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年都城史，一个“和”字写就：北京城里的民族团结交融印记

北京，承载着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从金中都“参用汉法”推动制度融合，到元大都“四方之民”共筑国际性都市；从明代四夷馆译写多语种文书，到清代理藩院统合边疆事务，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都城，以政通人“和”熔铸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石，以经济通“和”编织横跨农耕、草原、海洋文明的商贸网络，以文化融“和”滋养“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精神家园，以社会协“和”聚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合”之都。

日前，由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联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文化宫共同主办的“史叙共同体——北京建都史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展览在北京展出。展览通过百余件古籍、档案、文物及众多图片资料，以“和”为理念串联起自金代建都起至民国时期各民族在北京交融汇聚的共同记忆，生动展现北京建都史中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进程。

政通人“和”

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城的营建凝聚了多民族的智慧和力量，见证了自金代以来历代王朝在此依托中央集权体制，有效整合多元政治要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对边疆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维护辽阔疆域长治久安的历史。

展品《元史·地理志》记载了元代大都路（今北京）的历史沿革、城市布局以及定名“大都”等内容。当年忽必烈决定将统治中心从草原南移，委以精通儒学、通晓天文地理的刘秉忠总领营建都城。刘秉忠历时两年多，遍勘燕地，最终将城址选定在卢沟河（今永定河）冲积扇脊部，即今北京广安门附近。元大都继承金中都的城市基础，同时通过引入《易经》哲理和中原文化，形成更为广阔而先进的城市布局。正是忽必烈对中原文化的接纳、刘秉忠对多民族文化的理解，让元大都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之地、多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城。

四夷馆，是明代永乐五年（1407年）所设负责翻译边疆民族及邻国文书并培养翻译人才的机构。随着明朝迁都北京，四夷馆也随之北迁。展品《高昌馆来文》晒蓝本，是明代四夷馆中的高昌馆编纂的汉文与回鹘文对照的官方公文集，收录了15件西域地方政权呈递明朝中央政府的文书。《高昌馆来文》既彰显了明朝对西域的有效统辖与治理，更实证了中原与边疆在政治隶属、文书制度上的深度往来。

▲《高昌馆来文》晒蓝本。　宁梦雯 摄

展览中，一组老照片聚焦北京明城墙东南角楼，照片中城墙层层修缮的痕迹述说着一段跨越数百年的民族交融史。明嘉靖年间，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明朝政府加固城墙，砖石间见证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清乾隆时期，城墙得到规范修整，琉璃覆瓦辉映出“天下一家”的治国理念。城墙上的弹痕与补砌又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侮、守护家园的见证。

经济通“和”

自北京建都以来，历代王朝中央政府不断维护和巩固“大一统”政治格局，为各民族经济互嵌交融创造了良好条件。金代，北京依托大运河漕运，构建起跨地域、跨民族的经济互通网络。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全国的商贸和消费中心。

货币铸造与流通不仅为各族商旅的经贸活动提供了媒介和工具，还密切了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往来与互动。元代，忽必烈时期推行币制改革，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统一全国货币。展品元代货币“大元通宝”，钱文上有八思巴文与汉文两种文字，既彰显元代政权特色，又融入中原铸币传统。展品中一枚明代的“洪武通宝”是明初朱元璋推行全国统一货币的实物见证。而另一组方孔圆钱清朝钱币则见证了清朝平定西北后的经济发展。收复新疆后，清王朝下令将准噶尔时期流通的旧式普尔钱币尽数销毁，统一铸造并发行仿照中原形制的方孔圆钱。

▲大元通宝。

▲洪武通宝。

▲乾隆通宝。 宁梦雯 摄

明代典型的各民族商业往来可见于展品《玉堂荟记》。该古籍为明末清初杨士聪所撰，成书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书中记载了崇祯年间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商人在北京地区开展商业活动的景象，反映了活跃的多民族经济交流。

展览中展出的清代著名宫廷画家徐扬画作《京师生春诗意图》引人围观。该画绘制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采用鸟瞰式构图，描绘了京师全貌，举凡紫禁城、景山、西苑、琼岛、天坛祈年殿等，无不收入画幅之中。展示图描绘了正阳门外的商业街区，此处店铺栉比，各族商贾汇聚于此，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清代《京师生春诗意图》局部。　吴艳 摄

文化融“和”

作为多民族汇聚之地，北京文化内核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并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自金代以来，历代王朝中央政府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都将儒家思想精髓深度融入官方教育体系与礼制仪轨之中。从建筑到文学、艺术，共同的价值追求与审美取向凸显出北京作为都城的文化包容性和交流枢纽作用。

展品明代古籍《万历野获编》历学篇中详述了元明两代汉历与回回历同算、比对的过程，实证了北京作为科技交汇中心对多种文化的兼收并蓄，彰显儒学为基的治理体系对不同文化的兼容智慧。

从展品清代翻译科试题中可以看出，清代科举首创翻译科，培养了大量翻译人才，不仅发挥了储才取士的功用，同时有力促进了满、蒙古、汉等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展品中还有乾隆帝为了阐扬关羽所代表的“忠义”文化精神的谕旨。关羽以其所承载的忠、义、仁、勇等文化精神，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楷模。历代王朝对关公的尊崇，正是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鲜活例证。

展厅中，循环播放着关于居庸关云台的宣传片。云台位于居庸关南北关券城间，是藏传佛教过街塔的基座。在过街塔的内壁，除刻有藏传佛教的人物形象及装饰图案外，还有用藏文、八思巴文、维吾尔文、西夏文、汉文五种文字刻写的《造塔功德记》等多篇铭文。这些跨越民族与语言的铭文，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更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

社会协“和”

在历史长河中，历代中央王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为各民族交流往来提供了广阔舞台。各族工匠携手修筑城池宫殿；各族百姓比邻而居，共同劳作生活；各族学子同堂求学，追求理想。经过长期交融共生，北京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格局，展现出各民族和谐互通、共居共荣的社会景象。

展品《金史·张浩传》，记载张浩出身于高句丽王室家族，因通晓汉文化及中原礼法制度而获得重用。海陵王决定迁都中都后，命其增广燕京、营建宫室。后张浩奏请金王朝，四方百姓迁居中都可免除10年赋役的优惠政策，以此充实中都人口，这些举措带动了中都的发展以及各民族间的往来交流。

元代刻本《事林广记》中的“步射总法插图”与明代“宣宗行乐图”，勾勒出卷檐帽从草原到中原的发展变化，讲述着各民族交融的故事。卷檐帽本源于游牧民族，圆顶、窄檐微翘，能在骑射时遮阳护颈，元代时广泛使用。到了明代，卷檐帽形制上仍保留元代设计，但使用场景却悄然转变。如“宣宗行乐图”所示，紫禁城的皇室贵族均佩戴卷檐帽，帽子材质更为精细，符合皇家贵族的身份地位。与此同时，卷檐帽也在民间流行，深受明代社会各阶层的喜爱。

展览中一张老照片上印满北京胡同名和地名，与其同时展出的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则系统梳理了北京城坊巷布局。书中记有带着鲜明民族色彩的胡同名，如“衚衕”是蒙古语对小巷的通称。清代，又出现了一些来自满语的胡同名，如“昂邦章京胡同”，“昂邦章京”是满语，官名，译为总兵。这个胡同在今东城区北新桥街道，清代时属于镶黄旗地界。随着各民族交错居住，昂邦章京胡同名称在民间按汉语发音逐渐讹传为“按班张”，后定名为“案板章胡同”。北京胡同的名称，反映出各民族混居背景下语言互融、文化共生、生活互嵌的社会生态。

此次展览布展形式丰富，除了实物展示、图文介绍等，还专门设置了互动体验区、主题印章打卡区、知识翻板问答墙等，观众纷纷表示，展览没有让文物“静静躺在展柜里”，而是充分利用数字化呈现和互动交流等各种方式构筑起“历史与当下的桥梁”，以丰富的背景故事为文物增添“有温度的细节”。观众能够由此“走进”历史，真切触摸到北京800余年建都史中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根基，深刻体会到中华文明的特质和魅力。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 周芳 吴艳

制作 |魏妙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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