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中国日报福州10月17日电（记者 胡美东 张怡）宋代哲学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也被尊称为朱子，一直以来作为文化大使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美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教授表示，耶稣会传教士在古代中国生造了一个英文单词Neo-Confucianism来表示“理学”，英文的字面含义即为“新儒学”，以强调朱子及其学派给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所做带来的改变。
田浩教授认为，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耶稣会来华的传教士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很是活跃，他们将西方文化引入到中国，“同时也向西方展示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文化的理想化形象”。
耶稣会传教士将朱子的一些著作和思想介绍到海外，他们还把朱子对北宋理学家周敦颐著作的评注，包括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评析，也传播了出去。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得以用全新的方式看待数字，使其能够为西方数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并成为微积分的发明者之一。
“所以，在让欧洲人领略到中国有很多正面积极的形象这方面，朱子是发挥了作用的。”田浩教授说，“与朱子密切相关的中国科举入仕制度也给了欧洲人启发，让他们开始采用基于文化知识考试的选拔制度，用于遴选自己的政府官员。”
田浩教授举的另一个例子是苏格兰传教士和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他在翻译儒家经典时，尽管在一些脚注中批评了儒家思想的一些观点，但“他基本上还是遵循了朱子的《四书》和对其他经典的评注。”
田浩教授指出，“如果我们审视历史就会发现，西方和中国接纳彼此文化的时期是交替出现的，注意到这一现象，那么就可以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 —— 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景 —— 持乐观态度。文化的接纳和交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高峰与低谷间徘徊。当不同文化间彼此的正面形象大量出现时，就会促进文化交流和认可；反之，负面形象出现时，就会影响跨文化交流。”
“也许从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外国人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错误解读和显失公正的描述中，中西方都可以从中学到在文化互动中要如何避免让这样的事发生。”他补充道。
研究表明，朱子学在亚洲影响较大。13世纪到16世纪期间，朱子学就已经传入日本、越南和朝鲜半岛。
在明清时期，移民的华人将朱子学带到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将朱子学融入当地文化。
田浩教授介绍道，他本人的研究方向重点是通过历史研究来探讨学术交流和跨文化理解。研究内容则包括对朱子及其同时代人的历史研究，以及他们的思想在现代世界中的应用。
他透露道，他现在的工作之一是和他的女儿田梅（Margaret Tillman）共同撰写一本书，探讨朱子后裔，尤其是朱子第二十九世孙朱杰人先生，如何在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中复兴朱子文化和儒家思想。田梅女士目前在美国的 Purdue University大学研究现代中国史。“我们希望这本书出版后，能为学术同仁们提供一个历史学的以及某种意义上的人类学的案例，可以让他们在研究朱子学、进行跨文化互动时，可以多一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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