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处不胜寒：在近千年前推行近千年后才被理解的改革，注定是悲剧

公元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开封皇城紫宸殿的烛火彻夜未熄，49岁的王安石在皇帝的御前展开他辛苦绘就的《三经新义》，彼时尚还年轻的宋神宗认真听着王安石的汇报，仿佛看到了改革北宋长期积弱积弊的希望。

这场后来被称作“熙宁变法”的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以前的数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变法实验，其力度之大、思想之新堪称前无古人，其后的封建王朝也是后无来者。

以至于七百年后，梁启超在《王荆公》中慨叹，其见识之高、其规模之大、其法之良，欧美列强竟无任何一国能做到。

熙宁变法

“熙宁变法”中的青苗法是充满人道关怀的金融创新，本质是在二月农业生产青黄不接时，官府以二分利贷款给农民，待秋收后偿还。

这一律法在理论上的设计，在七百年前的封建社会堪称完美，既解农民燃眉之急，又增国库收入，更打击了民间盛行的高利贷。

王安石在鄞县试点青苗法时，“贷谷于民，立息以偿”，老百姓不再有贫苦人家的盛景。

但就跟世人调侃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样，青苗法在试点成功后推向全国时，却演变成一场灾难，各地官员为追求政绩，强行摊派贷款，以至于出现地方官竟令保甲互保，强制每户借贷。

更可怕的是，实际执行中利率远超规定，《宋史·食货志》记载部分地区实际利率比官府要求的“二分利贷款”的利率多一倍，欧阳修在青州亲眼目睹，许多农民为还债不得不“卖田宅、质妻子”。

免役法同样如此，本意是让有闲钱的农民交钱免除劳役，不用强制服劳役以解放生产力，却因执行僵化而背离初衷。

开封府某农户，原本每三年服役二十天，新法后每年需缴纳“免役钱”八百文——这相当于他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已经大大超出了服劳役的成本，平白无故多出来一笔巨额的固定开支，民众苦不堪言。

实际上王安石的这些变法的政策，在纸面上环环相扣：青苗法解决生产资金，免役法释放劳动力，市场法平抑物价，保甲法强化治安。

王安石构建的这个变法的体系，是一个“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精密体系，这个体系比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理论”早了800多年。

如果北宋各级官僚系统能够按设计的初衷落地，那效果是相当好的，富国利民强兵自然不在话下，但是这个政策需要一个高效的、廉洁的官僚系统，而这恰恰是北宋最缺乏的。

舌战群儒

北宋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朝代，它在经济上空前繁荣，财政收入峰值达1.6亿贯，是开元盛世时期盛唐的两倍。它的城市商业发达，开封城内“夜市开到三更才闭市，才五更又重复开张”。

手工业方面，巅峰时期的钢铁年产量125万吨、造船技术上出使高丽的“神舟”载重110吨、城市化率12%-15%；相比之下，1788年英国钢铁年产量仅7.6万吨、同期欧洲商船载重30吨、英国工业革命前城市化率仅10%、荷兰期货交易比北宋晚了600年。

然而这繁华之下，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结构性危机，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问题”消耗了财政的十之七八，土地兼并使“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六成以上却屡战屡败。

北宋还是一个士大夫阶层空前壮大的时代，也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格外固化的时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们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任何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都举步维艰。

更深刻的是文化心理的冲突，儒家传统崇尚“不患寡而患不均”，对“动不动就谈利益”有着本能的排斥，认为这并非君子所为。

当王安石提出“理财富国”的观念时，在司马光之流的眼中已是离经叛道，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激烈碰撞，使王安石的变法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理念之争的泥潭。

“熙宁变法”是一个成体系的变法体系，王安石需要的执行工具，是一个能够精准贯彻朝廷意图的现代官僚体系，而非普通的地方官僚。

而北宋的官僚系统给他的，是一个由科举文人、世宦大族、地方豪强构成的传统的行政网络。

这个网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就像让一群中世纪的骑士去操作火器，再先进的武器在他们手中也会变成烧火棍，甚至是可误伤百姓的烧火棍。

繁荣北宋

王安石的天纵奇才是毋容置疑的，但是他的悲剧也在于此，因为他看得太远，远到同时代无人能及。

他推行市易法，设立“市易务”这一政府机构平抑物价，本质上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雏形，却因官员营私而沦为官营垄断；保甲法试图建立民兵制度，但因训练无方反而加重农民负担，更占用了珍贵的农时，影响了农业生产；方田均税法意图清丈土地，却在豪强抵制下不了了之。

他的反对者并非全是守旧派，他的变法政策就算后面被司马光之流废除后，也被后来人继续沿用，但是都不成规模。

苏轼本来是很开明的乐观派，但是在目睹变法弊端后转向保守，但在地方任上推行“赈济法”时，也会不自觉地在运用王安石的国家干预思想。

迂腐的司马光废除新法后，不得不保留部分免役法措施，就连最激烈的反对者，也无法完全否认变法所揭示的问题。

但是这也是最讽刺的地方，明明知道变法是好事、可富国强兵，但因为大家都知道的执行不到位问题而被反对，然而却还是会被反对者拿来继续使用。

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的自白，道尽了改革者的孤独：“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世俗偏见、讨好众人当作处世良方。”

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的国家财政收入从5000万贯增至8000万贯，基层国库“无不充盈”，然而这些数字背后，是因为北宋官僚体系的腐朽、低效导致的民生凋敝的代价。

郑侠献上的《流民图》里，破产的农民“身上戴着枷锁，还要背着瓦片、扛着木材，变卖这些来偿还官府债务。”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撕裂，让这场变法成了北宋王朝一道流血的伤口。

废除新法

王安石的青苗法与现代农村信用合作社有异曲同工之处，免役法则是了货币化税制的方向，市易法更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早期实践。

他的许多思想要等到近千年后才被充分理解，英国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现代意识的改革家。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退居金陵，在钟山的草堂里，他听着长江的涛声，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然而这时的他或许已经明白，有些理想，注定要留给后世。

元祐更化后司马光之流上台执政，本着“只要是新法，无论好坏尽数废除的”原则尽废新法，北宋在神宗朝轰轰烈烈了几年后又回到了老路。

四十年后，这个文化登峰造极、经济繁荣无匹的王朝在靖康之变中轰然崩塌，而后世学者永远在争论：如果变法成功，能否改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