。

作为大湾区文化周的展演剧目，重登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剧《英歌》，以传统英歌为基底，融入现代舞剧元素。一根祖传英歌槌，一封漂洋过海的“侨批”，构成该剧主要的叙事线索。

在福建方言、潮州话和梅县客家话中，“信”的发音为“批”。“侨批”即为潮汕闽南华侨与其家乡的来往书信。1979年，海外汇款业务统一划归中国银行之前，这些书信往往采用信、汇合一的特殊邮寄方式，由民间“水客”或官方侨批局代为送达。可以说，“侨批”如同一座由汗水、泪水与血水织成的桥梁，连接起祖国与他乡。由此，《英歌》回归了文学中恒久不变的返乡母题，但主人公并非仅在亲情意义上寻找一个心灵的归处，更是在文化的根系里，在对周围的重建中，确立自身的身份认同。

舞剧《英歌》剧照

我们可以在此剧中，看到英歌大开大合、极富张力的标志性动作，听到英歌槌敲击后有如蝉蜕般剥落的残响。但即使是文化广场那深邃空旷、有着细腻空间层次的舞台，也不抵英歌真正的舞台：潮汕地区乡村间的阡陌，市镇里如毛细血管般伸展向无限的远方的街道。

传统的英歌舞，一般分为前棚、中棚、后棚三部分，前棚是先锋，舞者双手各持一根英歌槌彼此敲击，有时槌也会在手中，如同有了生命一般游走。中棚则有小戏、杂耍和武术等表演项目，后棚多为武术，以“打布马”为压轴戏。

关于英歌的起源，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缘自傩文化，有人则指出，英歌是清初禁武令之下的折中产物，也有人相信，英歌的直接来源是明代中期流行的水浒戏曲。

英歌起源的复杂性，赋予它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复兴的魅力。这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集戏曲、舞蹈和武术的要素于一身，能够将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因子，归入同一个叙事的索套之中，即梁山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场景。

以英歌为证，我们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面对现代生活时，并非注定消化不良。互联网、社交媒体在传播层面的技术平权，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焦虑重叠，促成英歌在短视频媒介上的翻红。英歌的原初表现形式，即使不加改编，也非常适合通过手机的竖屏传播。队员们扮演的乃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水浒英雄，我们不必看到队伍的全景，只需留神眼前经过的角色，就能享受到观看英歌的乐趣。作为观众，你也在被那不断流淌着向前的响闹声召唤，直到你最终也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当然，相较醒狮、武术之类在20世纪借助香港电影崛起的势头，夯实了自身文化地基的非遗项目，英歌进入大众视野更晚，所以也没有经过大规模、成体系的调整改造。我们能在潮汕地区见到的英歌，大多数仍是活生生的民俗，而非面向游客的表演项目。

英歌舞表演

在这一意义上，舞剧《英歌》可谓一次大胆尝试，将出没于大街小巷的英歌表演，浓缩在沪上的一方舞台中，并加入潮汕话说唱等当代音乐形式。

但这也带来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在传承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改造这些非遗项目，使之适应更广泛观众群体的需要，还是照顾本地，尊重传统？

我们可以将大湾区的另一座国际大都会香港作为例子，为这一大哉问寻找可能的答案。在那里，我们能看到对文化遗产近乎离经叛道的改造。

最夸张者诸如新光戏院2019年上演的新编粤剧《特朗普》，该剧借用网上的流行梗，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虚构出了一个一母同胞的兄弟川普。其剧情到结尾时，竟出现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离奇桥段，似乎是向卫斯理式的香港科幻小说中机械降神般的外星人元素致敬。

尽管这部猎奇的剧作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甚至特朗普本人都曾看过该剧的一些片段，但《特朗普》更多是证明了粤剧这一戏曲形式的可能性与生命力，既然粤剧这器皿能够盛下如此出格、如此当代的内容，那么，它的确也可以做到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如同玉石一般褪去形式的外壳，保留其内在精神圆融完满的花纹。

而回溯香港粤剧的历史，许多粤剧名角已然做出表率，如活跃于20世纪前半叶，位列粤剧“四大名丑”之一的廖侠怀，其最为人称道的首本戏，就是一出《甘地会西施》。

守正然后创新

另一项知名的大湾区非遗——醒狮文化，同样也在严守传统与大胆改编之间寻找突破口。

20世纪的舞狮人们近乎完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从黄飞鸿系列电影到《雄狮少年》系列电影，从佛山各武馆的看家本领到如今竞技化的体育运动，醒狮已然从广佛一隅的地域文化，蜕变为承载着国族记忆的全国性文化符号。

考究醒狮在银幕上的流变，我们便可管中窥豹地看到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几种范式。

第一种范式，是将之视为集体记忆的载体，全盘继承，保留其原生状态。早期，醒狮是唤醒在港离散人群故土记忆的符码。在徐克导演广为当代观众所知的6部黄飞鸿电影之前，1949年以来的香港银幕，就已出现过由关德兴担纲主演的77部黄飞鸿电影。在这些电影中，醒狮表演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有时它不与情节强关联，只是作为一个桥段，一个卖点，勾起广州籍香港人的集体乡愁，并将之转化为票房。这样的做法，从1940年代末一直绵延到1980年代。

此类黄飞鸿电影，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醒狮表演的内在文化与外在形式，最典型者如1981年刘家良执导的古装武打电影《武馆》，作为老黄飞鸿系列的告别之作，该片片头，即有讲者如教学片般翔实地解释了醒狮表演的各种规则与礼仪。

与上述范式针锋相对的，是将醒狮拆解为一种娱乐形式。在徐克1992年执导的电影《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中，醒狮比赛成为故事的核心冲突之一。与此同时，为了增加戏剧性与观赏性，徐克大刀阔斧地改造了醒狮比赛的表现形式。于是我们便看到，能够喷火的狮头、加装刀片的狮头，各武馆以舞狮会友的旧规则，让位于大逃杀般的你争我夺。

《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中，导演徐克大刀阔斧地改造了醒狮比赛的表现形式

出人意料的是，尽管徐克的改编并不忠于传统，但其电影的影响力，直接带动了醒狮文化在佛山的复兴。许多以黄飞鸿命名的舞狮队伍开始出现，更有甚者，还有得名自影片中黄飞鸿之妻十三姨的女子舞狮队：十三姨女子狮队。该队是世界上首支参与高桩醒狮竞赛的女子团队。

而考察此一文化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广佛一带的传承，我们可以发现，城镇与乡村的醒狮传统有着截然不同的肇因。

专研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者谢中元，在他的《依武而传：广东醒狮的武术性传统及其城乡传承》一文提到，在城镇中，醒狮文化的传承依托于武馆。而武馆，则是近代以来广佛地区社会失范的产物。为了在愈发混乱的城市中自保，手工行业工人、商贩等基层民众结成了武馆狮会之类的地方自治组织。在乡村，醒狮传承则依托宗族祠堂，人们通过习武、醒狮等方式，组成枝叶相连的村际关系网络。

这正是醒狮文化一度落寞的原因之一。当社会秩序得到重建，当国家的触手逐渐能够把握这些细胞般的基层组织。醒狮已不再是基层民众塑造地方共同体意识的手段，而是一种指向某一更宏大共同体想象的文化记忆，它成了一个不仅存在于大湾区内部，更随着下南洋浪潮辐散到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乡愁符号。

高桩舞狮

在华裔人口占23%的马来西亚，醒狮更是一种大中华认同的直观体现。并且，正是马来西亚的舞狮人，最早尝试将舞狮技术竞技化、标准化，以促进其普及，保障其在本地华人社群中的传承。1983年，该国雪隆龙狮联合会首创舞狮比赛。同年，吉隆坡的舞狮观摩赛上，首次出现木桩舞狮表演，成为后世高桩舞狮的原型之一。

《雄狮少年》系列电影的核心意象，便是高桩舞狮。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非遗传承的第三种范式，即在厘清其规则，使之成为一门可被系统化学习的体育运动同时，尽可能地为其拓展新的表演模式。高桩舞狮的发明，就是相当有益的创新。将在二维平面中活动的狮子，搬到一个由高低错落的木桩组成的三维空间，这一改动大大提高了醒狮的观赏性。

如今，我们久已忘却高桩舞狮乃是一晚近的发明，只是沉醉于舞狮者灵动的身法，迷恋于狮子的俏皮、有生气。《雄狮少年》完整地展现了作为体育运动的舞狮，这不再是一部关于正在消失的古老技艺的电影，它关涉的，是一门鲜活地存在于急促的鼓点、观众的呐喊、舞狮者的汗水之中，脱胎自传统醒狮的竞技项目。

《雄狮少年》关涉的是一门鲜活地存在于急促的鼓点、观众的呐喊、舞狮者的汗水之中，脱胎自传统醒狮的竞技项目

非遗出圈背后的时代情绪

从醒狮到英歌，这些大湾区出圈非遗背后的精神旨趣，其实都相当宏大，它们都指向了对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过去，之于海外侨胞，它们意味着声带中无法抹杀、时时颤抖的乡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就认为，“醒狮活动广泛流传于海外华人社区，成为海外同胞认祖归宗的文化桥梁，其文化价值和意义十分深远”。

当下，人们更能从醒狮与英歌中体会到某种朴素的民族情感。毕竟，它们都定型、兴盛于困顿压抑的近代前夜，是底层民众被压抑呼声的自然涌流，其动作都浓缩着被清廷禁止传播的武术的精粹。英歌甚至直接就是对一次抵抗的仪式化模仿。

可以说，它们所蕴含的那种尚武刚烈，不屈不挠的精神力，正契合国人对一个上升期大国所应当具备的国民性格的想象。

由此，这些被重新看见的传统，英歌作为一种流行与时尚，舞狮作为一门日益专业化的运动，活在我们的眼睑下，耳蜗上。

在汕头市贵屿镇玉窖村的家中，父亲庄镕强（右）指导庄恩琪（中）和妹妹庄雅琪练习“敲锣打鼓”。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这便是非物质文化传承中最重要的一环，即观众的再度出现。因为唯有新世代的观众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传承的队列，那些动作，那些节奏，才不至于变成回声、标本或者遥远的风景，而是能够透过一代代人的肌肉记忆，一直不断地传递下去。

来源：谈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