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在联大高级别周开幕前9天,巴勒斯坦代表团80名成员——包括总统阿巴斯在内的核心成员——均未获得美国签证,导致其无法现场参与“巴以问题特别辩论”。几乎同时,伊朗外交部声明,该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3名负责裁军议题的官员签证申请被美方以“安全理由”驳回。这场风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国系统性滥用东道国特权的延续,促使全球范围内响起“联合国搬家”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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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纽约参加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时,公开呼吁“美军拒绝特朗普的不义命令”,数小时后美国国务院便以“煽动暴力”为由吊销其签证。佩特罗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美方此举违背外交豁免权,直言“联合国总部不该设在纽约”,提议将总部迁至多哈等“更民主的地方”。这生动体现了美国如何将联合国总部视为“后花园”,任意操弄签证审批权。实际上,特朗普政府早在3月便泄露内部备忘录,计划对43个国家实施分级签证限制,而根据1947年《联合国总部协定》第11条,美国有义务为会员国参会人员“无阻碍发放签证”,且“不得附加政治条件”。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方频繁拒发签证违反三项义务:违背外交礼节、违反国际法、践踏人道主义。他强调美方在签证问题上“没有自由裁量权”,不能以双边关系亲疏实施歧视性政策。9月19日,联合国大会以145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紧急决议,允许阿巴斯以视频方式参与联大一般性辩论——这是联大历史上首次为签证受阻国家领导人开设远程参会通道。表决结果暴露了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蛮横与孤立”。
美国的单边行为远不止签证问题。美国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目前欠款高达28亿美元,占联合国总欠款的75%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作为第二大会费缴纳国,始终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更公然不履行承诺,暂停会费缴纳,转而采取所谓的“捐款”方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透露,秘书处已向美国国务院发送3封正式函件,要求解释拒签理由并补发签证,但美方仅回复“正在审查”,未给出具体时间表。这种拖延战术并非首次,历史上有诸多先例:1988年里根政府拒签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2014年奥巴马拒签伊朗驻联合国大使;2020年特朗普拒签伊朗外长扎里夫,阻挠其在安理会揭露美军暗杀苏莱曼尼真相。
搬迁联合国总部的呼声虽然高涨,但面临重重阻碍。132国曾联署支持搬迁,现实阻力却堪称“地狱级”:美国在安理会拥有一票否决权可直接封杀提案;重建总部需超百亿美元,各国“掏钱”意愿低;联合国每年为纽约创收38亿美元,当地政客扬言“不惜一切代价留住”。俄罗斯于2019年提议搬迁时,结果遭60国反对、72国弃权。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的一些重要机构已开始迁出欧美地区,选择在上海等地设立新机构。今年,联合国教育研究所和开发计划署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相继落户上海,标志着联合国职能分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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