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以往学界对《资本论》中“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研究,可以发现两点缺憾:
第一,《资本论》中“货币转化为资本”固然是历史变革的产物,但是这个“历史”可以追至何处、其运动过程究竟何如尚未成为学界追问的对象。
第二,马克思从“货币”过渡到“资本”概念,确实与其分析方法紧密相连。
不过,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中,货币是资本的“第一个解释”,而恩格斯声称亚里士多德发现了货币流通的两种不同形式,其货币学说具有“决定性”意义,并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手稿中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时,摘录了大量亚里士多德货币学说的笔记,这就足以说明亚里士多德是马克思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也不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要对这两点进行补遗,一方面,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很难作详尽的分析。不过,历史上对货币学说有系统研究且影响较大的人物是非常清晰的。
另一方面,根据恩格斯的自述,希腊人在货币等学说上表现出天才的创见,他们的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又指出,亚里士多德用“经济”和“货殖”两个名词说明了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对立关系,两下印证就不难得出结论:《资本论》中“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出发点”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货币理论,具体而言,简单商品流通的“出发点”是“齐家术”,资本流通的出发点是“致富术”。
首先,简单商品流通与齐家术的财富运动都是 W—G—W,都把流通之外的“物”视作真正的财富,并且在简单商品流通“无剥削”的意义上,二者皆具“合法性”。
其次,反观资本流通与致富术,都把 G—W—G′作为共同的财富运动,把流通中的“货币”视作真正的财富。不过,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上也有细微的差别,亚里士多德从道德层面谴责致富术是“反自然的”,钱贷是“可憎的”,而马克思没有明确从道德层面谴责资本流通,只是呈现资本无限循环等经济事实。
最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同时也是齐家术和致富术通往资本的历史。齐家术与致富术通往资本的道路上面临着交换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双重困难,要解决这一困难,只有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
质言之,《资本论》中“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出发点”是亚里士多德的货币理论,马克思在继承亚里士多德齐家术与致富术的基础上,运用从“货币”到“资本”的分析方法论证了“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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