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素明
经济增长,这个困扰人类社会多少个世纪的根本性问题,终于在科学的灯塔下得到了系统的回答!
它关乎的不仅仅是年度GDP的起伏,更是人类文明能否穿越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宿命,能否持续维持那种向上的、螺旋式的,甚至带有信仰色彩的进步。一个世纪前,经济学家们已经明白,如果增长仅仅依赖于资本、劳动力、土地这“老三样”的简单叠加的话,那么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定律作用下,增长终将放缓,乃至停滞。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和地区持续保持着长期活力,而有些则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高收入陷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终于将经济增长的哲学迷雾拨开。
这一奖项将荣誉授予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学者,正是因为他们共同揭示了:持久动力的答案已经被找到,它不是资本的堆砌,不是要素的扩张,而是一个让知识持续产生、企业持续替代、系统持续运转的自我维持循环。
这不仅仅是一份颁奖名单,它是一份关于“以创新为核心的制度-知识-技术循环机制”的完整算法。
一、持久动力的“燃料”与“土壤”
莫基尔的贡献,是从历史维度回答了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他为我们找来了这台增长机器所需要的燃料,并指明了土壤。
他提出的核心洞察,在于区分了两种知识:“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与“指令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
命题性知识,指的是科学原理、基础理论、事物运作的“为什么”。它是牛顿的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那些不直接产生商品的抽象规律。
指令性知识,则是技术工艺、工程方法、告诉我们“如何做”的技术流程。它是流水线的设计、芯片的蚀刻方法,是那些直接产生价值的实用技能。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的燃料,正是这两种知识的双轮驱动和良性互动。
关键在这里: 知识积累并不是一个自动发生的过程。
如果只有实用技术(指令性知识)的零星改进,但没有深层科学原理(命题性知识)的突破,技术的进步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比如蒸汽机时代的改进,最终依赖于热力学理论的出现。
但更深层的规律是:知识的积累需要制度的土壤。
莫基尔揭示了,一个社会如果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就必须具备一套启蒙制度:它包括知识产权的清晰保护,保证了创新者能够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收益;包括思想市场的开放与自由,只有允许不同的观点、甚至错误的声音存在,新的、颠覆性的科学原理才有可能诞生;还包括教育体系的普及,让知识的传播和继承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
你想想看,如果知识产权保护模糊,科学家的产出最终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谁还会投入漫长且高风险的基础研究?如果思想被禁锢,谁又能提出挑战主流观点的“命题性知识”?
所以,持久动力的第一重规律呈现为:知识是燃料,制度是土壤。没有知识产权的制度化激励和思想市场的开放,再多的投入,也只会砸出跟随性创新,而砸不出原始性突破,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缺乏持久动力的硬伤。
二、增长机器的“发动机”与“必要破坏”
如果说莫基尔解决了“我们从哪里获得知识”的问题,那么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则用数学模型回答了“知识如何转化为持续的生产力”的问题。
他们将经济增长的机制,直接等同于一场持续不断的新旧替代战争。
在他们的模型中,每一次新的技术突破,都意味着旧技术、旧企业的死亡。新企业带着更高的生产率入场,并迅速取代那些“躺在”过去成功经验上的老企业。正是这种破坏→重生的循环,才是生产率提升的真正引擎。
重点来了:破坏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它是生产率提升的必要动词。
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停滞?停滞的本质,是破坏的停滞。
当那些已经失去效率的“僵尸企业”被保护,当垄断巨头利用其已有的专利和市场地位阻止后来者的创新,整个经济的新陈代谢就会被堵塞。资源被错误地锁定在低效部门,市场竞争的激励机制就会失效。
阿吉翁和豪伊特用精确的语言告诉我们,竞争越充分,对创新的激励越强。
竞争迫使现有的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否则就会被下一波浪潮淹没。这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跑步机,一旦停下来,就会被淘汰。而要确保这台跑步机不被堵塞,就必须保证“退出通道”的畅通。
新企业必须能够随时替代旧企业,而旧企业必须能够体面、快速地退出市场,将资本、土地、人力资源等腾挪出来,供下一代创新者使用。
所以,增长的本质展现为:持久动力 = 制度(土壤)+ 知识(燃料)+ 创造性破坏(发动机)。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当这个系统运转起来,增长才能自我维持。
三、中国场景下的“算法执行”
我们看到的是,2025年诺贝尔奖的这一套理论框架,为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源代码”和操作手册。
它将政策行动的方向,清晰地指向了三个关键节点:知识供给、企业破坏与制度润滑。
知识循环的畅通,核心不在于政府投入的绝对值,而在于投入的结构与激励的分配。
目前,中国在研发(R&D)经费中,基础研究的占比只有约6%,这与美国17%的比例存在显著差距。这展现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需要将更多的资源导向那些不以短期应用为目的的“命题性知识”的探索。
更关键的是,激励必须到位。
赋予高校、科研机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让科学家能够分享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激活这个系统的关键一步。让科学家成为知识的受益者,而不是知识的打工者,才能真正激发他们从“指令性知识”转向“命题性知识”的原始创新动力。知识产权的激励逻辑,正在从“谁投入”转向“谁产出”。
破坏机制的有效运转,需要退出无障碍。
金融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晴雨表。全面实行注册制并推动退市常态化,其深层逻辑就是把股市中“壳”的价值降到零。只有让劣质企业快速出清,才能避免资源被锁死,让资本流向最具创新潜力的新经济。
在实体层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降低创业者失败成本的必要一步。
如果一个创业者失败了,就意味着终身债务和信用污点,他的下一个选择必然是保守的,甚至选择退回到僵尸企业去求稳。一个允许失败者体面退出、鼓励“连续创业”的社会,才是真正具备破坏性创新活力的社会。
制度的润滑,在于政府角色的超然性与对市场力量的尊重。
政府的支持手段,必须从选择性补贴转向嵌入市场机制的普惠政策,例如创新券和税收抵免。选择性补贴容易导致寻租和资源错配;而创新券和税收抵免,则将支持的决定权交给了市场,让资金跟随企业真正的创新需求流动。
同时,反垄断执法必须从关注企业的“结构”转向关注企业的“行为”,防止那些在上一代竞争中获胜的巨头,“躺在”专利上或利用其市场力量阻碍后来者的进入。制度必须保证,任何新生的、具备更高生产率的企业,都拥有公平的、进入战场的权利。
四、持久动力的“源代码”
增长的持久动力,不是某个英雄企业,不是某项革命性技术,甚至不是政府的一笔巨额投资。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一套自我维持的算法。
这个算法的运转逻辑是:
1. 开放的制度保证了知识产权的激励和思想的自由(土壤)。
2. 持续的基础研究不断提供新的科学原理(燃料)。
3. 充分竞争的市场迫使旧企业不断创新或被新企业取代(发动机)。
4. 畅通的退出机制保证了资源的新陈代谢(排气孔)。
只要这个系统运转起来,知识就会自我积累,创新就会自我维持,经济增长就能自我延续。这是2025年经济学诺奖所揭示的最强“算法”,也是各国穿越经济周期、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力的真正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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