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后仅8天，同一片黄土上，又倒下了另一个更重磅的人物！

1950 年 6 月的台北马场町，空气里弥漫着血腥与悲凉。短短 8 天内，两声枪响先后划破寂静，带走了两位国民党将领的生命。第一声枪响，送走了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吴石将军；第二声枪响，则终结了曾官至陆军二级上将、统治过台湾与浙江的陈仪。而将陈仪推上刑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一手栽培、视如己出的学生汤恩伯。这场跨越数十年的师生情谊，最终以最惨烈的方式落幕，背后藏着一段关于理想、抉择与背叛的沉重历史。

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国民党体系中，陈仪绝非等闲之辈。陆军二级上将的军衔，意味着他站在了国民党军职体系的金字塔尖，能达到这一高度的人寥寥无几。1948 年 6 月，陈仪接掌浙江省主席一职时，没人预料到，这个看似常规的任命，会成为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官职。

彼时的陈仪，早已不是那个对国民党政权深信不疑的 “忠臣”。一年前的 “二二八” 事件，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947 年，陈仪担任台湾行政长官期间，亲眼目睹了这场冲突从零星抗议演变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几千条鲜活的生命在镇压中消逝，而事后国民党当局却将所有责任推到他身上，指责他 “处置不当”“镇压过度”。

这场风波让陈仪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 —— 问题从来不在他个人的处置方式，而在于整个体制早已烂到根子里，漠视民生、压制民意已成常态。带着这份反思，陈仪来到浙江后，做了一件在当时足以让他掉脑袋的事：大规模释放政治犯。那些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在他的命令下陆续走出牢房。

要知道，当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遍布各地，稍有异动便会引来杀身之祸。但陈仪毫不在意，在他看来，这些人中大多是心怀家国的读书人，“关着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也是在这段时间，地下党联络员胡邦宪（胡允恭）主动找到了陈仪。胡邦宪早已被国民党列入通缉名单，此次前来也是赌上了性命。可陈仪不仅没有抓捕他，反而与他促膝长谈，从国家局势聊到百姓疾苦，从战争前景聊到个人理想。这次谈话后，陈仪彻底下定了决心：与共产党合作，为和平解放寻找出路。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国民党高层陷入一片混乱。有人主张死守，有人计划南迁，还有人偷偷收拾细软准备跑路。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陈仪做出了人生中最关键的抉择 —— 推动江浙地区和平解放。而他心中，第一个想到的合作者，便是学生汤恩伯。

陈仪与汤恩伯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普通师生。当年汤恩伯家境贫寒，连去日本留学的路费都凑不齐，是陈仪自掏腰包资助他出国；在日本求学的几年里，汤恩伯的学费、生活费全靠陈仪接济；回国后，陈仪更是将自己的义女许配给汤恩伯，这份恩情，在传统观念里堪比 “再生父母”。

此时的汤恩伯，手握重兵驻守江浙一带，是国民党在东南沿海的核心军事力量。陈仪坚信，凭借两人几十年的情分，只要自己开口，汤恩伯一定会响应和平号召。1949 年 1 月 27 日，陈仪亲笔写下一封信，信中不仅列出了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保护公共财物、按民主原则改编部队、取消战犯名义并给予相当职位这五条具体主张，还反复提及当年资助汤恩伯留学、促成他婚姻的往事，字里行间满是对师生情谊的珍视与对和平的期待。

信送出后，陈仪满心等待着汤恩伯的积极回应。他从未想过，自己视若亲子的学生，会将这封饱含信任的信，变成送他上刑场的 “催命符”。

收到信的汤恩伯，陷入了短暂的纠结。一边是对自己有再造之恩的恩师，一边是手握生杀大权的蒋介石，权衡之下，他选择了后者。1949 年 2 月，汤恩伯将陈仪的信原封不动地送到了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看完信后勃然大怒。陈仪是他的老部下，曾是心腹大将，如今却要联合共产党 “背叛” 自己，这对蒋介石而言是奇耻大辱。很快，蒋介石与汤恩伯策划了一场骗局 —— 以 “当面详谈” 为由，将陈仪骗到上海抓捕。

汤恩伯给陈仪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回信，信中说自己 “愿意考虑恩师的建议”，希望能当面沟通细节。看到回信的陈仪欣喜若狂，他以为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和平解放江浙的希望近在眼前。1949 年 2 月 21 日，陈仪满怀期待地抵达上海，可刚下车，就被早已埋伏好的特务团团围住。直到此刻，陈仪才明白，自己被最信任的学生彻底出卖了。那张曾经充满敬重的脸，如今成了将他推入深渊的推手。

被捕后的陈仪，被押解到台湾关押了一年多。在监狱里，他没有像其他囚犯那样绝望哭闹，每天只是安静地看书写字，神态平静得仿佛身处自家书房。狱警们都觉得奇怪，这个曾经的大人物，为何面对死亡如此坦然？

1950 年 5 月 30 日，军事法庭对陈仪进行了审判。这场审判从头到尾都是走过场，死刑的结果早已注定。审判结束后，有人劝陈仪写悔过书，说只要认个错，或许能保住性命。陈仪听完只是淡淡一笑：“我做的事情问心无愧，没什么好后悔的。”

6 月 18 日，距离吴石将军牺牲刚好 8 天，陈仪被押往马场町刑场。那天阳光正好，陈仪穿着整齐的衣服，步履平稳地走向行刑地。因为看守们都知道，这位老将军宁死也不会逃跑，所以没有给他戴手铐脚镣。临刑前，陈仪拒绝了蒙眼布，他要亲眼看着这片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土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枪响的瞬间，这位陆军二级上将倒在了黄土之上，与 8 天前的吴石将军，隔着不远的距离，共同定格在了那个动荡的时代。

而背叛恩师的汤恩伯，也并未得到善终。1954 年，他在日本做手术时死在了手术台上。他的妻子，也就是陈仪的义女，早已因他出卖恩师的行为与之决裂，这份恩怨，直到汤恩伯去世都没有化解。

陈仪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悲剧。他曾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手握重权；“二二八” 事件让他觉醒，内战的残酷让他选择站在和平与人民这边。他相信师生情谊，却忘了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人性往往不堪一击。汤恩伯选择效忠蒋介石，保住了一时的权势，却背负了 “卖师求荣” 的骂名，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950 年台北马场町的两声枪响，不仅带走了两条生命，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那是一个充满抉择与牺牲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陈仪的故事，早已超越了个人的悲欢，成为一段关于理想、风骨与背叛的深刻警示 —— 在时代的十字路口，选择或许没有绝对的对错，但有些底线一旦突破，便再也无法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