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崩溃在即，东林党为何坚决反对崇祯帝迁都

为应付内忧外患，崇祯年间朝廷征收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加派三饷被认为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的确，表面上看，大明于崇祯朝进入了“征税—官逼民反—增兵—再加税”的死亡循环。但客观来说，流寇作乱不仅仅是加派饷银造成的，除了人祸还有天灾。崇祯初年与崇祯十二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旱灾，前一次主要集中在陕北，为流寇作乱的起点。

崇祯十二年这次，旱灾更是扩大到全国范围，“两京、河南、山东、山西旱饥”。次年，“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这两年，朝廷还要一面剿寇，一面赈灾，手忙脚乱。

到了崇祯十三年，朝廷也大规模免除了各地的逋欠。

五月，减商州、湖广田租，命地方设法赈济，招徕流民，又截留漕米万石赈山东，免霍、泰、潜山七年以上逋税之五成，近年之三成。

七月，发帑金二万，赈顺天、保定。

八月，发仓粟赈河东饥民，帑金三万赈真定、山东、河南饥民。

九月，免汝州十年前田租和陇西五县逋赋，折征江南绢、布等岁课。

此时，起义军已被剿得七零八落。崇祯十三年冬十二月，是农民起义最黑暗的时刻，大量人马被困于函谷关、崤山之间，满天星、张妙子等不少造反头目请降；李自成只率千余人在陕豫大山中游击；张献忠、罗汝才在四川被明军追得鸡飞狗跳。此时是明末农民起义黎明前的黑暗，在崇祯看来，离剿灭起义军只差一步。

但这一年的全国性大旱将大明孤注一掷的加派，以及毕其功于一役的围剿毁于一旦。朝廷财政破产，已经无法支撑军队粮饷与赈灾两项支出，旱灾、蝗灾之下，百姓被迫再度成为流民，流寇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崇祯十四年九月，当李自成卷土重来时，麾下又是几十万之众。事已至此，朝堂上任何努力都已化为泡影。

在东林党人眼中，这些加派对他们的根据地，如江南地区影响尤其大。江南赋税、徭役本来就比较沉重，一旦加派，犹如百上加斤，就拿万历年间苏州、松江二府为例，还有均徭税、开河税、练兵税、织造税、贴役税、加耗税、二京杂费、库子役、公务役等，加上三饷，再富庶也扛不住。

所以终崇祯一朝，东林党一直劝谏皇帝轻徭薄赋。

崇祯四年（1631年）给事中吴执御上疏言加派之害：“理财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余不罢者。捐助搜括，二者犹难为训。”

崇祯七年（1634年），阁辅钱士升说：“若江南府帑并无存留，且漕粮加派，江南独溢。民力已竭，不堪再困。”

崇祯八年（1635年），倪元璐上言：“今民最苦，无若催科。未敢兴言，冀停加派，惟请自崇祯七年以前，一应逋负悉与蠲除，断自八年督征。有司考成，亦少宽之。东南杂解，扰累无纪，如绢、布、丝、绵、颜料、漆、油之类，悉可改从折色。此二者于下诚益，于上无损，民之脱此，犹汤火也。”

崇祯十一年，给事中左懋第上言：“练饷之派，以益军实，不得已之事也。今兵汰而饷犹未减，恐贪者藉以饱其私。惟陛下诏宽加派之数，使天下明知之。”

以上这些都是东林党与其同道的进谏，几乎贯穿了整个崇祯朝。那崇祯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崇祯十一年三月，崇祯在左顺门接见了一批前来考选候补的官员。崇祯只有一个问题——论兵论饷。其中一个叫曾就义的知县说：“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从加派，以济军需，未为不可。”

崇祯对这个回答大为赞赏，直接将曾就义拔擢为考选第一。过了一年，朝廷加征二百八十万两练饷。由此可见，君臣双方在加派问题上可谓针锋相对。

大明内外都在打仗，粮饷需求巨大，加兵加饷看着也理所当然。当时朝中关于加派的局面耐人寻味：所有前线或者兵部官员，如杨嗣昌、卢象昇都支持加派；而御史、给事中、翰林院侍读等跟打仗没什么关系的官员就天天喊着轻徭薄赋。

那为何东林党如此反对加派呢？

钱士升所说的话，可视为东林党诉求的核心。江南没有叛乱，加派的所有钱粮都转移支付到其他地方救火，甚至漕粮加派都由江南承担，以致百姓不堪重负。看上去，东林士大夫们是在为民请命，只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明朝养士有优免政策，秀才以上功名者，按等级有赋税、徭役的优免额度。因此，江南地方形成一种特殊风气，百姓为了逃避苛捐杂税，连人带地投寄入士大夫门下，是为“诡寄”。

那么，缙绅大户得到田土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可以当中间商赚差价。明末三饷加派，地方就开始拖欠，而地方官没法全力催征，久而久之对拖欠行为也就默许了。当时对地方官的考核，征到七成的税收就过关。老百姓缴纳八成赋税的，就可以成为良户，就是合格的纳税人，而缴纳六七成的，也说得过去，官方不会把他们视为抗税刁民。

地方上有头有脸的士大夫会与官府讨价还价：你提高税额，我就拖欠一点，相当于打个折扣，比如缙绅大户去谈缴纳七成，诡寄的老百姓给家主实交八成。结果就是三赢局面，老百姓少交两成，大户赚了一成，地方官虽然少收一些，但好歹大头交上去了。久而久之，各方逐渐形成一种默契，但拖欠越来越严重，输家自然是国家。这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江南逋欠”。

朝廷诸君对田地的诡寄、兼并清楚得很。杨嗣昌就说：“加赋出于田地，而田地现在都归了高门大户，百亩田地只增银三四钱，这样做还能抑制兼并。”江南加派主要落在缙绅大户头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林党坚决反对加派，这到底是出于为民请命之心，还是为了维护江南士大夫的利益，就由不得崇祯起疑心了。

站在大明朝社稷安危的立场上，增兵加饷到底孰是孰非呢？其实谁都没有错。安内攘外是当时明朝必须做的选择，剿寇必须增兵，增兵必然加派，明朝赌的就是一两年内剿灭起义军，就能停止加派，与民休息。只是天命不在崇祯一边，这场豪赌输得干干净净。

（影视剧中的崇祯帝）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第二次入阁。他能东山再起和东林党的支持分不开，崇祯和东林党双方暂时合作。周延儒向崇祯推荐东林党及其同道，郑三俊、刘宗周、李邦华、倪元璐、蒋德璟、范景文等人得到起用，只是此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

最后两年的人事调整，并不代表着崇祯信任东林党，只是因为之前四五年时间，局势一再恶化，曾经为他信任的薛国观被赐死、杨嗣昌自杀，崇祯实在没办法了，才再次任用东林党人。

但在帝国风雨飘摇之时，江南士大夫的代表东林党与崇祯亮了明牌：我们不再支持你，我们要抛弃你，南迁可以，但我们只会拥戴你的儿子，你已经是沉没成本，就在北京为社稷而死吧。

东林党还有江南退路，但另外一些人没有退路，他们是东林党的政治对头，是勋贵集团，是太监团队。他们的根在北方，他们的利益在北京，他们更不可能支持皇帝南迁，也需要国君死社稷。

关于南迁的争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能让人察觉到明朝政治中强大的潜规则——皇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虽然朱元璋、朱棣父子用残酷的杀戮巩固了皇权专制，但士大夫们还是通过二百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顽强地分走了皇帝的权力，维系着皇权不下县的底层秩序。皇帝表面上一言九鼎，但如果失去群臣的支持，仍然寸步难行。

三月十六日，崇祯仍然茫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为历史的弃子。所有人都想要他死，一场意图合伙把皇帝卖了的计划正密锣紧鼓地进行中。

以上内容节选自唐元鹏：《崇祯七十二小时》，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