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吐露：我本来不迷信，但杀杨宇霆后，我不得不信

在奉系东北军中，杨宇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很受张作霖信任，在皇姑屯之后，本来还有人支持他成为大位的候选人，但是由于一些元老派反对，他只能发表通电说自己无意帅位，会继承大帅遗志稳定东北。

但是他后来的作风太霸道，对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多用指使、命令的口气，完全不将张学良放在眼里，最终也遭来了杀身之祸。

如果是“少主诛权臣”，这在古代倒不稀奇，但是张学良在决定对杨宇霆动手前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晚年面对记者，他回忆过“杀杨宇霆前我从不迷信，但杀他后我不得不信”。这件事对张学良的影响很大，甚至在西安事变前他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才下定决心。

杨宇霆1885年出生于辽宁省法库县五月乡蛇山沟村，10岁开始念私塾，16岁就考中了秀才，天资还是比较聪颖的。不过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开始引进西式学堂，杨宇霆不得已只能丢下圣贤书，去奉天中学重新学起。

当时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杨宇霆也是一位热血青年，因此决定投笔从戎以武报国，他在堂兄的资助下东渡日本，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学习，4年后回国获得了清朝的中尉军衔，被派到吉林带兵。

然而此时大清已经不行了，杨宇霆还没等到飞黄腾达的机会，就被迫开始另谋生路。好在他有一定的军事理论基础，又是东北人，便进入了东北讲武堂当教官。

凭借扎实的军事功底，杨宇霆得到了张作霖的赏识，1913年就被张作霖召到奉天担任军械厂兵器科科长，两年后又成为了厂长。1916年张作霖成为了奉天督军兼省长，杨宇霆又被提拔为督军署参谋长。

张作霖是枭雄人物，如此重视杨宇霆当然不止是因为会带兵这一个优点，还在于杨宇霆背后的人脉很广。1918年杨宇霆就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徐树铮联合，在秦皇岛抢走了冯国璋的两万多条枪，靠着这笔军火，奉系扩建了7个混成旅，实力大增。

这让张作霖深感自己没有看走眼，一高兴就封杨宇霆为“援湘军”副司令。然而老张还是小瞧了杨宇霆的野心。杨宇霆跟徐树铮合谋成功一次，便想着也摆张作霖一道，两人冒领了370万军款，私自组建了4个新兵旅，似乎有自立为帅的企图。

此事被张作霖得知后，当即革了杨宇霆的职，杨宇霆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相斗，就老老实实在北京闲赋了三年。

1921年，直系和奉系联合击败皖系后，隐隐有翻脸的趋势，张作霖深感周边的人军事理论太老旧，难以跟直系对战，便又想起了杨宇霆。这个机会杨宇霆抓住了，此后都老老实实为张作霖出谋划策、搞兵工厂，重又获得信任。

杨宇霆最辉煌的时候，几乎就是张作霖的“宰相”。张作霖识字不多，看文件都是靠别人读，自己口头回答，而大部分时间为他读文件、出主意、写批示的人就是杨宇霆。后来甚至发展到文件通通交给杨宇霆，张作霖只在最后签个名，其中事由基本上不过问。

如此信任，放古代那就是宰相。不过杨宇霆有点奇葩的是，跟奉系中大部分人都搞不好。

“少帅”张学良最喜欢的是郭松龄，郭松龄之所以会反，跟杨宇霆就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张学良本来想饶郭松龄一命，但在杨宇霆的建议下，张作霖还是将郭松龄夫妻枪决。张学良不敢恨自己老子，就将这笔账记在了杨宇霆身上。

而奉军其他元老派同样也厌恶杨宇霆，北伐战争后期，北洋政府实际上只有张作霖还有一战之力，是退是战他也很犹豫。

此时奉军元老派都希望“保境安民，退回老家”，但杨宇霆极力主张“向外扩张”，张作霖选择相信杨宇霆的话，结果是奉军在关内惨败，最终仓皇逃回东北，张作霖还被炸死于皇姑屯，元老派们因此也不喜杨宇霆。

张作霖还活着的时候，杨宇霆都想过自立，张作霖被炸死他怎么可能不想。只是退回东北后，奉系元老派一致支持张学良，杨宇霆就退而求其次，把“名”让给张学良，实际上以东北当家人的身份自居。

杨宇霆后来根本没把张学良放在眼里，两人常常发生争吵。东北易帜前，杨宇霆仗着自己跟日本人的关系，希望东北保持割据状态，就让张学良不要答应国民政府。但张学良又不是恭顺的人，还是促成了这一大事。

得知张学良不听自己的话，杨宇霆非常生气，在奉系高层与国民政府派来的代表合影时直接拂袖而去，丝毫不给张学良面子，使张学良特别尴尬。

后来有一天杨宇霆去找张学良商量事情，当时张学良还没起床，杨宇霆没管其他，直接破门而入将张学良一顿训斥，说他天已大亮还不起床，难成大事。气得张学良直接回敬：我成不了大事，那你来。

1927年1月7日，杨宇霆为父亲举办寿宴，当天东北的大小官吏都送了礼，众多高官也齐聚在杨府之中。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为了表示情义，也亲自到场祝寿，两口子进入杨府时，有人高喊“总司令到”，但是大部分宾客都自顾自地打牌、闲聊，没几个人迎接。

而杨宇霆回府时，一声“总参议到”，所有来宾全体起立，这若是不知情的人来看，肯定会以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主人，张学良此刻就已经起了杀心。

说到底，还是杨宇霆摆不清自己的位置，总将自己当成了大帅，把张学良当成后辈一样训斥，这种嚣张跋扈为自己的死埋下了伏笔。

1月10日，杨宇霆和好友常荫槐一起来找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指定了常荫槐担任负责人。张学良还没开口，杨宇霆就拿出了自己拟好的条文，催促张学良签字。张学良强压心中的怒火，说吃过晚饭再说，杨、常二人便走了。

类似的事，杨宇霆做过了不止一次，他只是将张学良当个签字的摆设。但，杨宇霆本身就把持了东三省的兵工厂，再让常荫槐掌控铁路，那还要大帅干嘛？这已经触碰到了张学良的底线，因此杨宇霆提出要求时，张学良想起先前的种种，已经想要除掉二人。

不过张学良有些优柔寡断，想杀，却又觉得杨宇霆对东北很重要，所以拿不定主意。纠结之际，他拿出一枚银元，希望上天来帮忙做决定。如果是正面朝上，就杀，反面朝上，就忍。

然而他扔了三次，三次都是朝上，这让他有些意外，同时也坚定了决心。当晚杨宇霆、常荫槐来拿条文时，被张学良的副官枪杀于“老虎厅”。

此事的玄乎，让张学良很受触动，他也开始有些迷信。差不多十年后，西安事变动手前，他也拿不定注意，于是再次选择抛银元，正面朝上就抓蒋，反面朝上就当无事发生，结果又是三次正面朝上，因此他才选择动手。

到晚年张学良面对记者采访时还说起过这两件事，直言杀杨之前自己本来不迷信，但似乎真的有上天感召，三次都是一样的结果，所以此后就信了，西安事变则是对这种信念的又一次增强。

这种概率学的东西很难讲，不过此事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有时候历史也挺有趣，我们总以为一些大事件是精心计算、冷静思考后才有的结果，没想到它也可以是草率而冲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