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误区：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通过增加农民工收入来增加消费

内容提要：

文章批判了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消费的经济政策误区。指出机械化施工使农民工工资占比降至15%以下，且投资消费乘数仅0.4-0.6，远低于直接消费补贴。这种模式导致产能过剩、资源错配，并挤出消费需求。作者呼吁政策应转向直接消费支持，平衡供需结构，以实现可持续增长。

在我国经济政策中，一个常见的误区是将固定资产投资视为刺激消费的“万能钥匙”。认为通过拉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可以显著增加农民工收入，从而带动整体消费。

这一观点表面上看似合理，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确实能为大量农民工提供临时就业机会。然而，深入分析后发现，这一路径存在根本性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机械化施工的普及导致劳动力成本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持续下降；

二是忽略了不同资本流向下的消费转化率差异。固定资产投资的消费转化率，不仅远低于直接投资于消费领域的支出，也小于投资于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化效率。

这种误区如果持续，将进一步扭曲资源配置，加剧投资依赖型增长模式的弊端。

首先，从数据来看，机械化施工的普及已显著压缩了农民工工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5%，其中与工资无关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速高达14.4%，远高于全部投资增速13.9个百分点。与农民工工资密切相关的建筑安装工程反而同比下降了2.2%。

去年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其中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速高达16.8%，远高于全部投资增速13.4个百分点，而建筑安装工程仅增长3.4%。

这反映出投资项目越来越依赖机械设备而非人力，劳动力密集型岗位减少。世界银行《中国经济简报（2025年6月）》指出，2015-2019年间，城镇就业年均增加2.7%，但2020-2024年仅为1.2%，GDP年均增长从6.7%降至4.9%，就业弹性显著降低。农民工月均收入虽从2012年的约2500元（经CPI平减）增长至2024年的约5000元，但工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30%以上降至如今的15%以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农民工就业基本稳定，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仅4.9%，但建筑业就业占比从高峰期的25%降至18%，机械化是主要推手。

这意味着，即使投资规模继续扩大，传导到农民工收入的增量也有限，无法形成稳定的消费拉动。

其次，消费转化率的差异进一步暴露了这一误区的低效性。

固定资产投资多流向基建和房地产，这些领域的乘数效应偏向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根据OECD《中国经济调查（2013）》的测算，固定资产投资的消费乘数约为0.4-0.6，即每1元投资仅拉动0.4-0.6元的消费支出；相比之下，直接消费补贴的乘数可达1.2-1.5，工业和服务业投资的乘数则在0.8-1.0之间。

国家统计局2020年国民经济公报显示，最终消费支出对GDP拉动率为-0.5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总额贡献高达2.7个百分点，凸显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世界银行报告《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强调，劳动力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后（占比从改革前的30%升至60%以上），消费转化率更高，因为这些行业就业更稳定、工资更高、边际消费倾向更强。

固定资产投资的低转化率，还源于其周期性强、区域不均：中西部基建投资虽增加农民工收入，但这些收入多用于汇款或储蓄，而非即时消费。

第三、不顾消费与供给平衡的持续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和投资低效，反而损害了消费。

不顾消费与供给平衡的持续投资，本质上是供给侧扩张脱离需求侧约束，导致产能过剩和投资低效，最终形成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首先，这种投资模式忽略市场需求信号，盲目扩大产能。根据高盛报告，2025年中国产能过剩已从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延伸至电动汽车、风电、锂电池等“新三样”。价格过度竞争导致光伏组件价格跌30%以上，产能利用率不到60%，远低于80%的警戒线。

结果，企业利润下滑，投资回报率从2010年代的15%降至2024年的不足5%，资源错配加剧，资金本可转向消费刺激，却陷入低效循环。

其次，产能过剩迫使经济依赖出口消化，扭曲资源分配。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出口退税超2.5万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0%左右，用内需资金补贴外国人消费。 这不仅放大全球贸易摩擦，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关税壁垒，还抑制国内需求：企业维持生产却不整合供给，推高补贴成本，挤占消费支持预算。

最终，这种模式损害消费基础。过剩产能引发就业波动，制造业新增岗位仅占城镇就业20%，居民收入预期低迷，储蓄率升至35%。 政策偏向出口企业而非消费者，导致最终消费对GDP贡献不足。

我们亟需从供给过剩转向投资-消费再平衡，否则增长结构失衡将持续。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对此类误区持批判态度。他在与林毅夫的产业政策辩论中指出，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乘数，类似于“有形之手”的干预会扭曲市场信号，抑制企业家创新。

张维迎认为，成功的经济增长应依赖市场自发调节，而非依赖投资拉动就业的“凯恩斯式”刺激，这与中国过去依赖基建的模式相悖。

同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在讨论产能与投资时警告，过度投资会放大“内卷式”竞争，导致就业不稳定和消费疲软。

林毅夫虽毕其一生坚定不渝地支持产业政策，但也承认在机械化时代，投资需转向高附加值领域，以提升消费弹性。

长期看，投资低效放大经济内卷，消费疲软形成恶性循环：供给泛滥压低物价，居民信心不足，进一步抑制需求。唯有平衡供给需求，方能避免这一陷阱，实现可持续增长。

摩根士丹利报告指出，中国需从供给宽松转向投资-消费再平衡，否则增长结构失衡将持续。

总之，这一误区忽略了结构性转型的必然性。经历了四十年的持续的超前投资，中国的经济结构早从供给不足、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存在欠账，剧烈变化到供给过剩、基础设施投资过剩，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新结构。政策应转向随同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及时调整，直接消费支持，如教育和医疗补贴，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否则，继续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将进一步扩大加重产能过剩，加深企业内卷，拉大投资与消费的脱节，难以实现高质量增长。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