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公耻辱落津门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曾公祠是目前天津保留不多的古代祠堂之一，建筑面积460平方米。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今存山门、东配殿和正殿。山门、东配殿均为青瓦硬山顶，面阔各三间，进深一间。前檐出卷棚顶抱厦，面阔五间，进深一间。另保存有修建曾公祠碑。碑高2.15米，厚0.24米，首、座已佚。碑文楷书，内容为修建曾国藩祠堂的奏折及皇帝的朱批。河间兵备道丁寿昌、天津知府马绳武著文。目前曾公祠已按原貌异地重建至北运河西岸靠近永乐桥的地方，现为红桥区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奉祀曾国藩的祠堂，曾公祠记录了天津的一段历史。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1834年中举，四年后中进士，此后官运亨通，十年七迁，39岁就当上了礼部右侍郎。在十余年的京官生涯中，他温习经史，切磋文艺，研究宗明理学，探讨经世致用，写下一系列著述，在许多领域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其一生的“功名”毁于天津老百姓耳熟能详的那场“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自清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传教士吸收无业游民、恶棍入教，强占民地，激起天津百姓的愤怒与不满。同治九年（1870）“火烧望海楼”事件发生后，英、美、法、比、俄、普、西七个国家一齐对中国发起抗议。军舰聚集在大沽口外，清廷忙派曾国藩处理教案。时任直隶总督（驻扎在保定）的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生病，“重发眩昏”“泄泻不止”。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必定是凶多吉少，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战争的威胁。临行之前曾国藩将遗嘱写好，希望儿子们为他安排好后事。曾国藩到达天津，民众对他抱以厚望。经过一番“调研”与“斡旋”，就在这年八月，在被调离直隶总督任之前（清廷调他回两江总督任上），这位曾大人终于呈上他议结津案的方案：“一、张光藻（天津知府）、刘杰（天津知县）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 二、判处所谓‘凶犯’二十名死刑，充军流放者二十九名；三、赔偿及抚恤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白银；四、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赔礼’，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方案一经公布，朝野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骂曾国藩是“卖国贼”。朝廷中某些重臣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攻击，甚至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还有人作对联讥讽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曾国藩是在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的，任期两年两个月，他办理天津教案确实“不力”，但也不能抹杀他的其他“政绩”。在直隶任内，他积极清理狱讼，解决案件长期积压问题；整顿吏治，加强对各级官员的考核，出现“政教大行”的局面；整顿营伍，采用湘军编练整顿练军；治理河道，减缓了水灾的发生；还对盐务进行了清理，使国家盐课正常征收。

　　曾国藩调回两江总督任后仅一年多，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他“在署内西花园散步，忽呼足麻，端坐而死”，终年61岁。转年三月二十五日，李鸿章上了一道《津郡建曾国藩专祠》奏折，备述曾氏在直隶特别是天津的功绩：“天津为诸河下梢，海疆要地，利益尤多。办理中外交涉事件顾全大局，至今咸鉴其苦……凡有裨于国计民生，无不尽心经营，实力兴办，委属有功于民……其在直隶几及两年，政绩实多可传。今津郡绅民追念旧往，吁恳祠祀出于至诚。”朝廷准奏后，便选在三岔河口附近南北运河相距最近的地方为其建祠。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曾公祠正式落成。每年春秋两季，由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知府、天津知县等地方官员来此祭奠。1982年，曾公祠正殿西南角发现一块碑石，系1875年由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知府、天津知县为建祠而立，该碑现存红桥区文物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