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卖花生的小贩不简单！一年后竟成了击毙日本中将的幕后英雄

1916年，冀诚出生在河北涞源小北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童年和当时大多数北方农村孩子一样，每天都在放牛、砍柴中度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战火很快烧到了华北地区。

这时二十一岁的冀诚，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走进了县里的战时动员委员会。他先是在农会工作，每天在各个村庄之间奔波，动员群众支援抗战。

半年后，因为他熟悉当地地形，做事灵活，被调到了武装科。科长经常带着他到各个村子巡查，这段经历让冀诚对涞源的山山水水、大小道路都十分熟悉，这为他后来执行潜伏任务打下了基础。

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县委书记梁正中把冀诚叫到城南的一处民宅。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党组织决定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梁正中拿出二十八元蒙疆币交给冀诚，嘱咐他用这笔钱在日军情报部门口摆个花生摊。

第二天一大早，冀诚就挑着两个装满花生的荆条筐，来到日军在涞源的情报部对面。同时他也化名叫“姚纪岗”。花生的香味很快引来了日本特务堂前芳夫和中田美夫。这两个人后来成了他打入敌人内部的介绍人。

为了得得日本人的信任，冀诚每天见到日本兵时总是一副笑脸，有时还让他们白吃白拿。涞源的老百姓看到冀诚的这副模样，都在背后骂他是汉奸。

堂前芳夫特别爱吃他炒的花生，还经常跟他学中国话。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多月，有一天堂前芳夫突然问他，愿不愿意到情报部里来干活。冀诚心里明白，机会终于来了，但他脸上还是装作很不稀罕的样子，犹豫地说：“我这样的人，能干什么呢？”

1939年3月，冀诚第一次走进日军情报部的大院。堂前芳夫介绍他给部长山本敬夫烧澡堂，每个月能挣九块钱。山本是个很多疑的日本军官，刚开始洗澡时从来不让冀诚靠近。冀诚就花心思改造了澡堂的灶台，让水温总是恰到好处。他还主动帮山本擦皮鞋、洗衣服。

两个月后，山本第一次招呼他：“姚，来给我搓搓背。”这句话意味着冀诚终于获得了信任。他借着送热水、跑腿的机会，就开始留意各个办公室里的机密文件。

1939年10月24日早上，冀诚像平时一样来到情报部，却发现岗哨全都换成了生面孔。就连伪军士兵经过时，也要接受严格的搜身检查。他马上找到爱喝酒的水翻译，借着要送新炒出来的花生打探消息。

水翻译官捏着花生小声说：“察南要来日本大官了。”冀诚心里咯噔一下，察南指的是张家口，驻守在那里的正是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他不露声色地又抓了一把花生递过去，试探着问：“是什么大人物要来啊？”

第二天清晨，冀诚借口买烟，躲进了情报部对面的照相馆。从窗户看出去，整条街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当日军的车队轰隆隆开过时，他掏出随身带的瓜子，每过一辆车，就在左边口袋里放一颗瓜子；每过一门炮，就在右边口袋里放一片瓜子皮。

这个侦察方式虽然简单，但能在敌人眼皮底下准确记录。半个小时后，他的左边口袋装满了三十颗瓜子，右边口袋躺着七片瓜子皮。在第五辆车里，他清楚地看见一个穿着黄呢子大衣、肩章上绣着两颗金星的人，正是阿部规秀。

拿到情报后，冀诚马上去到城西的郭记皮铺。到了才发现铺子大门紧锁，隔壁店主探头说皮铺的人都被抓去运军粮了。他心里着急，正要转身离开，正好看见地下交通员杨老万牵着骡子从巷口经过。

两人对视一眼后，冀诚赶紧把写着日军兵力情况的纸条塞进杨老万手中的草绳缝里。他们马上在街角粮店赊了两袋高粱，驮在骡背上，假装要出城磨面。走到城门时，日本兵用刺刀捅向粮袋，高粱哗啦啦地漏了出来。冀诚赶紧弯腰去捧撒落的粮食，连声说“可惜了”。哨兵见他满手都是粮食碎屑，不耐烦地挥手放行了。

两人一出城门就加快脚步，把情报送到泉坊村交通站，当天夜里这份情报就传到了牛山情报站。

1939年11月3日，八路军晋察冀一分区部队根据冀诚提供的情报，在雁宿崖峡谷设下埋伏，全歼了日军大佐辻村宪吉带领的五百多人。

吃了亏的日军果然前来报复，阿部规秀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反扑。11月7日，八路军在黄土岭一带再次布下包围圈。下午四点左右，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了伏击圈，埋伏在山腰的炮兵连发现远处有群军官正在观察地形，立即调整炮口方向。几发炮弹准确命中山脚下的一处独立院落，阿部规秀腹部被弹片击中，当天晚上就死了。日本《朝日新闻》第二天发表文章，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1940年冬天，日军在内部清查代号“北田共”的地下党。这个代号组起来正好是个“冀”字，冀诚随后被关进了宪兵队审讯室。审讯持续了十八天，敌人先是用压杠子折磨他，后来又灌辣椒水。冀诚始终咬定自己只是个烧澡堂的。

最后一天，特务把他拖到山本敬夫办公室，没想到山本居然递给他一支烟，说：“姚，他们搞错了。”原来日军在蔚县找到了另一个叫“纪岗”的嫌犯。这次死里逃生后，冀诚反而得到了更大信任，被调到宪兵队做密探，开始接触到更核心的军事情报。

调到宪兵队后，冀诚利用工作便利，陆续向根据地传递了很多重要情报。1941年春天，他得知叛徒张士贵正在搜集八路军采购员名单，就故意在值班记录里添加了张士贵和商贩“秘密接触”的假情报。日军调查后，把张士贵当作内奸处决了。

像这样危险的行动贯穿了他七年的潜伏生涯，直到1944年9月，因为插箭岭情报站遭到日军突袭，机密文件泄露，冀诚的身份彻底暴露。在武工队接应下，他连夜撤离了涞源。晋察冀军区后来特地颁发奖状，表彰他“在特殊战线作出的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冀诚选择回到涞源，在当地石棉矿当保卫科长。这位享受副团级待遇的老兵，从来没有向同事提起过战争年代的经历。直到1960年，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长城烟尘》出版，书中详细记载了黄土岭战役中“涞源情报员及时传递敌军动向”的细节，家里人才知道他就是击毙阿部规秀的幕后功臣。

1993年，冀诚因病去世，子女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珍藏的不是军功章，而是一本密密麻麻记录着当年日军调动规律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