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协议到期终止：国内矛盾比美国威胁更大，不满哈梅内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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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正式到期。伊朗方面的下一步动向惹人注目：他们会不会继续和西方对抗？还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

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总统佩泽什基安的话，严厉批评国内强硬派和保守派针对改革派和温和派的打压。他甚至说出，他更担心政治内讧，而不是美国的威胁。

他的原话是：我可以处理外国问题，但我更担心我们的内部问题。

2025 年 10 月 18 日，伊朗政治与外交舞台迎来双重关键事件。当天，为 2015 年伊核协议提供法律支撑的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正式到期，意味着联合国层面对伊朗核计划的所有限制彻底解除，外界普遍预期伊朗会借此调整对西方的外交策略。

总统佩泽什基安在接受伊朗官方通讯社采访时的表态，却将舆论焦点骤然从国际舞台拉回国内。

“我可以处理外国问题，但我更担心我们的内部问题。” 这位 69 岁的总统在采访中明确指出，相比美国持续数十年的敌视政策，国内的分裂与民生困境更值得警惕。

在伊朗政坛长期将 “对抗外部制裁” 作为核心叙事的背景下，国家元首公开宣称 “内部问题比美国威胁更严重”，近乎突破了传统的 “政治正确” 边界。

佩泽什基安进一步解释，美国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伊朗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应对机制，但 “两极分化、分裂的蔓延，以及不断诋毁国内一切努力的行为”，正在侵蚀国家凝聚力，这种内耗带来的危害更为隐蔽且持久。

佩泽什基安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伊朗社会经济困境的直接反映。最直观的指标体现在货币汇率上，10 月 20 日的数据显示，伊朗里亚尔对人民币汇率仅为 0.0001696，较前一日小幅下跌 0.0659%，而 1 美元可兑换 42000 里亚尔，货币贬值压力持续存在。

汇率波动直接传导至民生领域，普通民众感受到的是物价飞涨与工资购买力的持续下滑，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频繁变动让家庭预算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作为中东汽车生产大国，伊朗 2024 年汽车市场规模达到 379.4 亿美元，预计五年后将接近 600 亿美元，但受制于制裁与内部管理问题，本地厂商无法实现配件自主生产，大量关键部件依赖进口，导致汽车价格居高不下，普通家庭购车难度显著增加。

经济结构单一的痼疾更加凸显，石油产业虽仍是支柱，但美国的单边制裁导致出口规模受限，而革命卫队控制着除石油外 57% 的出口和 30% 的进口，以及国防工业、制药、电信等核心产业，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格局让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

青年群体的就业困境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焦虑。数据显示，伊朗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高位，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面临 “毕业即失业” 的困境。

这种民生压力逐渐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而政治派系的斗争更让民众对解决问题的前景感到迷茫。

佩泽什基安在采访中直言，议会强硬派近期启动对能源、交通、农业、劳工四位内阁部长的弹劾程序，这种政治博弈只会 “助长人们的愤怒、焦虑和绝望”。

总统的言论背后，是伊朗改革派与强硬派之间白热化的路线之争。佩泽什基安的政治背景决定了其改革立场：作为前心脏外科医生，他曾在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时期担任卫生部长，去年总统选举中作为唯一的改革派候选人胜出，其阿塞拜疆裔父亲与库尔德裔母亲的身份，让他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深厚支持基础。

竞选期间，他通过 “尊重最高领袖方针” 的表态平衡各方力量，既坚持改革主张又不触碰权力红线，这种策略帮他赢得了中间派选票。

但执政后，他推动的经济开放政策直接触动了强硬派的既得利益。佩泽什基安内阁积极与欧洲企业洽谈能源合作，试图吸引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举措与强硬派主张的 “自力更生” 路线形成鲜明对立。

强硬派的背后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和保守什叶派教士集团两大力量，革命卫队经过四十余年发展，已从军事力量渗透为经济巨头，控制着南部 60 个边界通道和近 600 家境外贸易公司，任何对外合作政策都可能影响其经济利益。

弹劾四位部长的行动正是这种博弈的集中爆发。强硬派指责改革派 “投靠西方却无实际收获”，改革派则反击强硬派 “闭关锁国导致经济停滞”，双方的争论已从政策分歧演变为权力争夺。

这种内耗在联合国制裁解除的关键节点更显致命 —— 伊朗本可借助决议到期的契机拓展外交空间，但内部纷争让外交主动权大打折扣，英、法、德三国仍以 “未履行协议义务” 为由启动 “快速恢复制裁” 机制，外部压力并未因决议到期而减轻。

言论引发的最大争议，在于外界对佩泽什基安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关系的猜测。在伊朗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掌握核心权力，负责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总统主要承担行政职能，两者的协调配合对政权稳定至关重要。

此前哈梅内伊多次强调，美国制裁是伊朗面临的最大威胁，呼吁全国团结对抗外部压力，与总统此次的表态形成明显差异。

但从伊朗政治运作逻辑来看，这种差异更应解读为分工不同而非立场对立。哈梅内伊作为国家最高领袖，其言论侧重于维护政权合法性与外部安全，通过强调外部威胁凝聚国内共识。

佩泽什基安作为行政首脑，直接面对民众的民生诉求，必须优先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两者的表述差异实则是不同角色的职责体现。

事实上，佩泽什基安始终保持对最高领袖的尊重，竞选时就明确表示 “凡是不符合最高领袖方针的都是红线”，执政后也未突破这一原则。

哈梅内伊对此次言论未作公开批评，其办公室保持沉默的态度，暗含对国内矛盾现实的默认。回顾历史，这种路线分歧并非首次出现，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时期就曾存在 “开放与封闭” 的争论，哈梅内伊当时同样强调政权主导地位，而拉夫桑贾尼推动私有化改革，最终形成 “对抗外部威胁” 与 “解决内部问题” 的平衡。如今佩泽什基安的言论，可视为对这一政治传统的延续，而非对最高领袖权威的挑战。

伊朗当前正站在内外政策的十字路口，佩泽什基安的言论既是对现实的正视，也预示着政策调整的可能。

若改革派能顶住压力，借助汽配展等经贸平台吸引外资，推动与欧洲的务实合作，或许能为经济注入活力，缓解民生压力。

但这必然会引发革命卫队的更强烈反弹，政治博弈可能进一步升级，甚至导致内阁瘫痪。

若强硬派弹劾成功，伊朗可能重回 “自力更生” 的封闭路线，经济大概率持续低迷，民众不满情绪可能转化为社会动荡。

更棘手的是，外部环境并未提供缓冲空间 —— 美国的单边制裁仍在持续，欧洲对伊朗核计划的疑虑未消，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又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这些外部因素让内部问题的解决更为复杂。

对佩泽什基安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多重矛盾中寻找平衡：既要推动经济改革以回应民众期待，又要避免触动革命卫队的核心利益。

既要维护与最高领袖的协调关系，又要坚持改革路线；既要应对外部压力，又要化解内部分裂。这种平衡的实现，不仅考验其政治智慧，更取决于伊朗各派系对国家根本利益的认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