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天,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杜致礼握着父亲杜聿明的手,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床单上,将军的葬礼快办了,她作为女儿,也是杨振宁的妻子,强忍着泪,忙着安排后事,照片里的杜聿明穿着整齐,静静躺在灵柩里,像睡着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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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致礼一九二四年出生时,父亲还只是个小军官,她在昆明长大,天天听父亲讲战场上的事,杜聿明常穿着将军服在家里走来走去,说怎么抵抗外敌,可日子总不按人想的走,一九四四年杜致礼中学毕业那天,父亲正因远征军打输而闷闷不乐,他手抖着写下“共励前程”,谁也没想到,这张同学录成了父女俩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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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杜聿明在淮海战役里被俘,家里一下子没了经济来源,杜致礼只好停下留学的事,却在美国碰上了代课的杨振宁,那时杨振宁为了攒钱去美国,在西南联大附中教物理,他讲公式总像在说平常话,杜致礼天天坐前排,笔记本上写满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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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圣诞夜,杨振宁每周从普林斯顿坐火车到纽约,在一家中餐馆见杜致礼,两人聊文学,谈理想,后来结婚那天,杜致礼穿的是借来的婚纱,杨振宁的西装也是租的,谁也没想到,他们一别就是三十年,再也见不到大陆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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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诺奖颁奖那天,杜致礼穿着借来的礼服,站在丈夫身边,闪光灯一亮,她盯着奖杯,忽然想起父亲,那个总说军人得把国家当家的将军,那时正关在战俘营里干活,直到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中国,父女俩才通过信知道,杜聿明已经从战犯变成了政协的文史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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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那天下着小雨,杨振宁扶着杜致礼慢慢往墓地走,她忽然想起一九七二年周总理请吃饭的事,总理用筷子夹菜给她,说要照顾好振宁,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她终于能对父亲说,妈身体还行,孩子们也都长大了,话没说完,眼泪又掉下来了。
2003年杜致礼走了,杨振宁在悼词里说,我们一辈子跨过海峡,可怎么也甩不掉家国的牵扯,那本发黄的同学录,现在搁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柜里,共励前程四个字旁边,静静放着一张诺贝尔奖证书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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