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黑郁金香
战役背景
随着意大利于1940年6月10日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在地中海、中东和东非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由于法国的投降,以及英国的首要任务和兵员分配是保卫本土免遭德国入侵的威胁,因此意大利的军队在上述地区享有兵力上的优势。对于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来说,主要的威胁来自意大利在利比亚和东非的殖民地。1935年至1936年期间,意大利从殖民地的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出兵,攻占了非洲大陆上最后一个独立国家埃塞俄比亚。意属东非,即墨索里尼大肆鼓吹的“新罗马帝国”,现在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意大利军队有可能从利比亚进入埃及,控制战略上至关重要的苏伊士运河和尼罗河,这样就能够将南部和北部两块殖民地连接起来,然后就可以从北部和南部同时发起进攻。如此一来,意属东非将摆脱孤立状态,意大利军队便可以威胁英国重要的殖民地和托管区。同时意大利军队还可以进攻中东,并且还可以利用对红海的制海权进入印度洋,威胁英国与印度的海上交通运输,甚至能够威胁到英属印度。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有可能成功的战争制胜方案。
事实上,意大利并没有将英军赶出埃及或将利比亚与东非连接起来的实际计划,但这并没有减少潜在的危险,1940年9月,英军加强了位于肯尼亚和苏丹的军事据点,以应对目前局势。1940年夏季,意大利军队发动袭击并占领了英属索马里兰以及位于利比亚、苏丹和肯尼亚的一些英军前沿据点,此后意大利就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就让英军中东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得以制定一项总战略,同时在各个战区开始执行该战略方案。英军的攻势于1940年12月从埃及开始,很快就逐渐展开成对意属利比亚东部地区(昔兰尼加)的进攻以及演变成意大利军队于1941年2月在贝达富姆的惨败,这便是英军分别从南北方向对意属东非发起钳形攻势的前奏。这两次作战行动都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尽管这些战果并不引人注目。1941年2月至3月间,战争形势变得愈加复杂,德军部队抵达北非战场,同时,韦维尔不得不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希腊,以援助该国抵御德国即将发动的猛烈进攻。
1941年4月,英国在非洲和地中海的处境再次面临严重威胁,而且这次威胁更为严峻。隆美尔将军在利比亚的攻势以及德军入侵巴尔干半岛,连同伊拉克发动叛乱,英军部队在数量上处于严重劣势,而且兵源严重不足,东非战役是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办法。由于英军在克伦的胜利以及从肯尼亚的快速推进,意大利军队被完全孤立在东非内陆地区。这使得英军部队能够迅速取得胜利,5月,意大利军队在安巴阿拉吉投降,韦维尔得以开始重新部署他的部队以应对北非和中东的局势。尽管韦维尔不得不面对失去巴尔干半岛和克里特岛的局势,但他之所以能够阻止隆美尔的进攻,主要还得归功于他在托布鲁克的布防,同时他还要兼顾应对伊拉克的叛乱,以及维希法国在叙利亚的殖民统治。1941年6月德国开始入侵苏联时,英国于东非战役中取得胜利并且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也已经恢复统治权力,该地区对英国的威胁已基本消除。
1941年9月,东非战役迎来了转折点,英国取得了全面胜利,这要归功于英军的努力——尤其是英属印度、英属南非、英属西非和英属东非的部队——他们的出色作战表现,对打破该地区的战略平衡起到了促进的作用。9月,英军剩下的作战任务只是对意大利驻军的残兵败将进行一系列的清剿,尽管意大利驻军已经陷入绝境,但他们仍然英勇战斗到最后时刻。1941年11月,英军攻陷贡德尔标志着这场战役的正式结束,尽管东非战役时常被人们低估且被忽视,但这场战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确实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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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在罗马帝国大道列队游行。他妄图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幻想与现实激烈碰撞,但随着意大利参战而迅速土崩瓦解。
双方作战计划的制定
英国的作战计划
英国战前针对该地区的战略仅仅是为了孤立意属东非,彻底断绝该地区的增援和补给,并且阻止意大利皇家海军袭扰红海海上运输航线的任何机会。英国曾考虑过对亚的斯亚贝巴发动进攻的可能,从法国殖民地法属索马里兰进发,但必须依赖于本土的军事增援。1940年6月,法国战败,这些缥缈不定的计划最终胎死腹中。然而,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自1939年8月起担任英军中东总司令,由于他的不懈努力,这些计划逐渐转化为条理连贯的战略方针。但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军(意大利在利比亚和东非大约有50万军队,而韦维尔在埃及、巴勒斯坦和苏丹仅有兵力3万人左右,在肯尼亚和英属索马里兰有大约1万人,到1940年6月,总兵力已增至47000人左右),韦维尔计划迷惑敌人,让意大利军队不确定英军部队究竟会从哪里发起进攻,出奇制胜,根据英国政府的命令,韦维尔将重心放在保卫英国的殖民属地上,力求避免对意大利采取任何可能引起战端的挑衅行动。结果,这是一次战略性质的虚张声势,旨在意大利军队面前展示比实际更强大的实力和兵力。这一计划成功了,当然得益于意大利高层的无能,韦维尔首先确保了英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区域:埃及。
在确保埃及后,韦维尔下一步考虑的就是东非。我们必须理解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因为东非问题非同寻常。韦维尔认为东非并不是一个与地中海和中东其他地区相隔绝的孤立地区,而是整个北非战线的左翼。因此,韦维尔没有考虑可行的战略替代方案,即永久孤立东非,用最少的兵力让该地区的意大利军队陷入物资补给断绝的境地,而是一开始就誓在对该地区的意大利军队进行斩草除根。1939年10月,韦维尔概述了他的东非作战方案,计划从北部发动袭击,但也考虑从南部进行推进,两者都需要必要的物资支持和训练有素的部队来应对当地的地形和气候。随后配合非正规作战,这不仅是为了恢复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也是为了分裂意大利的殖民统治,将埃塞俄比亚与意属索马里分割开来。1939年,韦维尔的这项进攻战略并不受位于开罗的联合计划参谋部的青睐,他们甚至质疑对意属东非发动进攻的实际价值。
1940年8月,英军未能守住英属索马里兰;9月,紧接着意大利又对埃及发起短暂攻势,两场战役都暴露出韦维尔的处境多么危机四伏。若换作意志稍逊的指挥官,或许会选择固守现有阵地,但韦维尔却在英国本土仍面临入侵威胁之际,着手筹备在北非和东非两线发起进攻。就东非战场而言,韦维尔有着清晰判断:意大利的资源储备仅够支撑一年防御作战,若遭遇敌方进攻将迅速耗尽。因此东非战场存在速胜契机,可解放必要兵力用于北非的防御与反击。南非及其反对意大利扩张主义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将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0月29日的喀土穆会议上制定以意属索马里为进攻目标的基本计划框架,并任命艾伦·坎宁安将军指挥肯尼亚战场部队迈出了进攻第一步。随着印度第5师抵达苏丹,最终作战部署已完成,实际攻势随即展开。
据一些人说法,有一项关键决定影响了北非和东非战役的战局:韦维尔决定将印度第4师从埃及调出,派往苏丹。如果该师没有被调走,奥康纳将军是否能够继续向利比亚推进,在非洲军团到达北非之前占领的黎波里,这一点尚存争议,但韦维尔的决定无疑促成了东非战局的迅速胜利,而这很快将成为从巴尔干半岛到东非战局本身的战争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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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中将艾伦·坎宁安爵士,在西部沙漠战役指挥第8集团军时的照片。
意大利的作战计划
这里有两个因素影响了意大利对东非的战争计划。第一个因素就是当地的武装叛乱,意大利军队自1936年以来一直在打击当地叛乱,但一直没有成功,其主要的成果多半也只是从心理上进行震慑。面对英国的攻势和愈演愈烈的埃塞俄比亚“爱国者”抵抗运动,尤其是后者带来的影响,意大利军队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他们感到局势已经失控。第二个因素是源于基本构想,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海军优势,一旦开战,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将无法得到任何军事增援甚至补给。1937年,当意大利海军参谋部明确了形势后,任何以非洲为重点的战略计划,尤其是从北非和东非发动“双重奏”式进攻的战略计划都被扔进了废纸篓。于是乎,墨索里尼战前指令示意集中兵力在东非发动有限的攻势,主要针对殖民属地边境附近的据点或法属索马里兰(意大利的主要目标)以及英属索马里兰,而从未考虑到由于缺乏总体的战略规划,他治下“帝国”的命运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一个对意大利战争计划产生更大影响的局部因素是阿梅迪奥亲王,第三代奥斯塔公爵,他的指挥能力既业余又缺乏创意。意属东非战场既没有保罗·莱托-福尔贝克式的将领,也无人能构想出如这位德军将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般,既能牵制敌军又能袭扰其阵地的作战方式。意军实际的防御计划简陋得堪称灾难:仅以最低限度的兵力沿边境线全面布防。有限的预备队——主要仅有两个陆军师——被部署在厄立特里亚,用于填补敌军攻势造成的任何缺口。直至1938年,乌戈·卡瓦莱罗将军才提出应实施重点防御,力求长期控制厄立特里亚与马萨瓦港以封锁红海与尼罗河。随着他被解职,这一构想彻底夭折,意军最终采取毫无工事依托与防御纵深的僵化死守。当边境防线被突破后,缺乏预备队的意军再无应对敌军深入的手段,最终导致朱巴河等大片区域近乎不战而弃。
意大利军队在边境上的阵地一旦陷入崩溃,任何有效的集中指挥就会荡然无存。各地区指挥部原本就享有高度自主权,此时更因部队部署固化及非洲军团机动性匮乏而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所有部队都只顾守卫防区,既无协同作战企图,亦无战略调整预案。其直接后果是意军无力守卫厄立特里亚与索马里兰等核心领土,被迫退守埃塞俄比亚最偏远地带构筑最后据点。但必须首先考量关键因素:战场的庞大体量。仅埃塞俄比亚就绵延1500公里、横跨1200公里(算上厄立特里亚与索马里兰还要再增半数面积),相当于法国与意大利国土面积之和。尽管战事多集中于交通枢纽等要冲地带,意军仍妄图凭借东非殖民地的广袤纵深,依托地形和气候对敌军的阻滞,在据点内实施持久抵抗。这种战略却忽略了致命事实:在充满敌意的异国环境中,这些孤立据点的肃清不过只是时间问题,其存在本身早已毫无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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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一支意大利殖民部队在攻占英属索马里兰后返回亚的斯亚贝巴。此时意军仍大量使用骑兵建制,尽管战力可观,却未能提升部队的整体机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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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纪念明信片上的阿梅迪奥亲王,第三代奥斯塔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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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战局整体作战示意图,1940年至1941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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