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冲突的底层逻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沉痛的教训

如今，“大国不会再走向战争”的说法，似乎已成为无需多言的共识。但战争本身有其不变的逻辑——即便这种逻辑，说到底也只是一种“经验之谈”。所以，对于“大国战争已成为过去”这类乐观论调，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毕竟，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惟一比“预言战争终结”更常见的，就是战争本身。

历史类比和历史的逻辑。历史是一种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的向导，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汲取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能够开创与过去不同的未来。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有助于发现它与未来中美可能发生的冲突之间的相似性。社会像人一样，受到对世界如何运转或者应该如何运转的看法的推动，既受信仰驱使，也受激情支配。在某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比今天更具相互依赖性。一个大国一旦认为正确的时机出现，有机会取得战争胜利，那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很难阻止战争爆发。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战争并不合理，但这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

占支配地位的冲突的逻辑。占支配地位的冲突是指一个崛起的大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企图改变国际体系所引发的冲突。当今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冲突是由国家利益推动的，但它们也是由各国对未来的不同看法引发的。如果守成大国决心维护的规则不仅与崛起国家利益冲突，而且与其雄心和欲望也相互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崛起的大国是否愿意无限期地受制于这些规则就有待商榷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已不再关乎领土、资源或市场，而是关乎规则的制定。作为守成大国，美国面临的挑战在于，中国也有自己的抱负和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憧憬。

战略叙事和战略逻辑。每一个大国都有其独特的大战略。大战略的目标应该是将世界各国的政策与力量进行协调，从而使它们不必诉诸战争。中国和美国当前都在解读对方意图，从而精心设计各自的大战略。正是大国对自己大战略的叙事将人们引向了冲突或者和平之路。大国之间很少真正地相互信任，但一些大国能够找到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方法。从美国的角度看，重中之重是当前体系的规范性制度继续得到维护。美国的意图是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人对战略逻辑的理解有很好的连贯性，只不过尚处于战略叙事的构建阶段。

战争及其多变的逻辑。现代世界的战争仍然具有致命性和毁灭性，但它不一定是暴力的或血腥的。胜利的本质开始发生变化，非传统冲突形式的涌现不仅重新定义了战争的本质，而且迫使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彻底审视武力、暴力和致命三者的关系”。“武力不一定意味着暴力，尤其是在暴力意味着致命的前提下”。战争的形式和内容如此丰富多变，足以推翻任何单一的定义，战争的政治结果同样如此。中国人向来明白运气和偶然是战争的关键。战争的真相也不只胜败那么简单。

爱德华七世（1841年11月9日—1910年5月6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及印度皇帝

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是当代大国冲突的原始版本。所有人都不想要战争，但不是所有人都尽心竭力地避免战争。很多历史学家现在相信，战争之所以爆发正是因为有太多的政治家认为它太不可能爆发。

中国崛起的背景不同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与德国不一样的是，中国或许只寻求对当前国际体系进行渐进式的修改，而且它肯定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中国与俄罗斯也不一样，俄罗斯对当前的秩序不满意，却没有力量挑战它；中国有足够的力量要求作出改变，但至少目前表现出的是能够适应美国的领导。尽管美国或许处于相对衰退的过程中，但与爱德华时代（指1901年至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相比，美国的实力地位要强大得多。同样，由于不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指19世纪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因把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运用于解释社会现象而得名）的思维模式，不可能有谁会真正地鼓吹战争的积极意义，或者认为战争具有历史必然性。

英国经济学家诺曼·安吉尔爵士曾提出这样一种经济理论，即相互依赖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已经使大国战争成为过去时，今天我们仍不时地听到类似的言论。在那些相信这种观点的人看来，参与大国冲突的动机已经被国际经济高度全球化的本质削弱了。一项研究发现，大国战争与战前和战后时期贸易减少之间存在关联。考虑到今天相互依赖的贸易网络，战争根本打不起来。美国学者斯蒂芬·布鲁克斯同样认为，与1913年的国际经济相比，今天全球化生产的本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使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低。考虑到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企业内部交易和国际分包的日渐普及，一件产品很可能是由多个国家生产的，而不是一国生产，因此，战争的吸引力下降了。应该指出的是，中美两国公司之间交易的水平并不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美国对中国全部出口的28.7%和从中国全部进口的13.7%属于企业内部交易，这两个数字都明显低于47.8%和27.7%的全球平均水平。

当我们试图理解中美关系可能如何演变时，最恰当的历史类比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政治学家会对此提出质疑，他们会指出，各国参战的原因是他们误会了彼此的意图，或者他们因为疏忽而误打误撞地卷入战争。有抱负的大国希望获取的东西可能超出了现有大国愿意分享的范围，或者守成大国被证明无法维护这套规则，而崛起大国既无意志也无意愿承担责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的主要教训是，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化，这常常促使它们对战争与和平产生不同的看法。

关于为何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没有爆发任何战争，加拿大认知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认为，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战争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平克承认，大国之间的长期和平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他断言，在今天爆发这种战争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同样的断言出现在《华盛顿季刊》刊登的一篇文章上，这篇文章认为，国家间战争如今已成为一种小概率事件，典型的国际冲突事实上已经从现代世界消失。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大国间战争的数量一直在稳定下降。1700年至1815年间爆发了9～11场大国战争，1815年至1930年间爆发了2～6场大国战争，而从1930年至今只爆发了两三场这样的战争。

大国战争或许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但这些战争的破坏力显然更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3700万人死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它的两倍。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夺去1.5亿人的生命，甚至更多。尽管人类尽量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未来两三个大国判断失误的情况并非不可想象。

如果中美爆发战争，那将是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最具毁灭性的战争，虽然以死亡人数而论可能排不到首位，但它对世界经济造成的破坏肯定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这场战争中至少有一部分发生在太空的情况下。任何一场大国战争都比上一场惨烈，英国人常常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Great War”，但这个词语此前专门用来指代拿破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大可能是最惨烈的最后一次大国战争。

上文所述并非为了否认战争日益衰退的吸引力，事实上各个大国仍在相互竞争。随着历史的演进，贸易在创造财富方面要有效得多。战争代价太高，早已不被人看好，它的频率越来越低也不止一个原因。尽管如此，在国家间战争被宣布“过时”之前，人们不愿面对的真相还是值得警惕。

幂定律是指两个实体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能够有效描述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中的非线性关系，揭示了复杂系统中少数关键因素对整体行为的主导作用

第一个真相是，统计数据不是故事的全部。从统计上的关联直接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是愚蠢之举。20世纪大国战争次数较少并不意味着未来会越来越少。显然，大国战争越来越罕见，一个原因可能是当代世界日益错综复杂。战争的成本上升了，而回报却下降了，但复杂性不会否定大国冲突的逻辑，它不过是让这种逻辑更加复杂罢了。

第二个真相是，尽管合作为各大国带来的好处前所未有，而冲突带来的好处大不如前，但竞争仍然是本质。的确，大国能够通过合力避免战争而大幅增加财富、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但遗憾的是，战争的消失并不是“幂定律”的结果。

就大国战争而言，趋向于和平的幂定律将在社会和经济复杂性削减战争回报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大国会因为成本而打消参战的念头，这种情况持续越久，就越难以“想象”战争是有用的。一旦战争的功用遭到质疑，那么它的道德性也一定会遭到质疑。

网络战争是未来战争最有可能采取的形式

市场从未如此复杂，社会也变得多元化，但这种形势下真正的外部因素反而是战争本身，战争有惊人的韧性。英国战争史学家约翰·基根写道，“战争就像疾病，它显示出变异的能力，当人们努力控制它或者消除它的时候，它变异的速度反而最快。战争永远不会从政治中消失，除非我们能消灭战争爆发的原因”。不幸的是，大国冲突的首要原因从未改变，那就是竞争。

人类是一个天生爱好竞争的物种，而大国因利害重大之故，争胜之心尤甚。争强好胜和竞争也有所区别。竞争是各物种的天性，争强好胜则截然不同，它是某种形式的冲突。战争常常与身份有关——大国希望维持自己的身份；小国与大国结盟，以此获得身份。在英国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勒博调查的94场战争中，追求安全只是其中19场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与之相对，对地位的追求是62场战争的首要或至少是次要动机。另有11场战争与报复行为有关，而这同样是地位的体现。

争强好胜有其自身逻辑，没有哪套统计数据能够做到不遗毫发或者言之甚明。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世界即将进入自冷战结束以来大国竞争的最危险阶段。国际体系的韧性可能会面临与1914年同样严峻的考验。

关于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的看法林林总总。中国“和平崛起”倡导者郑必坚认为，中国不但不会走德意志帝国以及1945年之后美苏两国所走的道路，而且会一举超越大国冲突的逻辑，因为这一逻辑根植于西方思想，而非中华文明。原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新加坡籍）认为，中国是“当前世界秩序最有力的支持者”，它希望通过用多极世界取代美国支配的世界来进一步巩固这套秩序。也有学者认为，战争可能是“中国世纪的促成因素”。美国现实主义思想家、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宣称，中国根本不可能和平崛起——毕竟，战争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中国和美国应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要过于相信自己持续作出理性决策的能力，也不要相信自己明白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这两个大国应该就各自的价值观努力展开建设性的文化交流，同时要求对方为如何解读这些价值观负责。两国应该避免海上军备竞赛，并采取措施防止太空军事化，还需要意识到网络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战争最有可能采取的形式，至少在战争初期如此。这些步骤都不会要求两国改变目前的竞争关系。

人们必须不断地讨论中美战争的可能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历史浪潮云谲波诡，能够导致多种不同的结果。人们还必须记住，大国战争过时论所体现的这种普遍懈怠正是1914年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如果中美两国继续相信战争实在是“不大可能”的，没必要认真对待，那么不仅是这两个国家，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最终都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摘编自《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