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系列8：沉默的基石与史笔的锋芒——曾巩的仕途与文心

在唐宋八大家的璀璨星河中，曾巩宛如一颗恒定而温和的星辰，不似韩愈的雄浑奇崛，不似苏轼的旷达飘逸，也不似王安石的锐意革新。他以特有的沉稳持重、务实求真，在北宋文坛与政坛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这位被后人称为“南丰先生”的文学家，用他六十五年的生命历程，诠释了何为“儒者之政”的本来面目——不在炫目的功业，而在扎实的治理；不在华丽的辞章，而在经世的文章。

曾巩像

一、寒门砺志：二十年科举路上的坚守

天禧三年（1019年），曾巩生于江西南丰一个日渐式微的仕宦之家。祖父曾致尧虽官至尚书户部郎中，但到其父曾易占时，家道已然中落。更不幸的是，曾巩十八岁时，父亲因遭人诬陷罢官，家庭重担落在了这个年轻人的肩上。

“无田无食，无以育妻子”，他在《学舍记》中如此描述当时的窘境。然而，贫困并未击垮这个年轻人的意志。在抚州读书岩，人们常常看到曾巩与弟弟曾布、曾肇刻苦攻读的身影。“饮菜羹，袭敝衣，处穷约”，成为他青年时代的真实写照。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的科举之路。从十八岁到三十九岁，曾巩在科举场上蹉跎了整整二十一年。在这期间，他经历了六次落第。最让人唏嘘的是，当地有人作诗嘲讽他们兄弟：“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然而，这些挫折反而磨砺了他的意志。在《怀友》一文中，他写道：“予少而学，不得师友，辛苦而后知之。”正是这种“辛苦而后知”的经历，塑造了他沉稳坚毅的性格。在此期间，他游历四方，结交了王安石、欧阳修等挚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政见。

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九岁的曾巩终于迎来转机。在欧阳修主持的科举中，他与苏轼、苏辙同榜及第。这个迟到太久的成功，没有让他得意忘形，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务实求真的为政理念。

曾巩塑像

二、地方良吏：务实亲民的治理智慧

及第后的曾巩，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地方官生涯。从太平州司法参军到越州通判，从齐州知州到襄州、洪州知政，他始终秉持着儒家的民本思想，将文学才能转化为治理智慧。

在齐州（今济南）任上，他面临的是当地由来已久的治安难题。齐州素以“多盗”著称，前任官员多以严刑峻法治理，效果不佳。曾巩到任后，推行保甲法，“行伍民户，察其出入”，但与其他地方不同，他更注重教化。他建立学舍，延聘师资，让百姓子弟得以读书明理。不到一年，“州郡肃清，囹圄屡空”。

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济南的水利工程。面对时常泛滥的趵突泉、大明湖，他主持修建了北水门，科学地调节水位，“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彻底解决了水患。这项工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堪称古代城市水利的典范。

在洪州（今南昌）任上，恰逢瘟疫流行。当时其他官员多采取避疫措施，曾巩却毅然站出来，“命县镇悉储药，处民之疾者授之”。他不仅组织医官救治，还动用官仓粮食，“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官为收养”。这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拯救了无数百姓。

他的治理理念，在《救灾议》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种注重预防、立足根本的施政思路，体现了一个务实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三、史笔春秋：以实录精神书写当代

曾巩的史学成就往往被其文学成就所掩盖，实际上，他主持修纂的史书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元丰四年（1081年），他被任命为史馆修撰，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开始了其史学著述的重要时期。

他主持修纂的《隆平集》二十卷，记载了北宋太祖至英宗五朝史事。虽然后世对其真伪有所争议，但书中体现的史学思想却颇具特色。他特别重视典章制度的记载，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提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

这种“适天下之用”的史学观，与他的为政理念一脉相承。他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在《〈战国策〉目录序》中批评某些史书“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强调史家应当“得失都要记载，善恶都需明辨”。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女性史料的重视。在《列女传目录序》中，他专门记述了各个时代的杰出女性，认为“女子之贤，亦不可不记”。这种超越时代局限的史识，展现了他作为史学家的开阔视野。

他的史笔简洁有力，往往能在简短的叙述中蕴含深刻的评判。如记述寇准时：“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仅十余字，既写出了寇准的用人特点，也暗示了其日后遭贬的原因。这种“简而有法”的笔法，对后世史书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文以明道：古文运动的稳健力量

在文学方面，曾巩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他的文风以简洁质朴、说理透彻著称，被后人评价为“古雅平正”。

他与欧阳修的师生情谊堪称文坛佳话。当年欧阳修读到他的文章后，惊叹：“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在《送曾巩秀才序》中，欧阳修更是大力揄扬：“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

曾巩的散文特别擅长说理。《墨池记》通过临川城东的一处墨池遗迹，论述了王羲之书法成就来自勤学苦练而非天成，进而阐发“勉学”之理；《宜黄县学记》则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认为教化是“正俗育才”的根本大计。

他的书信也极具特色。《寄欧阳舍人书》在感谢欧阳修为其祖父撰写墓志铭的同时，深入探讨了铭志文体的写作规范，提出“蓄道德而能文章”的创作理念，实际上是一篇精辟的文学评论。

朱熹后来评价曾巩之文：“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这个评价道出了曾巩文章的价值——初读似平淡，细品方知其中韵味。

五、师友情深：文人相重的时代典范

曾巩的交游网络，堪称北宋文坛的缩影。他与王安石年轻时便是至交，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经义文章。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他坦诚地指出王安石文章的不足：“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

这种坦诚的批评，正是建立在深厚友谊的基础之上。后来王安石推行新法，曾巩虽然在一些具体措施上持不同看法，但两人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当有人问及对新法的看法时，曾巩总是谨慎地回答：“介甫有美才，但太执耳。”

他与苏轼兄弟的情谊也同样深厚。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时，许多旧友避之不及，曾巩却依然保持着书信往来。后来他在《赠苏子瞻》诗中写道：“君子知医国，如何不疗饥。”既表达了对友人才能的赞赏，也暗含了对时局的忧思。

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与欧阳修的师生情。在《祭欧阳少师文》中，他深情地回忆：“言由公诲，行由公率。”将自己的成长完全归功于恩师的教诲。这种尊师重道的情怀，体现了传统士人的美德。

曾巩生平简介

【结语】

曾巩的一生，是一部关于坚守与实干的启示录。他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没有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却以其扎实的政绩、质朴的文章、真诚的品格，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像一块沉默的基石，不显眼却不可或缺；他如一泓清泉，不汹涌却源远流长。

在追求速成与显效的今天，曾巩的故事提醒我们：真正的成就往往来自长期的积累，真正的智慧常常体现在平凡的坚持中。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告诉我们：无论是为文还是为政，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坚守与对责任的担当。这种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品质，正是曾巩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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