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吴：得到过真正珍贵的事物，就不会被虚假的东西迷惑

《妈妈，我们去哪儿》插画，大吴供图。

成为一个坦诚的创作者是大吴的选择，“不要把创作神圣化，它就是一份常规工作。”绘本作家大吴在访谈中说道。他的笔下有奇幻的巨树、房间里的大象和微小却强大的小鸟，但他聊的全是我们生活中真实的处境：家庭的沉默、世俗对成功的定义、内心的迷茫，以及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

新京报：《不要让大象走进房间》里，兄弟俩正好在吵架，此时小象走了进来。他们都在等对方开口，但谁也没说话。在沉默中，小象长成大象，把房间挤塌。“大象”代表什么？

大吴：“房间里的大象”是西方的一个著名谚语，指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对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保持集体沉默的现象，一般用于隐喻宏大的事件。

但我发现，这和东亚文化中常见的“沉默”有相似之处。我对后者更感兴趣，它更私人，也更和我的生活相关。

《不要让大象走进房间》

作者：大吴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24年4月

在这个故事里，兄弟俩不知道爸妈卧室也有一只鸟，也在慢慢变大……有了父母这条线，故事往上走了一步。我有了信心，判断这个故事能立住。

我不是在揭示家庭里的“冷漠”，它实际上是一种内敛。把故事讲出来，且讲得有趣是我的全部目的。至于要“揭露”什么或者得出某些意义，就把这部分交给读者吧。

“大象”就像我们生活里的一些小事，像是房间有点乱，本应该打扫的，但懒得收拾那一下，就变得越来越乱。我觉得，这样的时刻还挺多的。

《不要让大象走进房间》插画。

新京报：你的作品里经常出现神秘力量。《树王》里，树会无穷长大，甚至把城市倾覆。《不要让大象走进房间》里，大象突然出现，没来由地进入房间，

大吴：创作的时候，我所有的激情都专注在讲述一个吸引人（至少是吸引我自己）的故事。在创作技巧层面，我关心图文叙事的自然和流畅。至于书中出现的角色、元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我还从来没思考过呢。

这样总结起来一看，确实是有许多超自然元素。我小时候对神秘事物感兴趣，成年后也念念不忘。比如，我在《游河》里画了水怪，在《露营》画了UFO（不明飞行物）。

实际上，我在画《露营》的时候，编辑有提过，让我在结尾处理成一个梦——UFO在孩子的梦里出现。我坚持要画成有UFO，只是兄弟俩没当场发现。

是真的，我到现在都相信UFO存在，只是目前的技术还观测不到。宇宙这么大，我不相信只有人类这一种高等生物。可能在某些层面上，创作这样的故事也是为了满足自己。

《露营》插画。

新京报：《小鸟和雕像》里，“雕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它短暂地被人喜爱过，又被迅速抛弃，被雕成了小熊、牧羊犬、小鸟。不过结局是“大团圆式”的，它被路过的魔法师变成鸟，和陪伴自己的小鸟并肩飞行。

大吴：《小鸟和雕像》第一版的发行量不是很高，但一直有人提起它。去年10月底，我去江苏做活动，一位阅读机构的主理人跟我说，在我所有的书里，他最喜欢这本。又过了一个月，我去深圳做活动，一位幼儿园园长说了同样的话。成人来看这个故事，可能有更多感受。

人们爱雕像，它就无比瞩目。但有了更宏伟的雕像，它就被丢到一旁，日渐破败。不只是雕像，在生活中也一样。你有的一切，都是外界赋予你的，比如职位、声名、光环。一旦失去了某个身份，好像人就彻底变了。

起初，雕像占优势。小鸟不起眼，不强壮，也不聪明，经常被同类排挤。后来，雕像被人遗忘，变得面目全非，小鸟还是一直陪它，爱它。

在主流的叙事里，单向的付出一旦得不到回报，就被视为全面的失败、彻底的崩溃。我不这样看。在我心里，小鸟更有力量。哪怕在小鸟最卑微的时候，它的爱也有价值。如果小鸟不仰望雕像，即便雕像再伟岸，对小鸟来说都毫无意义。

《小鸟和雕像》

作者：大吴

版本：蒲蒲兰绘本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5年3月

小鸟在付出爱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看似小鸟卑微，但它才是拥有强大灵魂的一方。原本的结局并不是“大团圆”。在最后的修改阶段，我改掉了结尾，让故事更“儿童友好”。

那段时间，正好是电影《江湖儿女》上映。我发现，真正有义气的是女主角“巧巧”，而不是整日在外呼朋引伴的“斌哥”。这也是一种“错位”。这和我在书里想表达的相似。

新京报：也就是说，爱本身有力量，过程比结果重要。我突然想到，在主流的价值观里，你去做一件事情，必须成功。只有成功了，你做的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胡闹、瞎搞。

大吴：对，电影《完美的日子》就在讲这件事。主角是一名厕所保洁员，他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把一切打理得秩序井然，充分享受工作和生活，会对着天空和花草露出由衷的微笑。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对他来说都是完美的一天。但在世俗的眼光里，他无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这和我们过去经历的，经济飞速发展的三四十年有关系。这导致我们的价值观太单一了。

新京报：讲讲果园吧。

大吴：因为家里有一个果园，我从小在自然中长大，天然亲近动植物。后来，我画“散步”系列，也源于这段生活经历。

小时候，我和哥哥都喜欢养宠物，尤其是鸟类。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养熟了一只小鸟，散养一段时间后，它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彻底野化了。后来，我们在外面看到一只体型相似的小鸟，就会猜测它是不是我家的小鸟（笑）。这样的念想持续了很久。那么多年过去，我现在也养有一只鹦鹉，它快8岁了。我哥哥也有他自己的宠物鸟。

小鸟和《树王》，大吴供图。

前阵子，我妈还讲起果园，讲了很多务农的艰辛。她还提到，经营果园的神奇——每次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第二年总会赚回来一些。总之，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大概是我读大学的那几年，我爸不再租地了。小时候，我就知道地是租的，但在我心里果园就是我家的（笑）。有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梦见果园还在，突然有很多陌生人闯进来，我进入了战斗状态。我想把他们赶出去，但又知道租约没续，自己失去了赶走他们的资格。

我爸经营果园的时候，会根据行情调整作物。比如，水果价格低了，那就砍掉一些果树，种丝瓜、花生……不管怎样调整，地总会用上。但后来，这片土地变化很大。有的地方种上了“经济作物”桉树。桉树很“霸道”，它长得快，长得高。一旦栽了它，这里就种不了别的作物，种了也活不成。

几年前，老家建起了机场，高速公路多起来，周围盖起了现代化的建筑。老家原来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它正在经历剧烈的城镇化，我每次回去都有新变化。

大吴的家乡。

新京报：你创作的《稻草人流浪记》里，稻草人很迷茫。它不像《不要动一只蜗牛》里的兄弟俩有明确的目标（去镇上购物），也不像“散步”系列里的哥俩单纯只想冒险。孩子们应当如何应对迷茫？

大吴：创作《稻草人流浪记》时，可能与年轻时的心境有关。任何一个普通的年轻人，都有类似的“流浪”时刻：出生、成长于小地方，到大城市求学、工作，有人离开，有人留下。

年轻人没有权力，没有财富，又不像儿时那样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下，有的仅仅只是年轻。

《稻草人流浪记》插画。

我应对迷惘的方式是不停写作。上高中时，我开始投稿，在杂志发表少年小说，陆续有同龄读者给我寄信。我们班有一个班级信箱，因为我取件次数较多，钥匙一直由我保管。

实际上，我是先发表小说，然后再把画画捡起来，继而创作绘本。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现今能从事喜爱的工作。

对于现在的孩子，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只知道当孩子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新京报：《去找奶奶的那一天》里，小男孩的故事是真的吗？

大吴：现实中，我没一个人去过镇上，那太危险了，而且我太小，不认路。奶奶也没在镇上住院。但书里的情感是真的。有朋友看了这个绘本，就会想我和奶奶“天下第一好”。

其实我还有一个小表妹，她出生半岁就由奶奶带，直到念完初中才离开。她待在奶奶身边的时间比我长。她和奶奶的关系，比我更紧密。如果表妹也是写作者，她来写这个故事，会比我写得感人。她们生命连结得更深。

大吴的家人，大吴供图。

新京报：怎样克服创作中的痛苦？

大吴：只要创作就会痛苦。尤其是，当我的能力达不到我的想法和审美的时候，就会非常痛苦。这就像人，都有生老病死。我无法去掉这一部分（痛苦），只能接受。好在创作的快乐总会远远大于痛苦，这样就足够了。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不要把创作神圣化，不要过度美化它。它就是一份常规工作，和其他工作没有区别。当我把创作看得更平常，自己也会更容易进入。

前段时间，我看了诺奖得主石黑一雄的一篇访谈。他说，自己最想做的不是写作，而是摇滚。我挺震惊的，他的文学成就那么高，大家的预期一定是他多么热爱文学，但他却坦诚地表达这不是第一选择。我从中得到的启发是：人应该尽可能坦诚，尤其是从事创作工作的人。

如果不考虑赚钱，我可能想当导演。我最初想画绘本，源于我对动画片的热爱。看了之后很喜欢，觉得自己也能画。但我目前的能力，不足以让我去当导演。实际上，绘本也是一个小剧场，它需要故事，需要动感，需要埋伏笔，跟导演思维有点像。我热爱创作绘本，我也擅长，所以我选择它。

新京报：你怎么突然想到给李娟画插画？“追星成功”意味着什么？

大吴：“给喜欢的作家画插画”是我一直以来都有的幻想，这也是画画的动力之一。只不过那天又想起这件事，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巧合。

第二个问题，我特地去想了（笑）。最大的意义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得到过真正珍贵的事物，就不会被一些虚假的东西迷惑。就像你见过了黄金，就不会被镀金的石头蒙骗。这促使我去思考，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新京报：你似乎很早就想明白，自己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直奔“金字塔顶尖”（“马斯洛夫”的“自我实现”）？

大吴：你说得对，完全总结了我们这次聊天的核心。很早之前，我有一位关系很好的前同事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我还没出绘本。他用调侃的语气说：“你看，我们都在底层挣扎，你都不在意（现实层面的利益）了。”

说真的，我是“天选打工人”——即便做一份煎熬的工作，也能实现晋升。在职场上，我越努力，领导对我期待越大。一旦我的能力跟不上领导对我的需求，双方都很煎熬。那段时间，我深深体会到“所有的礼物都暗中标好了价格”的含义，所以不羡慕任何一个大厂人。

对我来说，“尊重需求”“自我实现”和“生理需求”同等重要。我为了实现目的，做了许多努力。我认为自己是务实的，是有计划的、理性的，但朋友觉得我太浪漫主义。这里存在着一重“错位”。我当然需要物质基础，也要维持生存。好在我的物欲很低，不买奢侈品，衣食住行都不讲究。

新京报：不上班，不会焦虑吗？

大吴：我之所以觉得不上班快乐，主要是我上班时太痛苦了。快乐是对比得来的。

我真的不喜欢上班，它让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上面。但这种话不适合在公开场合说，谁又能不上班呢？我虽然最近没上班，但一直在工作。

我很小的时候，就渴望自由地支配时间。上小学四年级时，在一次放长假前，我给自己安排了很多作业以外的计划，比如画画、剪报、做标本等等。后来，假期过得如何，我没印象了。但当我列计划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这些时间全是属于我自己的。

处境变化后，人的思维方式也会变。以前，我不会说“不上班这一年过得最开心”这样的话。那时，我会有很多顾虑。比如，“那些还在忍受上班之苦的人会怎么想？”或者“好话不要说得太早，谁笑到最后还不知道呢！”但现在无所谓了。“照顾他人感受”和“让自己及时开心”同等重要。

我真的觉得，30岁以后人生好像变好了，变得更容易了，更快乐了。这也是对比以前的一种感受。

年轻时总是活在困惑中，被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左右，被未知的将来困扰，有很多的欲望和虚荣，也很在意他人的目光。年龄增大后才渐渐不那么轻易受到外界影响。虽然人生的可能性变少了，但是相应地，年轻时的彷徨、虚荣也在减少，这让人更加平静。虽然没有20多岁有活力，可能性也在减少，但我不想回到过去了。

新京报：你的创作状态怎么样？

大吴：目前，我的创作欲挺旺盛，写故事和画画同时进行。我希望风格上多些改变，甚至有意放缓创作速度，留出一些时间去过渡到创作的下一个阶段。

采访/江玉婷（自由撰稿人）

编辑/王铭博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