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空间是一切物质形态最基本的运动形式,这种形式是物质形态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普遍共有的表现方式,并构成一切物质形态之间统一的外部联系。从自然哲学的角度看,时间和空间作为连续的量是永恒的、无限的,这也就意味着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追逐:“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这里的“空间”就不再是人的本质生命的现实展开,而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包围物体的限”。意指资本一方面不断开拓新市场,扩大市场交易的范围,另一方面又力图通过改善交换条件缩短交易空间的距离。新的世界市场的发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催生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下的时空矛盾,即不断扩大的市场范围与空间距离带来的时间差和信息差。资本家为了减少商品流通中的价值损失,采用生产集中与改进交通的方式试图解决这一矛盾。 资本力图突破一切空间界限为商品交换创造物质条件,与此同时,“‘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同一性逻辑背后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逻辑,意味着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机制内在矛盾的全球空间投射与外化。”
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举措打破了地域与民族的限制,促进了商品流通,使人从地理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可同时它也在“建构新的空间”,如资本投资、资本积累所需的所有步骤分散到全世界的不同区域,形成“全球化空间模式”,资本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统治的生命权力实现了。戴卫·哈维(David Harvey)吸收了列斐伏尔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将时间与空间关系的建构与再建构视作实现资本积累、克服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他认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改造过程将“出现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的出现,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
不得不说,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运动创造出全新的空间结构,使空间的生产性和权力性更加凸显,这是走向人类更高文明的必然之路。同时,资本的增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矛盾,资本的市场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提供相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单一性与社会需要的多样性相矛盾。资本一方面不断要求自身向外扩张,另一方面又为价值创造确定界限,这些矛盾最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对抗,它蕴含着瓦解自身关系的物质条件。
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从不同的视角揭示时间范畴的哲学意义,使哲学史上时间问题的论争蔚为大观。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站在前马克思的立场,从抽象的物质运动或纯粹直观出发解释马克思的时间观,遮蔽了马克思时间理论的划时代意义。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时间概念置于人类生产实践中,凸显自由时间的价值诉求。
因而,对《资本论》时间观的理论阐释就显得极其必要。但是,声称“质性时间是《资本论》在其时间哲学中的重要创造,并扬弃了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数学化”是对《资本论》时间概念的误读。首先,“质性时间”与“内在的交换价值”一样,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并非《资本论》的时间表达。其次,《资本论》对亚里士多德时间观的继承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运动的量的存在是时间;
其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时间来计量;
其三,物化劳动时间量的“等同性”是商品间“可通约性”的前提。
这三个方面都没有脱离时间的数量化表达。
最后,《资本论》对亚里士多德时间观的发展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
第二,时间是人的生命的尺度;
第三,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第四,用时间消灭空间。
纵使马克思在亚里士多德基础上把时间关联于人的存在,但是这表达的是工人自由时间的无偿占有,与时间的质性无关。
质言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依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时间是运动的数”的基本判定,并在其基础上从生存论视角揭示时间对人的生命的三重意蕴,开显“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资本运动,这才是马克思时间理论的划时代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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