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81年春天，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杜致礼握着父亲杜聿明的手，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床单上，将军的葬礼快办了，她作为女儿，也是杨振宁的妻子，强忍着泪，忙着安排后事，照片里的杜聿明穿着整齐，静静躺在灵柩里，像睡着了一样。
杜致礼一九二四年出生时，父亲还只是个小军官，她在昆明长大，天天听父亲讲战场上的事，杜聿明常穿着将军服在家里走来走去，说怎么抵抗外敌，可日子总不按人想的走，一九四四年杜致礼中学毕业那天，父亲正因远征军打输而闷闷不乐，他手抖着写下“共励前程”，谁也没想到，这张同学录成了父女俩最后一封信。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杜聿明在淮海战役里被俘，家里一下子没了经济来源，杜致礼只好停下留学的事，却在美国碰上了代课的杨振宁，那时杨振宁为了攒钱去美国，在西南联大附中教物理，他讲公式总像在说平常话，杜致礼天天坐前排，笔记本上写满了字。
1949年圣诞夜，杨振宁每周从普林斯顿坐火车到纽约，在一家中餐馆见杜致礼，两人聊文学，谈理想，后来结婚那天，杜致礼穿的是借来的婚纱，杨振宁的西装也是租的，谁也没想到，他们一别就是三十年，再也见不到大陆的亲人。
1957年诺奖颁奖那天，杜致礼穿着借来的礼服，站在丈夫身边，闪光灯一亮，她盯着奖杯，忽然想起父亲，那个总说军人得把国家当家的将军，那时正关在战俘营里干活，直到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中国，父女俩才通过信知道，杜聿明已经从战犯变成了政协的文史专员。
葬礼那天下着小雨，杨振宁扶着杜致礼慢慢往墓地走，她忽然想起一九七二年周总理请吃饭的事，总理用筷子夹菜给她，说要照顾好振宁，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她终于能对父亲说，妈身体还行，孩子们也都长大了，话没说完，眼泪又掉下来了。
2003年杜致礼走了，杨振宁在悼词里说，我们一辈子跨过海峡，可怎么也甩不掉家国的牵扯，那本发黄的同学录，现在搁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柜里，共励前程四个字旁边，静静放着一张诺贝尔奖证书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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