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到战国初,历史记录相对模糊,究其缘由,归结为一个乱字。
本来,周朝有一套严格的历史记录体系:诸侯供养世袭史官,各国史官将国家大事的原始记录定期献书周王室,由王室史官对账汇总,形成历史档案并进行保管。
春秋后期,诸侯普遍被卿大夫架空,权力斗争剧烈,社会秩序彻底乱掉,导致官方记录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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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诸侯没权没钱,史官集体失业,投奔卿大夫成为其私人幕僚,记录工作随之中断。
另一方面,卿大夫集团违背了宗法制,他们存在重构历史的动机,以掩盖自己“不合法”的僭越行为,大量真实历史资料遭到销毁和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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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整个时代处于过度转型期间,旧的历史记录系统被破坏,而新的历史记录系统又没有建立,造成百年的空窗,留给我们今天一笔糊涂账。
在极度纷乱的局势下,私人典藏也难以保留,所以今天遗存的战国初期文献特别稀少。
另外提一句,王子朝奔楚导致王室典籍失散,华夏文明的千年积累遭遇浩劫。如果没有孔子及时对上古经史收集整理修编,以及后世儒家弟子的薪火相传,我们的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很可能在那个阶段彻底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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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战国中期,学者们才对春秋末至战国初的历史进行 “追溯性整理”,这种追溯,不可避免为政治服务而修饰调整,或者因年代久远而产生错误。
幸而,考古发掘还能让我们窥得一部分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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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山西省侯马市晋国遗址群发现了大量玉质圭状石片,上面用朱砂或者石墨按照特定格式书写文字,通常一片90余字,是中国目前最早的毛笔字迹文物。
经过分析,内容为盟约誓词,这些石片被郭沫若命名为“侯马盟书”。
最新的结论,侯马盟书盟誓活动发生于赵桓子主政期间,即三家分晋前夕。是赵桓子与下属大夫签订的契约文件,是多个贵族家族构成政治利益共同体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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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誓时,主盟人与参盟人将所要盟誓的内容书写在玉片上,一式两份,然后主盟人执牛耳;歃血为盟,宣读誓词;并挖坑掩埋牺牲和一份盟书,以供鬼神监视。将另一份盟书藏于“盟府”,用于日常查看。
侯马盟书由四十多个祭祀坑出土,多达六百多片。每片上面书写主盟人与参盟人共同打击的敌对势力,一片玉圭上的敌人最多达到9氏2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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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战国初期各国的斗争是多么复杂,天底下乱成什么状态。
身处乱世,第一要务当然是生存,壮大自己并削弱对手,理想主义此刻只能靠边站。历史的重大转折期,谁第一个转变,谁就第一个笑,谁彻底转变,谁就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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