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非常不以民为本,而是以汉为本,号称儒家,却实行法家治理的蜀汉诸葛亮受到儒家和人民如此爱戴呢?
如果说对四川屠戮最多,破坏最大的灭霸,肯定是张献忠。
但第二名,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他是诸葛亮。有历史考古的证据显示,诸葛亮治理下的四川,继刘备掀起蜀中人数财富递减风暴后,继续创造新高,其非正常死亡人数比例仅次于张献忠,位列历史第二。
张献忠,地狱屠夫,人所共知。但诸葛亮浓眉大眼的,智慧啊,忠诚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结果,搞得在其治下的蜀国饿殍遍地,他死后的“民有菜色”只是其统治逻辑的水到渠成罢了。他让很多蜀人和他一起死而后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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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可是天府之国,在乱世中一般都能偏安一隅,避免战火。比如东晋五胡乱华,唐后期五代十国,宋蒙交战。蜀中,尤其是成都基本上都保持了稳定,老百姓生活还过得下去。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明末张献忠,一个就是刘备的蜀汉。
对比一下就知道,在刘备诸葛亮入蜀前,庞统是这样形容益州的:“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於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刘备靠着违背盟约的诡计夺得巴蜀后,用了法家那一套,什么“八务、八戒、六恐、五惧”的威刑重典来统治软绵绵,笑嘻嘻的四川人。这比当初秦制破坏更大。秦制从商鞅到嬴政,虽然残暴,但经过了上百年的治理,其理性程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像996公司虽然狼性十足,但考虑到了压榨的合理性和节奏,果然到了秦统一前,秦国人都习惯了。刘备那套完全就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命令,理性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秦统一后的迅速崩溃是把这样的制度在极端时间内复制到全国引发的震荡。刘备蜀汉就在这个小圈子里搞,幸好没机会推广到魏吴等地,就很快震荡了。刘备的拍脑袋还涉及到了经济领域,蜀汉出土的铜钱往往很轻,同样的币值越做越轻,这说明中央只管造币,造成严重通货膨胀,最严重时币值比真实价值多十倍。这叫直接抢了。
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蜀汉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汉嘉太守黄元就在益州本地士族的支持下举郡造反了,孟获们也开始跃跃欲试。
诸葛亮确实是个厉害人物,他的厉害不在于军事计谋,而在治理能力。
诸葛亮重新恢复了盐铁官营制度,“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还改进技术,用火井煮盐。此外他也很重视冶铁,四川许多地方至今都留有他当年冶铁的遗址。盐铁生产成为蜀汉重要的收入支柱:“利入甚多,有裨国用。”此外蜀锦在诸葛亮治蜀期间也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的景象。优质的蜀锦,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蜀锦在魏、吴十分畅销,甚至远销东南亚以及西亚国家。
这让快死的蜀汉又苟延残喘了起来。但富的不是百姓,也不是诸葛亮本人或官吏,治贪也狠。富的是政府,因为要打仗,花钱海了去。
诸葛亮当然知道,蜀汉最弱,不应贸然兴兵。但你们一伙外来的军事武夫凭什么来殖民我们巴蜀?对,殖民的意思就是并非从本土生长起来的政权统治这片土地,你们荆州人,豫州人凭什么来统治益州?把好好的天府之国搞得民不聊生。
这是蜀汉政权的天字第一号命题,涉及到根本的政权合法性。
刘备诸葛亮的回答也很响亮:复兴汉室。这也是天字第一号政治正确。
这么着,诸葛亮走上了不归路,要打仗就得烧钱。再有能耐也必然民有菜色,饿殍遍野。
不打仗,那就镇不住那些当地士族。
于是就能解释隆中对里,诸葛亮说的刘璋暗弱,虽民殷国富却不知抚恤军民,故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智能之士就是不愿安稳生活,想要改天换地的像他这样的人。抚恤军民就是抚恤这样的军民。
接下来,刘备—诸葛亮的统治逻辑顺理成章的成了打造先军政治,以军事来统领国家的生活。
先军政治?怎么那么耳熟。
诸葛亮是有人格魅力的,临终前他的这句话感动了无数人“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的确清廉,就像周总理那样清廉。诸葛亮死后,蜀中军民也十里长街送丞相。
而在他生后,是饥饿的蜀汉。
怎么那么耳熟。
曹魏、孙吴的统治者们难道不想集权,当然想,全世界都想,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拿破仑······都想。
但做不到。
曹操连架空汉献帝都被说成汉贼,儿子曹丕上位就禅让。在短时间内,用皇权来讲故事将不圆。后来曹丕搞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向世家大族妥协,大家共同来经营魏国。那时的思想观念和技术条件都做不到皇权一统。这样反而促进了曹魏的相对富庶。因为皇权主导一切必然导致单目标导向,社会变得整齐划一,失去活力和弹性。这点相信60岁以上的国人深有体会。
孙吴更是合伙人体制,当时江南水网密集,极容易形成割据,当地士族豪强众多,皇权能插到的有限。后来东晋王与马共天下就是在东吴政权结构打下的基础。孙权到老的时候倒是想威风一回,体验一下杀伐果决的至尊,结果酿成了东吴政权内部动荡。
所以,只有刘备诸葛亮在那个小环境下,从理论到实践把复兴汉室讲圆了,也让蜀汉深渊了,百姓在那样的国家机器下也没力量再怨了。
更让人费解的是,成都人民从古至今都非常尊重诸葛亮,不是三国演义出来后,而早在诸葛亮死后不久就祭祀。武侯祠之所以成为君臣合二为一的祠庙就是因为川人大多数只给诸葛亮烧香,冷却了刘备,明代人发现这有违君尊臣卑的礼法,才把诸葛亮祠迁到刘备祠里面。
为何被整得越凶,人民越是纪念。
秦始皇商鞅用法家那套,可是被骂了两千多年。
儒家本来是重视民本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为何非常不以民为本,而是以汉为本,号称儒家,却实行法家治理的蜀汉诸葛亮受到儒家和人民如此爱戴呢?
这就要说到本文的核心,汉代之后的儒家,已经从先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对等关系,演变成了天子是最高代表的至尊地位。
秦国的法家不是意识形态,是一种统治技术和心术。没有这套意识形态叙事,就不会讲故事,那就没法降伏六国那些有知识的人,所以二世而亡。
汉代以后,尤其是董仲舒开始,就为华夏文明把故事讲圆了。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为汉立法”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吸收阴阳家、法家、墨家等思想,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天人感应”宇宙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天是有意志的至高神,皇帝是“天子”,代表天统治人间。皇帝的政令得失会通过祥瑞或灾异(如地震、日食)得到“天”的警示。这使得儒家思想从一种道德学说转变为为中央集权统治提供合法性的神学政治理论。
构建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天人宇宙论”。董仲舒以后,汉代人认为“天”是最高主宰,人与天可以相互感应(天人感应)。他还将儒家伦理(三纲五常)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例如,“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尊阴卑的关系是永恒不变的“天道”。
这使得儒家道德纲常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性。
这个纲常的代表就是皇帝和皇权。
所以,刘备诸葛亮为复兴汉室,就是修复天道。还有比这更神圣的吗?
人民群众祭拜他们,尤其是祭奠代表忠心和智慧的诸葛亮,就天经地义了。
南宋理学发达以后,尤其到了明清,这套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随着三国演义等文学戏曲的普及,就刻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
这就是外儒内法的秘密。
如果我来写《三国》,想以孙吴为主线,讲一个合伙创业,最终无法形成一统的悲剧故事,这个悲剧故事是因为没有能深入人心的皇权,输给了另外两个讲皇权故事的敌人。但悲剧里有开发江东江南的功业和英雄气。刘备诸葛亮当然是最大的反派。
对有对的错,错有错的队。人类如果没有真正神的启示,都活在拧巴之中。
在故事结尾,我想写刘禅回忆起刘璋,这个被诸葛亮说成暗弱的益州主人,却给了三国乱世最大的温暖。
当刘备军事集团兵临成都时,有人劝刘璋坚壁清野、坚持抵抗到底。
刘禅却说:“不可!我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今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
谁善谁恶,让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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