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国人“自觉不如人”心理，杨振宁已在星河恒久闪耀

跨越了两个世纪的物理学巨擘、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杨振宁，因病于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杨振宁曾在30年前的一次访谈中说道：“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杨振宁影响了中国好几代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著名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至今难忘杨振宁说过的一番话，他曾说：“我们这一辈人过去总是盼望着中国‘天亮’，如今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未来有无限可能。”

物理学的“杰出设计师”

杨振宁的逝世震动了海内外科学界，海外媒体也纷纷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纽约时报》还发表了关于杨振宁生平事迹的长篇讣闻，并评价道：“他的数学美感帮助人类揭示出自然界运行规律中一个出人意料的‘扭结’。”

10月18日，清华大学已设立缅怀室，接受校内师生及社会相关人士吊唁。而此时杨振宁的出生地合肥四古巷旧居也已亮起灯笼。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杨振宁赴美留学，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现为石溪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

在杨振宁前往美国求学的早期学术生涯中，他一直向往师从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当杨振宁得知费米要去芝加哥大学从事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时，便追随他前往芝加哥大学。杨振宁后来写道，正是费米博士教导他，抽象理论必须与实验联系在一起，物理学应该从头开始，一砖一瓦、一层一层地构建。

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在爱德华·泰勒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并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芝加哥任教一年后，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时任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工作。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杨振宁曾与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交谈。但他表示，当一位自己钦佩这么久的伟大物理学家就在身边时，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讲的内容上。

1957年，因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并获得实验证实，杨振宁与另一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也被普遍认为是爱因斯坦和保罗·狄拉克之后，20世纪中后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的科学贡献远超诺奖。

与杨振宁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诺奖得主李政道于去年8月逝世，享年98岁。

杨振宁还与罗伯特·米尔斯合作，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即“杨-米尔斯理论”，该理论被视为杨振宁科学成就的巅峰，也是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石。该理论是一个数学上极其优美的框架，催生了多个菲尔兹奖级的研究方向，与当今纯数学的核心领域（如几何、拓扑）紧密相连。

杨振宁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及他对“万有理论”的看法。“万有理论”试图用一个数学公式来描述已知物理世界的规律，被视为物理学的“圣杯”，代表了人类对宇宙终极规律极致的追求。但杨振宁认为，大自然是极其微妙的，自然物质的深度是人类无法测透的。“举例来说，人类大脑可能只有1000亿个神经元，你怎么能将它与自然的无限深度相提并论呢？”他说道。

杨振宁还曾表达关于对“造物者”的看法。他在晚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如果问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因为整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年纪越大，这种对于自然界的敬畏感是越来越深。”

中国基础科研事业的引领人

上世纪70年代起，杨振宁多次回国访问、讲学，为推动中国物理学发展和中外科学交流架起桥梁。2003年，杨振宁正式回国，定居于清华大学清华园照澜院“归根居”寓所。

定居清华后，杨振宁将毕生所学和精力投入到引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培养年轻人才、建设一流研究机构的事业中。作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创始人，杨振宁为清华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10月19日凌晨，潘建伟发表长文纪念杨振宁。潘建伟回忆第一次听杨振宁的报告，以及第一次与杨振宁对谈的场景。“早在量子领域尚未普遍受到重视之时，杨先生就已对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前景高度关注。”潘建伟写道。

潘建伟表示，杨振宁还鼓励了包括姚期智在内的一批科学家回国，推动了量子信息等方向的布局。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创立后，汇聚了包括段路明在内的一批量子信息研究领域的杰出青年学者。

杨振宁对我国超冷原子技术的发展也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潘建伟回忆称，早在2009年，杨振宁在接受《知识通讯评论》采访时就指出：“冷原子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现在是最红的领域，这个领域还需要高速发展。在50年代可以说是理论走在前面，现在则是实验带着理论走。”

2019年，潘建伟团队将“墨子号”载荷样机捐赠给国家博物馆，杨振宁出席捐赠仪式，当时的一番话令潘建伟至今难忘。杨振宁说：“我们这一辈人过去总是盼望着中国‘天亮’，如今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未来有无限可能。”

杨振宁家乡所在地的中国科大也在10月18日刊发杨振宁长篇纪念文章。文中谈及，杨振宁听说中国科大首创少年班时非常高兴。他以物理学大师费曼为例，提出不要给少年班的学生太多束缚，他们能吸收什么就让他们吸收什么，应支持他们向擅长的方向发展，不要照搬一个模子。在谈到教学工作时，他提出高校间不能缺乏交流，应多办学术讨论会。他还提出，科研中要实行考核淘汰制度，在科研选题时重要的不是看有哪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而是看今后三年内这个课题能否有所发展。

杨振宁的影响力不仅在于物理学，他支持了中国更广泛科学事业的发展。10月1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校内湖心讲堂上倡议全场肃立默哀，悼念杨振宁。施一公表示：“杨振宁先生的离去，是整个科学界的损失。”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煜明教授也称，杨振宁是无数科学家景仰的泰斗。“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位科学巨人，更是一位和港中大有深厚渊源的良师。”他表示，“杨教授的离去对全球学术界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杨振宁与上海也有着不解之缘。复旦大学在缅怀杨振宁的文章中称，于复旦而言，杨振宁不仅以卓越的学术影响力激励一代代学子投身科学，更与学校有着深厚的渊源与长久的学术合作。杨振宁之父杨武之，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振宁也曾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谷超豪等，一同发展规范场理论等研究方向，被认为是“数学和物理学的一次重要跨界”。

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复旦大学副校长马余刚教授回忆起8年前，自己还在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所工作期间，杨振宁应邀来访上海光源，参观了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SXFEL），还特别提到等“硬XFEL”（现SHINE）成功之后，他还要来看。

2001年，杨振宁在上海作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科技”的演讲。在他看来，科技研究大略分成基础研究、发展研究与应用研究三个“层面”。基础研究＋发展研究是“科”，是大学与研究所的使命；发展研究＋应用研究是“技”，是工业研究所与企业的重任。他预测，从那时起三四十年，全球科技发展的重点将继续向“技”倾斜，其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是芯片的广泛应用、医学与药物的高速发展以及生物工程，并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