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出卖吴石，致1800多人被捕，最后他竟然官至少将，活了74岁

1950年4月27日，中共台湾省工委负责人蔡孝乾（老郑）第二次被捕，他选择变节，出卖了我党“密使一号”吴石，以及台工委整个组织，导致1800多人被捕，此后，台湾进入了后世称作的 “扑杀红色时代”。

蔡孝乾的叛变，是我党在台湾地下工作的重大损失。在蔡孝乾被万人唾骂的同时，不禁有人会问，像他这样的叛徒，为何最后活了74岁，还官至国民党少将？笔者先说结论：其实，生命的意义是不以长短来定义的，更不会以高官厚禄来诠释。蔡孝乾虽然苟活，但他必定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那么，蔡孝乾这样的叛徒，为何会成为台工委负责人，他为何叫老郑，他又是怎么出卖同志，苟活半生的呢？笔者搜集史料，结合蔡孝乾的人生轨迹，一一道来。
蔡孝乾，原名蔡乾，是台湾本地人，他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蔡孝乾叛变后成为国民党高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对他做过一次专访，后来人们对蔡孝乾才有所了解。原来，蔡孝乾祖上是大陆人，明朝末年，他们祖先跟随郑成功东渡台湾，因郑成功是“国姓爷”，蔡氏一族以此为荣，这也是蔡孝乾要化名“老郑”的原因。

蔡孝乾出生于1908年，当时台湾尚未光复，历史上称之为“日据时期”。蔡孝乾的父亲是一名粮店会计，家境虽然不富裕，但也不算贫寒。蔡孝乾小时候和同龄孩子一样，都要学习日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蔡孝乾决定要走出台湾，脱离日本人的压迫。
1924年，16岁的蔡孝乾用父亲筹措的路费走出台湾，乘船来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大学的校长是赫赫有名的于右任先生。
当时上海大学学风开放，革命思潮涌动，蔡孝乾在校内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组织活动期间，他相当激进。
两年后，蔡孝乾返回台湾，打算在台湾从事革命宣传工作，遗憾的是，当时台湾仍处于日本的高压统治下，蔡孝乾因为组织活动而被捕过，他被日本人囚禁一年后才得以释放。

有了这次经历，蔡孝乾“低调”了很多，开始秘密进行革命宣传。1928年，台湾共产组织建立，蔡孝乾积极参加，并建立了一个基层组织。同年11月，因为被日本人盯上，蔡孝乾决定前往厦门，后来他又来到福建漳州。
1931年，蔡孝乾来到苏区，并在红军袭击漳州的时候提供了帮助。蔡孝乾因此被上级重视，次年，他来到瑞金，被安排在列宁师范学校担任老师。当时，蔡孝乾负责教授土地、社会学。蔡孝乾工作认真，能吃苦，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蔡孝乾跟随大部队从瑞金出发，期间他在红一方面军某团任政委。长征很艰难，但蔡孝乾不仅坚持下来，还经常鼓舞身边的战士们。在走完全程后，他已经积累了深厚的革命经验，这为他接下来到台湾担任台工委书记作出了铺垫。
抗战期间，蔡孝乾跟随八路军到山西的抗日前线，由于从小生活着“日据台湾”，蔡孝乾对日本的憎恶在抗战中表现得淋漓极致，他担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经常战斗在太行山前线，对日军和汪伪军的作战很有心得。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台湾发展地下组织，华东局的领导认为蔡孝乾本身就是台湾人，参加过长征，革命经验丰富，因此决定派蔡孝乾返回台湾，领导台湾的地下组织。
蔡孝乾是在1945年9月接到任命的，他从延安出发，历经3个月辗转到达江苏淮安。到了年底，蔡孝乾来到上海，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接待了他，并安排他和其他几位同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到了1946年5月，蔡孝乾等人来到台湾，成立了台工委。
当时，台工委的核心骨干有4人，分别是：蔡孝乾（书记），陈泽民（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志忠（武装部部长），洪幼樵（宣传部部长）。
台湾虽然光复，但处在国民党的管控范围，台工委刚刚成立，蔡孝乾和同志们一起，利用社会身份进行隐藏。他最初在基隆港当一名码头工人，同时积极发动群众，1947年，台湾人民发动反蒋抗暴行动，蔡孝乾就是其中的主导力量之一，可是由于活动准备不充分，很快被镇压。
其实，当时中央给地下工作的方针是“长期潜伏，等待时机”，很明显，蔡孝乾有些激进了。

蔡孝乾在台湾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积极发展地下党员。这一点，他利用组织经验，做得非常顺手。1948年夏天，台湾地下党已经发展到400多人，到了1949年8月，也就是吴石到达台湾的时候，地下党员已经超过800人。
不过，按照组织规定，吴石和蔡孝乾是不能发生横向联系的，所以，二人并不熟悉，而联系二人的关键人物，就是优秀的女地下党员朱枫。
朱枫，本名朱谌之，字弥明，浙江宁波人，194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朱枫在1949年11月27日抵达台湾，入住在养女（第一任丈夫与其前妻所生）家中，第二天，他趁女儿女婿上班的时间，到一个叫“三荣行”的地方，见到了“老郑”，而这位“老郑”其实就是蔡孝乾本人，不过朱枫当时并不知道“老郑”的真实身份。

朱枫和蔡孝乾的见面过程中，有一个细节。朱枫告诉蔡孝乾，他是以“母亲”和 “外婆”的身份来台湾的，“三荣行”离她住的地方太远，以后见面不太方便。蔡孝乾便和朱枫约定了一个叫“建昌行”的地方，每周三碰头。临别时，朱枫把女儿家中的电话告诉蔡孝乾，蔡孝乾随手记在了刚刚发行的一张10元面值的新台币上，然后送走了朱枫。
很明显，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地下党员，蔡孝乾本应将电话号码记在心里，或者以某种别人看不懂的方式记录下来。他直接把交通员的电话记在纸币上，并未加以保护，这种方式非常愚蠢。而这张新台币，也成了朱枫后来暴露的证据之一。
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蔡孝乾当时非常自负，他或许认为他和“三荣行”永远不会暴露。
此后的两个月内，我党情报人员、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通过朱枫这条线，陆续向香港传递了多组情报。直到1950年1月29日，台工委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光明报》事件。当时的台工委的一些成员过于乐观，竟然将地下党内部印刷的刊物《光明报》偷偷塞进台湾“行政院长”陈诚的办公室，就连蒋介石的府邸也被投掷了一份。这件事惊动了国民党高层，最终，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督办下，查到了台工委，导致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泽民被捕。

陈泽民被捕后，蔡孝乾突然意识到了危险，他想把唯一的亲人、自己的妻妹马雯娟先送回大陆。蔡孝乾猜到朱枫肯定有另外的情报系统，所以，他约见朱枫，希望朱枫能找人帮忙给马雯娟办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认为都是自己的同志，理应帮忙，于是朱枫便找到吴石，通过吴石原来的副官聂曦办理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也就是通过这张特别通行证，蔡孝乾猜到了吴石可能是我党隐藏在台湾的重要人物。
而后，由于被抓捕的陈泽民经不住拷打，招供出了“老郑”蔡孝乾，而后，蔡孝乾被抓。不过，蔡孝乾利用带保密局指认“共党据点”的机会，进入一个黑暗的厂房，然后逃跑了。
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并没有招供出有用的信息，而这期间，朱枫已转移到了舟山。遗憾的是，随着蔡孝乾的第二次被捕，保密局查清了蔡孝乾的社会关系，后者用马雯娟来威胁蔡孝乾，蔡孝乾最终违背了党性，选择彻底背叛。

由于蔡孝乾是台工委书记，他的叛变，不仅导致朱枫、吴石等人被捕，就连台工委的其他成员基本上未能幸免，保密局根据蔡孝乾的供述，共抓捕了党员干部619人，外围人员96人，破获各级党组织共135个。总牵连人员，多达1800人。
1950年6月1日，在国民党的安排下，蔡孝乾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并向台湾省做一个广播，内容是：
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老郑，我在中共有20多年的历史了，是他们的高级干部，我参加过长征……四年来，我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背叛……我这些年，期间不知道受了组织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道受了组织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我没有任何办法反抗……（出自中国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冷月无声——吴石传》）
蔡孝乾的这个声明，看似慷慨激昂，但也等同于宣告了他的罪行，宣告了他的背叛。不管多少年过去，他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都将被钉在耻辱柱上。
在笔者看来，纵观蔡孝乾的人生轨迹，不难看出，他曾经是一位有资历、有经验的共产党员。但是，他在履职期间，有激进、自负和自私等表现。这些都是他作为台工委书记的不稳定因素。后来蔡孝乾叛变，也证明了这一点。

事后，由于蔡孝乾有“重大立功表现”，在保密局的力保下，他不仅留住了性命，还晋升为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

不过，在蔡孝乾入职保密局的时候，毛人凤并不相信他。毛人凤不仅不让蔡孝乾在保密局内办公，还给他另外安排警卫看守。不过蔡孝乾很会投机，他最终取得了毛人凤的信任，最后官至“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
1982年10月，蔡孝乾在台湾病逝，活了74岁。而此时，被他出卖的吴石和朱枫已经逝去30余年。
臧克家有诗云：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
生命的意义，和长度无关，真正做一些有益于祖国统一、民族大义的事情，才配享受后人敬仰。

历史的纸张上，正面是吴石、朱枫等革命先烈的执着与无畏，背面是蔡孝乾等人的背叛与软弱。海峡波涛犹在，往事不可忘怀。是英雄，即使无名也会永垂不朽；是奸人，哪怕高官厚禄，也将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