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应山县知县，张家畈始祖张朝公轶传

《元朝应山县知县，张家畈张氏始祖张朝公轶传》

张家畈一隅

一、乱世为官，异族统治下汉族士子的生存智慧

清代《湖广通志》卷五十二官职志中记载：“张朝，元文宗时知应山县”。湖北省广水市余店镇张家畈张氏家族光绪八年(1882年)祠堂碑文记载：“张氏自前元文宗初年，始祖朝公，以江西麻城人出仕应山，及文宗四年公治落籍于邑之西北七十里，尹家畈后改张家畈”（应山县是现在的广水市）。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正值大元帝国多事之秋。泰定帝驾崩，大都政变，怀王图帖睦尔在权臣燕铁木儿扶持下即位，是为元文宗。此时帝位争夺引发的“两都之战”刚平息，蒙古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激烈，而汉人官员在政治体系中处境微妙——中央要职多由蒙古、色目人把持，汉人最高仅能任右左丞。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西人张朝公，踏上了出仕湖广行省德安府应山县的征途，这位后来被张家畈张氏家族奉为始祖的人物，将在元末动荡的政治夹缝中，书写一段抚民兴农、落籍开宗的传奇。

张家畈光绪八年(1882年)祠堂碑文记载：“张氏自前元文宗初年，始祖朝公，以江西麻城人出仕应山”

二、汉人仕途，元文宗初年的政治现状

元文宗图帖睦尔自幼成长于汉地，文化修养较高，提倡尊孔，推行儒家礼仪。然而，这位“颇有建树”的皇帝却处于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

在官制和选举方面，中央最高的行政机关中书省、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与监察机关御史台的正长（除特殊的例外），都不让汉人担任。科举方面，蒙古人与色目人为一榜，汉人与南人为一榜，考试内容难易不同；所取人数则四等人每等人数相等，但汉人、南人在人口总数上却要超出蒙古、色目千万倍。

元朝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首开科举，右榜（蒙古、色目人）：考题相对简单，且只需考两场。左榜（汉人、南人）：考题更难更深，需考三场。

这意味着，一个汉人考生需要付出比蒙古、色目考生多出数倍的努力，去争夺一个群体基数大、名额极其有限的进士席位。例如，才华横溢的汉人文人王冕、施耐庵等均未能通过科举入仕。元朝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了大量重要官职能够被其信任的蒙古、色目精英占据，同时给数量庞大的汉人精英留下一条极其狭窄的上升通道，既加以笼络，又严加限制，防止其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这种科举制度，极大地挫伤了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许多文人转而投身于戏曲、小说等民间文艺创作，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元曲等通俗文学的繁荣。同时，它也加深了社会民族矛盾，为元末农民起义埋下了伏笔。

元朝时江西吸纳了各地逃难移民，成为人口第一大省（因此有了明初：江西填湖广，清初是：湖广填四川），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同时在江西籍文人推动下，江西也成为元代文坛的关键力量。江西是元代书院最盛之地，江西士人游学盛行，积极参与科举，每次乡试应试者常达数千人，进士总数在全国名列前茅。除科举外，江西士人还通过学官（如教授、书院山长）等途径入仕。

江西籍张朝公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凭借才学与能力，得以出任应山知县。作为第三等“汉人”（江西籍属北方汉人为三等人，湖广属南人为四等人），他虽无法跻身权力核心，却在地方治理中寻找到了施展抱负的空间（“四等人制”并非元朝正式颁布的法典，而是对一系列差别对待政策的总体概括，四个等级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汉人和南人在政治、法律、科举等多个方面面临差别待遇）。

三、抚治应山，知县呕心沥血的民生举措

元文宗即位初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举兵，“欲翊戴明宗”，战乱波及湖广北部。张朝公上任之际，应山地区刚经历天历之变的动荡。面对这一局面，张朝公展现出卓越的治理才能。

应山县地处鄂北边陲，黄土关、平靖关、武胜关三关鼎峙，既是南北交通要冲，也是军事防御重地，因有守关驻军，导致当地赋税徭役繁重。在这个 “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 的时代，张朝作为第三等“汉人”能出任知县，已属难得。元文宗虽为元代汉化最深的皇帝，提倡儒术，但其统治时期，汉人官员仍面临诸多限制。

张朝公到任之际，应山刚经历“天历之变”的动荡。面对三关险要之地易生乱的治安问题，他采取了一系列保境安民措施：

协调军民关系：作为汉人知县，在蒙古驻军与本地居民间斡旋，减少冲突。

修筑防御设施：组织乡民修缮关隘附近的防护设施，增强自卫能力。

稳定社会秩序：依法明判、暗施平衡，对于民事纠纷，张朝公依据元律条文作出判决，维护法律形式上的权威。但在执行层面，则对处于弱势的南人给予暗中倾斜。

弘扬汉家文化：作为汉人官员，张朝公借“元文宗提倡尊孔，推行儒家礼仪”兴学、兴文、兴祭祀等文化活动，促进当地蒙古驻军官员与南人的交流，培育共同的文化认同。

张朝公的治理之道，是在不触动元朝民族等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司法技巧、民间智慧和文化软实力，在夹缝中维持应山的地方稳定与相对公正。

四、将王祯《农书》引入应山，惠及湖广影响深远

张家畈张氏家族传说，祖上曾流传一本“神书”王祯《农书》，之后下落不明。

元代农学家王祯在江西担任地方官时，于1313年（元皇庆二年）前后写成了不朽名著王祯《农书》，这部书是中国古代农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系统地总结了南北方农业技术，尤其详细描绘了水转翻车、高转筒车等适用于江西丘陵地带的先进灌溉工具，其伟大之处在于三部分：

《农桑通诀》：相当于农业总论，从垦耕、播种、施肥、灌溉到收获、畜牧、养蚕等，论述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

《百谷谱》：专门介绍各种农作物粮、菜、果、竹、木等的栽培方法。

《农器图谱》：这是全书最精华、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它详细描绘了多达300多种农具和农业机械，并配有大量插图。许多失传的古农具靠此书得以保留其形制，其中还包括他本人设计或改进的器械。因为《农书》规模宏大，王祯为了将《农书》广泛推广，专门发明了 “转轮排字盘” （也叫“活字板韵轮”），他将这套方法和经验写成《造活字印书法》，附在《农书》之后，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叙述活字印刷术的文献。

王祯《农书》是元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一座高峰，此书打破了此前农书地域局限，系统总结并对比南北农业技术，收录农具并配图306幅，许多失传农具得以考订复原。它系统总结和整合了元代及前代的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尤其在推广先进农具、促进南北农业技术发展方面贡献卓著。书中"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将星躔、季节、物候、农事紧密结合，方便农民掌握农时。不仅记载当时农具，还改进水排为风箱鼓风，创制牛转翻车等，并成功用于地方抗旱，以及成功在南方和北方推广棉花种植。其体例和内容成为明清农书的典范，持续影响着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

张朝公自江西出仕应山县，随行其一便有王祯《农书》，全书篇幅大且插图多，因刻印成本高，流传有限，据说元代刻本至今未被发现。

应山县因为三关鼎峙，驻军消耗及“义阳三关”的物资储备，使应山本地税粮及徭役高于普通州县，作为农业区，夏税（丝棉布帛）与秋粮（米谷），需优先保障军需。盐课、茶课等专卖税及商税，因地处南北通道，过往商旅增多，虽活跃经济，但也增加了官府对商税稽核的负担。应山的驿站、驿道维护，需百姓轮番承担驿夫、马夫等役，为过往官兵、使臣提供食宿与运输，此役耗时废业，最为民困。关隘修缮、粮草运输、军营建造等，在元朝“武力立国”的背景下，此类徭役具有强制性与紧迫性，随时可能征发，严重干扰农时。

地理方面，应山县地处桐柏山与大别山交汇处，境内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七成以上，元朝的应山县，地理上呈现出“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基本格局，“群山环绕、关隘林立、中有河谷” 的兵家必争之地，这种地形既带来了军事上的屏障，也限制了可耕地的面积。

气候方面，应山县气候四季分明、降水集中、冬季寒冷，使得农业生产面临 “春季怕旱，夏季怕涝，冬季怕寒” 的复杂局面。

张朝公初到应山，便洞察到 “重役”与“贫农”，“地理”与“气候”是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在元朝严峻的军事与赋役体制下，为应山百姓争取喘息之机，唯有通过提升农业生产力，来增强民力。

面对此局，张朝公巧妙地引入王祯《农书》进行农政改革，作为破解困局的核心手段。

张朝公见县内山田易旱、农具陈旧，他亲赴乡间，依《农器图谱》督造高转筒车架于河水两岸，使高岗之地得溉；又仿"耘荡"之制改良耧锄，命工匠批量制作先进农具，大幅提升耕作效率，使农民能在完成军役、官役的同时，尽可能保住农业生产，避免因徭役而田园荒芜。

在农作物方面，张朝公积极提升土地产出价值，按《百谷谱》所载，大力推广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引导农民种植芝麻、油菜、黄豆、花生等耐旱作物，增加农民收入来源。推广莙荙、菠薐、菘、芦菔、芫荽等蔬菜提高生活质量。（莙荙为红叶甜菜或牛皮菜、菠薐为菠菜、菘为大白菜、芦菔为萝卜、芫荽为香菜。宋元时期白菜称菘，南宋时江西曾从杭州引种白菜，初期品质不佳，后在当地不断发展。元代一些文献也记载白菜"南北皆有之"，且扬州有重达十余斤的大白菜）。

张朝公还结合应山山地特点，利用应山河流资源灌溉农田，组织修建水坝、陂塘、堰塘、水渠等。推广"授时指掌图"指导农时，提升整体农业种植水平，让农民手中有了更多布帛与粮食。

张朝公开创了元代县级官衙系统推广农学专著之先例，使江西农学智慧在鄂北山区落地生根。三年后，任期将至，然火种已经播下，未来可期。江汉平原拥有极佳的自然条件，是湖北的核心区域，但元朝时其巨大潜力尚未被完全释放，这种潜力的爆发是在明清时期，于是明清时期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出现。张朝公在应山县系统的推广王祯《农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惠及湖广影响深远，可能正是其被记录入《湖广通志》的主要原因之一。

700余年来多次大旱，张家畈张氏家族就是靠王祯《农书》中的“水转翻车、高转筒车”得以度过旱情，并且免于因大旱背井离乡流亡他地，尤其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张家畈用数十台水车中转10余次将河水引至田间，才勉强度过旱灾之年（详见《张文从传》），张家畈至今仍有多项农业技术与王祯《农书》中内容高度相合，其中就有张家畈大白菜种植（详见《张家畈大白菜传记》），也造就了1973年前后张家畈在应山县多个农粮指标第一的奇迹。

五、以江西文风重塑状元之乡应山

《应山县志》明嘉靖十九年版风俗篇记载：“其民好文多学者，其俗善良不争，纯静易治（宋张耒云）；好学而文纯静有耻（同上）；应山之俗多信厚而知廉耻（王华云）；其民秀而文其俗朴而俭（元鲁璠兴云）；士尚文学，俗喜巫鬼，巨室多悍险健讼（州志）”。

应山县在北宋时是有名的“状元之乡”，学风优良，不仅诞生了历史上唯一一位“连科状元”和 “兄弟双状元”，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求学之地。

北宋“连科状元”王世则，本为桂林人，后随父母迁入湖北并入籍应山，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王世则殿试第一，被钦点为状元。由于同科一位进士任职后发生军粮被焚事件，有人质疑该科进士水平，宋太宗于次年下令复试，王世则再次名列第一，成为罕见的"连科状元"，其故居在"应山城西四十里之龙图湾"。

北宋“连中三元”的“兄弟双状元”宋庠(初名宋郊，字伯庠）、宋祁两兄弟（应山知县宋玘为二宋之父），师从隐士连舜宾（连舜宾的祖父连光裕是宋太宗时期应山知县），连舜宾在应山城南授业，学生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欧阳修曾为老师连舜宾撰写《连处士墓表》。有“连中三元”的 “兄弟双状元”宋庠、宋祁两兄弟，以及“一门双进士”连庶、连庠两兄弟，此二人为连舜宾儿子。宋庠、宋祁兄弟和连庶、连庠兄弟被后人合称为“应山四贤”，共同受到纪念，应山至今仍有四贤祠遗址、四贤路等（宋祁的孙子北宋时应山知县宋义年首建四贤祠）。

关于“兄弟双状元”：原本弟弟宋祁为殿试第一（状元），兄长宋庠为第三。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刘娥认为“弟不可先兄”，长幼有序更为重要。因此，她亲自干预，将宋庠擢升为状元，而将宋祁置于第十位。就这样，兄弟二人虽未同时位居榜首，但史书仍以“兄弟双状元”的美称记录这段佳话，宋庠成为名副其实的状元，而宋祁则被誉为“小状元”。

应山县虽然在北宋时期人才辈出，但是历经南宋及元朝，文风没落风雅不存。然江西在元朝时期，科举上虽面临民族不平等政策，但成绩依然亮眼，并通过非科举途径寻求仕进；学风在多元文化交融和书院的支撑下，呈现出包容与务实的特点。

尽管元代官学系统对汉人有限制，张朝公仍尽力推动教育，将江西优良学风引入应山：

利用庙学形式讲学：元代庙学是“在孔庙中对孔子和曾参、颜回、孟轲、朱熹等先哲祭祀礼拜后，进行的以宣讲儒家经书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教学形式”。张朝公积极利用这一形式，在祭祀后亲自讲学，在惟凭科举与学官方能入仕的年代，知县张朝公堪称应山学识之冠，能得其指点，皆获益匪浅。

推广儒家经典：朱熹等人注疏的《四书》、《五经》为科举准绳，张朝公便以此为基，向县中青年讲学授业，使儒学薪火在应山生生不息。

鼓励私学发展：支持邑内私塾发展，元代私学“侧重于儒家经典，又以朱熹等人注疏的《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

创教学新法：将王祯《农书》纳入课程，结合农时开展实践；以虞集等江西大家文章为范本，锤炼科举文章。

六、弘扬孝道，旌表应山孝子高可燾入列《元史》

《应山县志》明嘉靖十九年版记载：“高可燾，文宗二年七月旌高可燾孝行，见元史文宗本纪及孝义传”。

张朝公于前元文宗初年出仕应山，特别重视孝道教化，这与元文宗“提倡尊孔，加封孔子父母及后世名儒”的政策相呼应。

张朝公听闻治内高可燾（又作高可焘）“居丧庐墓”(为父母守丧并在墓旁搭建草庐居住)的事迹，深为所动十分重视。作为当地父母官，张朝公亲自核实后，不仅在应山大力宣扬、予以表彰，并上报高可燾孝行，使其孝行得到朝廷旌表，不仅成为应山地区的孝行典范，更名扬全国。因其孝行传播深远、影响广泛，高可燾最终被载入《元史·孝义传》中，该传记主要收录元代中后期的孝义之士。

在张朝公治理下，应山地区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尤为难得的是，作为北方汉人（江西籍）官员，他能够妥善处理蒙古人与当地南人（湖广地区属第四等“南人”）的关系，促进了族群间的和谐共处。

张朝公在应山知县任上的作为，展现了元代汉人官员在民族等级制度下的生存智慧与文化担当。他虽处于政治边缘，却通过发展农业、振兴教育、弘扬孝道，为应山地区留下了深远影响。其落籍应山的抉择，更体现了一位儒官“落地生根”的坚定信念，成为元朝地方治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页。

《应山县志》明嘉靖十九年版中关于高可焘的记载

七、落籍开宗，700年家族张家畈的肇基故事

张家畈光绪八年祠堂碑文记载“及文宗四年，公治落籍于邑之西北七十里，尹家畈后改张家畈”。文宗四年（1332年），张朝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卸任后落籍于应山。

这一决定在当时并不寻常，元代官员多为流官，任期三年，卸任后通常返回原籍。张朝公选择落籍应山，可能基于多方面考虑：

一是对应山这片付诸心血的任职地有深厚感情，希望看到自己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

二是元末政局动荡，返回江西老家的路途不安全。

三是江西老家已经人去楼空，张朝公另外两兄弟在外地任知府（张家畈张氏族传说张朝公兄弟三人，另外两兄弟在他处任知府）。

选择何地落籍？应山县“三关鼎峙，北望中原，南控江汉”，坐拥南北通衢之利，商旅往来，市井繁荣，短期看来确是安居乐业的便利之选。然而若以历史为镜，便不得不警惕其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宿命——这座关隘重镇虽屯有精兵、暂保太平，却在每一次王朝更迭或天下动荡之际，都不可避免地沦为战火交锋的前沿。从未来的元末烽烟，到明末乱局，再到清末变乱，无不应验了这座县城，在历史周期规律中难以摆脱的颠覆性战乱风险。

在整个元代，应山县一直隶属于随州，并归德安府管辖。张家畈（尹家畈）位于“邑之西北七十里”，是应山县与随州交界地，虽远离主干道，然随州应山两地皆可往，既避开政局动荡的核心区域，又依托地缘基础保障家族生存。张家畈（尹家畈）周边有西周时期张姓本家张天佐张天佑（照墙塆张天佐张天佑传说，张天佐又称张天师）两兄弟的神奇传说、有玉皇大帝放置金箭所化的神秘“金箭岭”（又名青龙岭、梯子岭）庇护、有唐代武则天时代“西长安”凤都之福，更重要的是张家畈（尹家畈）有“陡石岩仙人布道、青龙黑虎护佑、千年灵泉润泽万物、青丘狐仙守望秘境”，以及暗合玄机的七口千年古井，以北斗七星布阵聚气增福，还有起源于桐柏山的河流经过，等等。

张朝公手握王祯《农书》，并且在知县任上实践成功获得精髓，因此乃敢选择偏僻之地落籍开宗。张家畈张氏家族口传，张朝公最初定居之地为张家畈一山之隔的马安，此处是两条河流交汇、良田众多、视野开阔，当前马安村委（老电影院）一带和胡家岗一带1963年前为张家畈张氏家族明朝祖坟园。

张朝公定居后，他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引入这片土地，亲授农桑，改良农具，引进新种，垦荒拓田，兴修水利，崇祀兴学，传授百业，修寨御敌，为张氏家族的生存繁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家族内流传其落籍后的兴家举措尤见其远见：

修青龙寺，崇礼重祭：张家畈光绪八年碑文记载“公殁？？？大庙西胡家岗丁祖坟堂前，盖公在之时尝立大庙崇祀，世代宗祖庶元明以及皇清，张氏皆以大庙为永远香火之堂矣”，此处的大庙即指现在的青龙寺。张朝公主持修建青龙寺，既为祭祀先贤先祖、凝聚乡邻，亦借宗教仪规范民风。寺名“青龙”，暗合当地青龙岭（也称呼金箭岭、梯子岭）传说，将信仰与地缘文化融合，强化家族认同。

兴学传家，崇德继世：设私塾授《孝经》《小学》，以“耕读传家”训导子弟。其族后裔清代太学生张士科获御赐龙头拐杖，当代亦出省级劳模，皆承此训。

百业立命，自力更生：定居后，张朝公传授及鼓励后代学习百业，让后世子孙不仅有一技傍身，还能在偏僻之地自给自足、安身立命，后代在三百六十行中各有涉猎，此乃家族生存繁衍之根本。

水利农耕，技术革新：修筑河堤、堰塘、水渠，引水灌田，更将王祯《农书》中的“稻麦轮作技艺”发扬光大，改良农具、制作水车、提升耕作水平。引进新作物，推广棉花、大白菜、芝麻、油菜、黄豆、花生及山茶种植，使僻壤成膏腴之地。民间传张朝公“教民种菘（大白菜）于谷地，植茶于山阳”，尤其是张家畈大白菜闻名几百年，成为当地特产。

筑寨防匪，未雨绸缪：张朝公定居后不久，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应山各地动荡不安，张朝公率族众及乡民依险修筑山寨，修筑：张家寨、老虎沟山寨、九里寨等，几寨后世逐渐加固，至明清仍为乡民避乱之所，修筑堡寨以自卫，将宗族及周边力量团结起来，在乱世中艰难维系家族安全及运转。

八、乱世将起，大夏皇帝明玉珍应山起义

张朝公落籍应山之时，正值元文宗统治后期。文宗在天历之变中涉嫌毒杀其兄明宗，统治合法性备受质疑，加上燕帖木儿等权臣专权，朝政日益腐败。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朝公选择远离政治漩涡，专注于家族建设。他继承儒家传统，重视子弟教育，使张家畈张氏家族逐渐发展成为当地颇有声望的家族。

张朝公定居19年后，1351年前后应山平林人明玉珍集结乡兵千余人屯驻青山，结栅自固，这支部队最初具有保境安民的性质。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冬，徐寿辉派人招降明玉珍，以武力相威胁，明玉珍为保护家乡，不得已归顺徐寿辉领导的天完红巾军，任元帅，正式参与反元起义。1363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

明玉珍起义，一方面反映了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湖广地区民众的反抗精神。明玉珍从“结栅自固”的自我保护，到最终卷入红巾军浪潮并开国称帝，这是一种外向的、突破性的抗争。张朝公通过扎根地方、构建宗族来维系社会秩序与文化传承，这是一种内向的、防御性的坚守。共同勾勒出元末乱世中“动”与“静”的两条历史脉络，这两条路径看似背道而驰，实则共同反映了元朝统治已陷入深重危机：其统治机器既无法保障地方的安定，迫使精英自谋出路；更无力化解社会的尖锐矛盾，最终引爆了民众的武装反抗。他们以一文一武的方式，共同预示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孕育。

九、民间传说，张朝公躲过朱元璋杀劫

关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应山县城，应山民间流传着一则引人深思的传说：朱元璋率部攻破应山县后，因为应山是明玉珍家乡，同为起义军的发源地之一，担心民众反抗，遂在城中丢下一枚金锭，声称若金锭第二天翻过来，则再次屠杀。结果金锭被乌鸦用嘴翻开，朱元璋悍然再次领兵屠杀。

这则传说既反映了元明之际，应山地区的战乱之苦，又反映了应山作为“三关之地”在朝代更迭时之危。作为前朝官员及后裔，如张朝公选择定居应山城区或者城区周边，则必在朱元璋攻破应山时难逃杀劫。

张家畈张氏家族能够延续至今，700余年多次成功度过朝代更迭、天灾人祸，这得益于张朝公奠定的良好家族基础，以及后代在乱世中灵活务实的生存智慧。

十、异族统治下，张朝公的历史意义

回望张朝公的一生，我们可见元代汉族士人在异族统治下的生存智慧。他没有像部分汉人官员那样完全依附蒙古权贵，也不像激进士人那样消极避世或积极参与反元活动，而是选择了一条务实道路——在可能的范围内为官一方，造福百姓；时机成熟时，则退隐乡土，开基立业。

张家畈因为老族谱遗失，仅存光绪八年张氏祠堂碑文中“始祖朝公”的记载和家族口传，虽简洁却蕴含丰富历史信息。它记录了一个汉族家族在元代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策略，也折射出元末湖广地区的政治社会变迁。

张朝公的故事不仅是张家畈张氏家族的记忆，也是元代汉人官员生活史的一个缩影。通过他的经历，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汉族知识分子的处境、选择与遗产。今天，当我们追溯这段历史时，仍能感受到一个家族在历史洪流中的坚韧与智慧。

十一、生于华夏，传承700余年家族的历史意义

一个能够传承700余年的家族，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属于极其罕见且具有非凡地位的文化瑰宝。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延续，更是一种文明韧性和生存智慧的终极体现。中国历史素有“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突显了家族长期传承的艰难。超越了元、明、清等所有大一统王朝的寿命，是穿越历史周期的幸存者。远超大多数士大夫家族“五世而斩”的家族宿命，是家族传承的典范和天花板。成为地方历史的主要承载者和书写者，其族谱本身就是一部微观的地方史。这样的家族，不再是历史的被动承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活化石”。

从历史看，它是“不朽的凡人史诗”：与帝王将相的历史不同，它讲述的是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坚韧求存、生生不息的故事。

从文化看，它是“文明的毛细血管”：主流文化依靠无数这样的家族，才得以在最基层的土壤中扎根、流淌。

从当下看，它是“宝贵的智慧源泉”：其关于生存、繁衍、教育、治家、应对危机、应对天灾人祸的智慧，对现代家庭和组织的长远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因此，张家畈张氏家族，不仅仅是追溯一个家族的源流，更是解读中华民族为何能历经磨难而文明不绝的一把钥匙。他们证明了，真正强大的生命力，往往蕴藏在那些默默传承的民间智慧之中。

作者：张国栋

主编：张华友

备注：因为元文宗（1328年-1332年）两次登基，因此“元文宗四年”按照不同的解读方式会出现不同的公元年份，如：1330年、1331年、1332年都有可能，本族谱“元文宗四年”取13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