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本人不是半导体行业的“工程人物”,但他与半导体之间有一种深层的、物理学基础上的联系——就像地基与高楼的关系:他打下的理论地基,支撑了后来整个固态电子学、半导体物理的框架。下面我们分几层来讲。
一、从物理原理上——他奠定了“量子场与对称性”的语言体系
半导体的一切,归根到底是量子力学在固体中的表现:电子能带、载流子输运、能隙、杂质能级……
而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是把“对称性”和“场”的思想确立为现代物理的共同语法。
1954 年他与米尔斯(Mills)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Yang–Mills theory),虽然最初用于描述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但它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思想:
“规律的本质,是局域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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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导体里,这种思想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布洛赫波函数的平移对称性 → 产生能带;
晶格缺陷、应变、外场打破对称性 → 改变载流子行为;
拓扑绝缘体、二维材料中的量子霍尔效应 → 依然是“对称性破缺与守恒”的故事。
换句话说:
杨振宁给出了现代物理描述“电子世界”的语法,这种语法也正是半导体理论的底层语言。二、从科学谱系上——他影响了一整代“固体物理的思维方式”
20 世纪 50–70 年代是半导体物理的黄金期:能带理论、pn 结、电输运、MOS 结构都在成型。
那一代做半导体的人,很多在量子场论和统计物理的训练下成长,他们直接受益于杨振宁这一类物理学家的启发。
比如:
杨振宁早期的统计力学与相变研究(如杨–李零点理论),对理解载流子浓度、相变、能带重构提供了数学框架。
他主张的“从对称性出发看物理”的方法,影响了后来的晶格群论、能带对称性分析、电子结构计算。
这些思想渗透进了半导体计算模型、能带工程、甚至 EDA 的物理内核。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芝加哥、香港中大等地长期指导学生,其中不少人转向凝聚态、低维材料、量子器件方向。
他本人晚年对凝聚态物理、超导、拓扑物态的兴趣也很浓——这些领域正是“半导体+量子物理”的交汇地。
现在你听到的许多关键词:“拓扑相、Berry 相、规范场在固体中的实现”,都是在杨–米尔斯框架的语言里长出来的。
可以说:
如果没有杨振宁那一代人把“场论思维”带进固体物理,今天我们理解二维电子气、拓扑半金属,都会更困难。四、从哲学意义上——他提醒工程界:规律比现象更深
杨振宁喜欢讲一句话:“物理学的美,是从对称性中生出来的。”
这句话放到半导体行业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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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工程师常被日常数据淹没——厚度、掺杂、应力、阈值电压……
但所有这些现象背后,都在遵循几个最根本的“对称与破缺”的法则。
懂这些规律,才能“预见变化”,而不仅是“调参数”。
这其实也是杨振宁思想对半导体行业最深远的启发:
他让我们相信:工艺的极限,往往隐藏在物理的对称性里。五、总结一句话
杨振宁和半导体的关系,不在于他造过晶圆,而在于他提供了晶圆世界的语言。 他让我们理解电子为什么能形成能带,为什么能在对称破缺的世界里流动、导电、发光。 没有那种层次的物理思维,半导体产业就少了“底气”——只有经验,没有原理。
如果把整个芯片产业比作一栋摩天大楼,材料科学、工艺工程是钢筋水泥;电路设计与算法是装潢与电力系统;杨振宁这一类理论物理学家提供的,是那根看不见的“力学规则”——告诉我们,这栋楼为什么能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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