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日子里的微光，生发爱的可能

《要爱具体的人》，乔叶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互联网时代，相比于周遭的现实世界，人们更熟悉的是远方。那些天边的消息随着不断弹出的推送提醒，随手刷到的短视频，群里发来的链接，牢牢抓住了人们眼球。与之相呼应的是，“线上”虚拟世界对“线下”真实世界的压迫。“宅”文化、做“老鼠人”在年轻一代中风行，他们走向外部世界的意愿大大减弱。“身边”和“附近”犹如“灯下黑”般，成为被漠视的场域，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愈发间接。另一方面，在媒介舆论场中，“退出家庭群”“断亲”的言说，将代际冲突的问题又一次推到风口浪尖；阶层对立、性别对立、情绪对立，让霍布斯所言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从“自然状态”变为“现实一种”；网络暴力无处不在，攻击谩骂、窥探隐私的行径成为社会公害……

此类现象折射出国民心态的变异与时代的文化症候，当人与世界、与他人、与生活的关系变得遥远——“爱”，何枝可依？文学又是否能重塑我们“爱”他人的能力？

某种程度上，“爱”的前提是具体性，它既需要一个敞开的“我”做主体，又需要一个个特定的、活生生的对象。乔叶无疑是对这个问题有着切身体会的作家，在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中，就表明了这样的态度和立场——去发现身边世界那些日常的光泽，去爱人，爱“具体”的人。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脱离人群的叙述者形象，她本就在人群中，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一员，有着凡心与俗骨。而恰恰是这凡心与俗骨，让她能发现平淡日子里的微光，进而生发爱的可能。作家的姿态不是排斥他者，而是打破隔阂，进入他者的世界。这些他者，不唯她的故旧亲人，更有众多“不相干”的人。那遛弯遇到的老太太，火车上遭逢的少年，饭店热情的服务员，卖香樟木的兄弟……他们与“我”相遇，进入我的生活，尽管只是泛泛之交或转瞬邂逅，却成为“我”身边“具体的人”。

“要爱具体的人”既是一种价值立场，也是一种实践哲学。乔叶用“要”字让它变成了一个祈使句，一种生活和写作态度。

“喜欢和这样既生又熟的人聊天。生是因为不知道她的姓名，熟是因为这样的人生活里处处都是。所以啊，这都是些多么可亲可爱的人啊。”（《要爱具体的人》）

不论生与熟，她往往将他人视作“可亲可爱的人”。实际上，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对人的觉醒的推崇从来不是把个人当作原子化的存在，个人是人际关系中的个人，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人，更是民族国家中的个人。个体之间的联系，在新文学中是反复不断被书写的母题。然而当下许多创作者似乎失去了对身边人与事的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我”而不是“我们”。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断裂暗含着创作的隐忧，更意味着作家认知方式和自我定位的失调。在《要爱具体的人》中，乔叶试图重建写作主体与书写对象之间的有机联系，用“我”与“他/她”建立起“我们”的叙述场域。作家明显采取了一种“重新发现附近”的观察视角，将那些习焉不察的微末细节、略过心间的点滴感触化作散文语言，从波澜不惊的生活基本状态中寻找文学的可能性。

《要爱具体的人》写的都是青萍之末、微澜之间的人、事、物，乍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实则更凸显了写作的难度。写日常大体上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凸显“我”对生活的介入性，用“我”的态度、观点、视角乃至立场重构现实；另一种是原生态地还原某种生活状态，作者调动起全部的自身经验，为写作赋能。前者中，“我”的认知色彩和价值传达更鲜明；后者中，被还原的生活本身的样态更重要。同样是写日常，乔叶的写法无疑属于前者，与那些以自我为言说主体的“素人写作”不同，她在散文中蕴藏着作家的悲悯之心，后者往往是穷尽自身经验的写作，以题材的新异性夺人眼球。

“素人写作”在近些年的兴起引起了文学界内部和大众读者的注意，以《我在北京送快递》《在菜场，在人间》《我在上海开出租》《我的母亲做保洁》《生活在低处》《我比世界晚熟》《赶时间的人》《我曾是一名饲养员》《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等作品为代表，因写出了生活的粗粝感引发大众情感共鸣，但也潜藏着经验枯竭的危机和认知能力有限的问题。当然，这类作品本不以生活哲思取胜，但若能从专业作家的创作中汲取相关经验，亦不啻为一件好事。

乔叶的散文，难得在“悲悯”二字，她接纳人生的不完满性，从不求全责备。在《生菌》中，她意识到彻底的清洁未必就是好事，并打了一个比方，“宛如没有瑕疵的一张脸，那一定是化了浓妆，很可疑”。而尽管能看到皱纹、毛孔、黑痣或雀斑，脸却更鲜活，更可信。

在《有疤的观音》中，那个有瑕疵的观音首饰令作家想到人世间的残缺、暗淡和破碎，“这些不完美的事物，或许只是因为我越来越明白，这世上的万物都不完美，即使是观音”。神佛尚且如此，更何况人，不完美的物恰恰可配不完美的人。由于悲悯，她能体味和接受人世间的不完美，进而更能对自身所拥有的感到知足。一顿饺子，一丛花，一次有意思的对话，一场与故人的重逢，一丝陌生人带来的暖意，都散发着美的光辉。

在《薄荷一样美好的事》中，由取薄荷，作者想到“这些如薄荷一样清香简单的事，如音乐，如电影，如童年的山岗和少年的相思，都是我们的精神之肺”。

在《鲜花课》中，她被陌生人分享鲜花带来的美好所触动。

在《这一点儿土》中，她从菜根带着的泥土中，看见了农民劳作的体温，看到了大地的历史。当然，乔叶不仅书写那些生活中的小美好、小情调、小清新，更触及到失去、死亡等永恒性精神命题。

春女思，秋士悲，古人伤春悲秋的情结在《听秋风》中注入了作家的新解。“十五岁父亲去世，我认识并领教了死亡，也开始明白，原来，我不是一下子死去，每一个人死去，都带着一部分的我。我就是这样慢慢死去的：他们每一个人的死，都带走了我的一部分活。”乔叶笔下的那个“我”，不单单是自我，而是与他人血脉相连的“我”，处在不同关系中的“我”。她在他人身上投注进自身的情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不同生命共情的作家之“我”。事实上，乔叶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我”——敏感、柔韧、重情。

《最慢的是活着》中，那个“我”是跨越岁月长河与至亲奶奶深度碰撞的孙女。同样是写脱贫攻坚，乔叶的《宝水》与众不同，原因在于那个“我”（地青萍）在宝水村完成了全方位的自我重塑。

作家自述，“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拿针的人……拿针的人，似乎也有一根针一样的心。常常觉得自己的心是很小很尖的，见到什么都想扎一扎，缝一缝。”她以针尖的敏感和锐利刺透生存的表象，希望看到众生的表情。

乔叶对身边世界的表达方式是人情、物理与哲思相融合的，她记得姐姐高定旗袍背后的温情，也记得春花的生长姿态，更从老朋友身上看到了“所有的故人那里，都储存着当年的自己”。她写情，而有节制；写景，不罗列；写感悟，一定要独出机杼。最值得记取的是，她对那些萍水相逢之人的态度。

书中作家提及的理发师、摩的司机、小商贩、搬运工、饭店服务员乃至散步时邂逅的老人，都有触动“我”的特殊之处，正是那些击中“我”心的时刻，诞生了一种“身边诗学”。而他们之所以能击中“我”，恰恰因为作者本就与他们血脉相连、情感相通。“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每天能赚多少钱，他们的亲人和他们的关系怎样？多长时间能够喝一回酒，吃一回肉？水费多少，电费多少，孩子们的学费又是多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们都是为生计操劳和奔波的人，是社会最普通的人，是离浮艳的享受和轻飘的快乐最遥远的人。”这些叩问，就是乔叶口中的“针”，她在这小小的针尖上，看到了“天空的辽阔和海洋的深情”。

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将互联网时代的现代生活与远古人类的生存境遇做过一个比较。他提到，那时的人类“采集者必须永远保持警觉、专心一意。走在森林里寻找蘑菇的时候，要注意地面是否有小小的凸起，还要注意草丛中是否发出了细微的声音，以免有蛇躲在那里。等到发现可食用的蘑菇，还要极其小心地试尝一下，以免吃到有毒的菌类”。

然而到了现代社会，人类的感官发生了退化，不再需要时刻紧盯着身边世界发生着什么，“我们可以一边走在超市的走道里，一边发短信，一边在成百上千种食物中随意挑选”。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食物是经过检验的。当我们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刷着手机、看着电视甚至是打着微信语音之时，我们还会注意到嘴中食物的味道吗？进一步说，对嘴中食物的滋味都漠然无感，又何谈“爱具体的人”？

乔叶的这部散文集是对感官经验的全面复活，她用祈使句做书名，意在希望我们从身边开始，推己及人地重新与世界产生积极联系，进而少一些矛盾、纠纷和对立。这种“身边诗学”的价值无疑超过了文学本身，进而具有社会学的意义，这恐怕正是作者本人冥冥之中所希望的。

作者：张鹏禹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乔叶 |《要爱具体的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初审：周 贝

复审：薛子俊

终审：赵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