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大汉臣传奇：周培公、李光地等如何在清廷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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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朔

编辑|李朔

《——【・前言・】——》

一提康熙朝的汉臣，不少人张嘴就来：“少数民族掌权，汉臣就是凑数的，哪有实权？”可真翻遍《清圣祖实录》和大臣奏疏就知道，这想法差得远。康熙手里藏着五个汉臣，个个都是硬茬——帝师能管朝堂风气，廉吏能镇住一方乱局，文臣能治好百年河患，“江湖人”能帮着收台湾，降将能守住海疆。他们不是“不受重视”，是康熙用来撑江山的“硬核底牌”，没这五个人，康熙的“千古一帝”名号，得打一半折扣。

1.陈廷敬：帝师不只会教书，是康熙的“政治校准仪”

没人规定帝师只能捧着四书五经念。陈廷敬顺治年间就入了仕，名字还是顺治亲赐，起点够高，却没靠“先帝恩宠”混日子。康熙刚继位时，鳌拜专权，满朝文武要么抱大腿，要么装哑巴，陈廷敬直接递奏疏：“官多则民扰，兵多则民困”，矛头直指鳌拜滥设官职、安插亲信的猫腻。这不是瞎硬刚，是精准踩中康熙想亲政的心思——既帮康熙找了反对鳌拜的“由头”，又没把自己卷进党争。

鳌拜倒台后，别人忙着清算旧党，陈廷敬又递折子：“宜宽不宜严”。意思很明白：刚亲政的皇帝，别把朝堂搞成一锅粥。这一手帮康熙稳住了局面，也让康熙彻底信了他——不是只会读书的腐儒，是懂政治的明白人。

后来陈廷敬管户部，直接抓钱袋子。当时地方官虚报赋税、中饱私囊成风，他搞了个“火耗归公”的雏形：收税时的“损耗”必须公开算，不准私吞。就这一招，清朝财政收入三年涨了两成。他还主持编《康熙字典》，看似是文化活儿，实则是帮康熙统一文字、巩固思想——汉臣的作用，早不止“教书”了。

74岁去世时，康熙派皇子扶灵，赐“文贞”谥号——清朝文臣的最高荣誉。他不是靠“师生情”混到死，是靠“能帮康熙解决真问题”，成了康熙朝唯一敢管皇帝、还能管成事的汉臣。

2.于成龙：“天下廉吏第一”不是吹的，他的“穷”是最硬的权力

于成龙火，靠的是“清廉”，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穷”能镇住乱局。45岁才当上第一个官——广西罗城知县。当时罗城刚打完仗，县城里只剩六户人家，县衙是个茅草棚。换别人早跑路了，于成龙却扎下来：自己种菜织布，连笔墨纸砚都自己做，还把带来的仆人全打发回家。不是作秀，是告诉百姓：“我跟你们一样穷，不会刮你们的钱。”

就靠这股劲，他把罗城盘活了：招流民种地，建学校，立保甲，两年时间，上千户人搬回来。后来调黄州知府，赶上三藩之乱，叛军围黄州，城里只有几百老弱残兵。于成龙没等援军，穿便服带几个随从就去叛军大营。不是求饶，是算账：“你们占黄州，清军早晚来打，到时候百姓遭殃，你们也没好下场；投降，我保你们不死。”就这股“不要命”的坦诚，真把叛军说降了。

任两江总督时，管着江苏、安徽、江西三个富省，却连件像样的官服都没有。68岁死在任上，同僚去收拾遗物，只有几件打补丁的衣服、一罐糙米，还有几卷书。百姓哭着堵路送葬，抬棺的人都自愿不要钱——这才是真“官威”：不是靠权力压人，是靠人品服人。

康熙破例给于成龙写碑文，追封太子太保。要知道，太子太保是正一品，清朝汉臣能拿到这个封号的，康熙朝之前没几个。他的“善终”，是靠“能做事、不贪钱”，活成了康熙朝汉臣的“道德标杆”——康熙需要这样一个人，告诉天下：不管满汉，为百姓好，就给最高荣誉。

3.靳辅：从文臣到“治河大神”，15年堵上清朝的“心腹大患”

康熙朝有个比三藩之乱还头疼的事：黄河决堤。从康熙元年到十五年，黄河塌了几十次，河南、江苏、安徽的农田全淹了，漕运也断了——漕运是清朝的“生命线”，南方的粮食、钱财全靠它运到北京，一断，京城都要断粮。

靳辅接这个烂摊子时，还是个内阁学士，没治过一天河。但他一上任就扎到黄河边，三个月没回京城。白天坐船查河道，晚上在帐篷里画图写方案，饭都在河边吃。他拿出的方案，当时没人信：别人治河只“堵”，他要“疏堵结合”，挖“中河”把黄河和运河分开，还要加固大堤、清入海口的淤泥。

朝臣炸了锅：“这得花多少钱？要干多少年？”靳辅不解释，只跟康熙说：“臣愿以十年为期，治不好，提头来见。”康熙居然信了——不是瞎信，是靳辅的方案里有实底：挖中河要多少民工、每天挖多少土、需要多少粮食，写得明明白白。

从康熙十六年到三十一年，靳辅在黄河边待了15年。中河挖成了，大堤加固了，黄河决堤从每年几次变成几乎没有，漕运也通了——京城的粮食够吃了，南方的赋税能顺利运过来，康熙才敢放心打三藩、收台湾。

后来靳辅因为治河理念跟康熙有分歧，被罢了官。可他一走，黄河又出问题，康熙没辙，又把他召回来。死在任上时，康熙派大臣去祭奠：“靳辅治河有功，朕不能忘。”他的“厉害”，不是靠官职高，是靠“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清朝缺的不是会做官的汉臣，是会干事的，靳辅刚好是那个最会干事的。

4.姚启圣：“江湖气”汉臣，用“野路子”帮康熙啃下台湾

姚启圣跟别的汉臣不一样，身上没一点文臣的“规矩”。年轻时跟恶霸打架，被革过秀才功名；50岁才被康熙重用，还是改不了“爱管闲事”的脾气。但就是这股“野路子”，成了收台湾的关键。

当时台湾被郑氏占着，康熙想打，却有两个难题：一是福建百姓跟台湾有生意往来，不少人同情郑氏，容易通风报信；二是清军水师不行，跟郑氏的战船差太远。

姚启圣到福建当总督，没先练兵，先干了三件“怪事”：第一，贴告示：“郑氏的人来投降，不管士兵还是官员，都给赏钱，还能当官”；第二，组织福建商人跟台湾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是摸台湾的粮草、战船情况；第三，在沿海修“界碑”，告诉百姓：“清军打台湾，是为了让大家安稳过日子，打完还能做生意。”

不到一年，郑氏有几千人来投降，台湾的粮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福建百姓也从“反对”变成“支持”。后来施琅率军打台湾，姚启圣没去前线，却做了更重要的事：在福建筹粮草，组织民船运士兵，还派间谍去台湾散布“清军优待降兵”的消息——郑氏的士兵本就不想打，一听更没斗志，不少人直接弃船跑了。

有人说姚启圣的功劳被施琅抢了，康熙心里却门清：没有姚启圣在福建“铺路”，施琅再能打，也赢不了澎湖海战。60岁去世时，康熙给了他一个特权：儿子直接当官。清朝汉臣的儿子能“世袭”官职的，少之又少。姚启圣的“厉害”，是懂“变通”——跟郑氏硬碰硬不行，跟百姓摆官架子也不行，所以用“江湖人的办法”解决了官场解决不了的事，成了收台湾的“幕后推手”。

5.施琅：从“降将”到“海疆守护神”，他的“平台”不是运气

施琅是个争议人物：原本是郑成功的部下，后来投降清朝，不少人骂他“不忠”。但康熙不管这些，只问：“你能打下台湾吗？”施琅说：“能。”就这一个字，康熙给了他兵权——清朝汉臣能单独掌军权的，康熙朝之前几乎没有。

施琅的“厉害”，不是会打仗，是懂“时机”。投降清朝后，他多次奏请打台湾，康熙都没同意——不是不信他，是三藩之乱没平，没精力。施琅没急，也没抱怨，在福建练兵、研究海况，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平了，康熙问：“什么时候能打？”施琅说：“明年夏天，刮南风的时候。”别人反对：“夏天台风多，不安全。”施琅却坚持：“郑氏觉得夏天有台风，清军不会来，我们偏要打，出其不意。”果然，康熙二十二年夏天，施琅率军出发，澎湖海战里，郑氏的战船还没升帆，就被清军打垮了。

打下台湾后，又有人提议“放弃”：“台湾是荒岛，守着费钱。”施琅又站出来反对：“台湾能遏制福建、广东海疆，要是丢了，荷兰人或郑氏残余还会来，海疆更不安稳。”康熙听了他的话，设台湾府，归福建省管——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台湾设行政机构，真正把台湾纳入中央管辖。

施琅死后，康熙追封他为太子太傅，赐谥号“襄庄”。“襄”是夸他收台湾有功，“庄”是夸他勇敢。一个降将能得这荣誉，不是康熙“仁慈”，是施琅干成了两件大事：打下台湾，解决海疆隐患；保住台湾，让清朝多了块海防要地。他的“善终”，是靠“能为康熙守住江山”，活成了清朝的“海疆守护神”。

康熙朝这五个汉臣，不是“例外”，是康熙的“精心布局”。他知道，满臣能稳住朝堂，但要治天下，必须用汉臣——汉臣懂儒家文化，能跟百姓沟通；懂地方治理，能盘活民生；懂军事战略，能帮着开疆拓土。所谓“重用满臣”，不过是表面平衡；真正撑起康熙盛世的，是这五个汉臣用实打实的功绩打下的根基。说清朝汉臣不受重视？那是没看懂：康熙要的不是“重视汉臣”的名声，是“用对汉臣”的实效——而这五个狠角色，刚好都踩中了他的需求。

【参考资料】

《清史稿・陈廷敬传》（中华书局，2020年重印本）

《清史稿・于成龙传》（中华书局，2020年重印本）

《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九、卷一百八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

《靳辅治河奏疏》（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版）

《姚启圣与台湾收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施琅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康熙朝汉臣政治地位研究》（《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