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国公”杨坚改用“隋”做国号，真的影响国运了吗？

隋朝，是中国历史中一个承前启后却又颇具特色的王朝。它结束了南北朝近三百年的纷乱割据，又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根基。而这个王朝却与秦一般二世而亡，留下了令人唏嘘的别样故事。在后世浩如烟海的文墨卷中，隋朝的国号“隋”字颇受关注，一方面原因在于“隋”字不同于前朝晋、魏、周、宋、齐、梁陈等国号效仿前人诸侯的传统，另一方面，隋文帝杨坚对“隋”与“随”字的取舍抉择在笃信谶纬的古人口中又与隋朝的国运产生了预言因应，从而让“隋”国号的来源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隋时期全图。/来源《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用“隋”不用“随”：隋文帝杨坚的执念

按照传统历史观点来看，“隋”这一国号的初代版本应该来自“随”字，起因是杨坚继承了父亲杨忠在北周的爵位——“随国公”，《资治通鉴·陈纪四》记载“周随桓公杨忠卒，子坚袭爵”。而杨忠之所以被封为“随国公”则来源于其消灭南梁的战功。公元554年，杨忠领西魏军五万自长安出发南渡汉水，大败南梁军主力，攻陷江陵，梁元帝败亡，整个汉水上游尽归北朝所有，其中的门户锁钥之地随州（今湖北省随州市，因西周分封随国而得名）便是杨忠亲自领兵攻占，可以说是杨忠建立功勋之地。五年之后（559），北周宇文毓正式称帝，册封功臣，便封杨忠为随国公，杨氏一脉的地位由此进入鼎盛时期。

按照历史传统，王朝的开创者杨坚理应继承父志，将“随”作为自己所建立国家的名号。然而，历史的记载却在这里陡然转变，《资治通鉴》在陈太建十三年（581）二月突然称杨坚为“隋王”（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国、百揆、九锡之命，建台置官），并进而作出“周主……禅位于隋”的结语。而《周书·静帝纪》则在大定元年（581）二月己巳记载“隋”乃奉周帝为公。由此可以推断，在杨坚从随国公“加九锡”晋升为王爵之后，“随”开始被“隋”取代，成为杨坚心目中的目标国号。

隋文帝杨坚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为什么杨坚要改称为“隋”呢？《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太建十三年（581）二月条胡三省注（宋元之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隋主本袭封隨公，故国号曰隨（此处为古体“随”字）。以周、齐不遑宁处，故去‘辵’作‘隋’，以辵训走故也。”

简单来说，就是杨坚觉着因为随字有个走之旁，作为经历了北朝离乱的杨坚看到了北周北齐两朝纷繁离乱的朝堂国运，因而不想让自己的新王朝跟随这些短命王朝一般曲折坎坷，因而将这一具有颠沛流离之意的“走之旁”排除，留下安定昌盛的部分为新王朝之名。

短命王朝的语言符：隋=残肉？

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扬州被部将宇文化及所弑，数月之后，隋末帝杨侑在长安禅让于唐高祖李渊，一个开局鼎盛的强大王朝就此划上句号。而关于隋朝灭亡的原因，当时社会的统一观点基本类似于对秦朝的评价，如唐太宗李世民曾言：

“隋炀帝篡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

隋炀帝天下巡游、三征高句丽以及耗费民力的大工程，对帝国财政、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影响，成为后世帝王必读的反面教材。然而，自古拥有谶纬传统（“谶”一般指方士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预言作为上天的启示，“纬”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经”的各种迷信著作）的中国士人文化圈自然也期望用一种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来为隋朝灭亡找一个更内在的理由，从而达到规训后世君王的终极目的。

隋炀帝杨广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隋唐演义》

于是，本来对“随”到“隋”这一名称更迭并未在意的古人开始在故纸堆里翻找关于隋亡的蛛丝马迹。终于在隋朝灭亡三百年以后，开始有人对当年杨坚将“随”改为“隋”的更名操作进行实锤批判。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卷三六《去妄》云：

隨文帝恶隨字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从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者，岂非不学之故，将亦天夺其明乎。

此处认为“隋”字为古代祭祀礼仪中事先割裂撕碎的肉，以此为国号是“大不祥”。这一说法的直接来源大致来自两处，一是儒家经书《仪礼·士虞礼》中有“祝命佐食堕祭（一说堕通“隋”）”，二是《周礼·春官》中有“隋衅”与“赞隋”之说。以此来看，“隋”字在先秦确实与祭祀用品相关，确实可能与历代王朝命名光明伟岸的传统相左。除此之外，徐锴还侧面嘲笑隋文帝杨坚文化水平低（“不学之故”），竟然不知道被他去掉的“走之旁”是安稳行走的含义，如此去安就危之举动，显然就是上天要剥夺他们隋王朝国运的明示。

《周礼》石碑。来源/西安碑林博物馆

按照今人思路，徐锴在三百年后的咬文嚼字显然有事后诸葛亮之嫌，然而这一理论却在后世收获了不少拥趸。到南宋初年，文学家罗泌在《路史》中也揶揄隋文帝杨坚道：

（杨坚）不知隋自音妥，隋者，尸祭鬼神之物也，守裶既祭则藏。

其隋亦云衅杀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国以隋裂而终，则书名之谶，其祸如是。

同样指出因为隋文帝的“随”意改名，让他的大隋王朝就如同“衅杀裂肉”一般在农民起义和地方豪强的暴动中分裂而亡，国家的结局与其国号的含义不谋而合。类似的观点在南宋学者之中多被引用，也一直影响到后来元明时期部分文史学者对隋朝国名的看法，大抵都是以隋朝的悲惨结局，嘲笑隋文帝“不审其字形离合之义，而轻于增损只取笑于后世耳”。

隋朝青瓷武士俑。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同样暗含谶纬之说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秦朝，当时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这里所说的图书便是谶纬之中的“图谶”，其中记载的“胡”被当时的秦始皇认为是边塞匈奴，却不想预言竟落到自己的儿子胡亥身上。这种谶纬之说往往被后世解释为应验，但是在当时却难以明辨。

“大隋”还是“大随”：不休的争辩

后世人对杨坚更改国号的批驳与嘲讽尽管言之凿凿，但是必须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下，那就是杨坚确实有过改“随”为“隋”的政治命令。此处许多人或许会问：“难道杨坚改国号不是事实吗？”此处就涉及不同版本史料历史书写的问题，传统史家以《资治通鉴》与《周书》为准，认定存在由随国公—隋王—隋国的书写方法演变，但是，将这一“改变”背后杨坚心路历程具象化的文献其实是到了隋朝灭亡近三百年后的唐朝末年才出现——唐朝末年宗室李涪《刊误》卷下《洛隨》记载：

汉以火德有天下，后汉都洛阳，字旁有水，以水克火，故就佳。隨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文帝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

这是描写隋文帝杨坚改国号行为的最早记载，而广为流传的《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解说法则是宋元之交才出现。这也就表示，隋朝建立至唐朝末年的三百年间其实并没有关于隋朝国号变更的具体记载。最为直接的证据便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隋书》，这部隋唐年间对隋朝历史最为官方的史书在帝纪开篇就称杨坚之父杨忠“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也就是认为从杨忠得封号开始，一直就是“隋”字。

宋刻本《隋书》。来源/孔子博物馆

官方史书的相互抵触让这个问题变得扑朔迷离，似乎我们只有穿越到当时才能知道真相。不过，明末清初盛行的金石之学（是以古代器物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或许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佐证。

按照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中对文字避讳的严格要求，对于包括避讳帝王名称以及国家政令要求更改的重大文字变革都是大一统政权的文化核心利益所在，因而如果隋文帝杨坚确实存在改“随”为“隋”的行政命令，那么隋朝本朝的官方墓志碑刻都将接受这一变革，并将这一更改流传后世。

但是事实似乎很不给隋文帝面子，在隋朝出土的碑刻铭文中，“大随（隨）”字样屡见不鲜，如《杜乾绪等造象铭》后加按语云：“按铭序首云‘大隨开皇十二年岁在壬□’。”还有隋大业三年（607）常丑奴及夫人合葬墓志中的“随常府君墓志”。隋开皇五年（585）元英及妻崔麝香合葬志中的“大随开皇”字样……诸如此类造像记、墓志与碑铭在历史记载中就不下十条之多。如果当时杨坚真有去“走之旁”的国号更迭政令，那这些碑刻的题词与制作者显然是公然与大隋唱反调，因为这些碑刻皆为官员或贵族领作，因而绝不可能公然忤逆圣意。隋朝以后，唐朝碑刻中“隨”“隋”并用的现象更屡见不鲜，大量经历隋唐两代的官员在墓志中仍然称前朝为“大随”或“大隨”，大量保留了所谓杨坚不喜的“走之旁”。

隋青瓷四系螭耳天鸡尊。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而从反方向来探讨，如果存在隋文帝改“随”为“隋”的举动，那么作为封国始名的随州这一地名在行政区划或者地理用名层面应当是单一的“随”字。但是文献与碑刻的记载同样不能支持这一说法，早在隋朝之前，“随”这一地名就经常与“隋”字互通使用。

早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就有“涢水又屈而东南流，东南过隋县西”之说，其中“隋县”明确指当时的“随县”。而在南北朝后期甚至隋朝建立之前，在无法改动的金石材料中，都存在将“隨郡”“隨州”写成“隋郡”或“隋州”的用法。

《水经注》。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如北周宣政元年（578）《宇文瓘墓志》中，“隋”字凡四见，墓志首题有“隋州刺史建安子宇文瓘墓志”，志文中有“控隋、郧之沃壤”“俄治隋州刺史”字样，最后又有建德六年（577）“遘疾薨于隋州”，此时距离杨坚称帝还有二年多。不仅如此，隋郡字样甚至还出现在西魏建立之前的南梁墓志中，梁武帝普通元年（520）《萧敷墓志》中，称萧敷“出为建威将军、隋郡内史”，“隨郡”也被写成“隋郡”。当时的隋郡（隨郡）还在南梁手中，杨坚之父杨忠还未成年，由此可见“隋”字启用之早。更为直接的证据出现在北周武帝天和六年（571）的《宇文贞墓志》中，其记载“（宇文贞）与【隋国公】受委阃外，共木汗可汗轻兵远袭”，相当于直接说明当时北周政权下杨忠的称谓就是“隋国公”。

根据历史学者对石刻资料的整体分析，隋代石刻资料中，称“隋”者占九成以上，称“隨”者则不到一成。唐初到唐玄宗时期，称“隨”者达到八成以上，到玄宗以后逐渐又以称“隋”者逐渐增多，直至唐大历九年（774），《干禄字书》刻石闻名天下，其对当时的用字考究起到了规范指导作用，其中明确指出“隋、随，上国名，下追随”，正式定义“隋”为标准前朝国号，从而才将一直混用的二者正式甄别开来。

宋“颜氏干禄字书”石碑。来源/三台县文物管理所、三台县博物馆

结合文献记载与碑刻资料，我们基本可以认为隋朝在称呼国号时，并没有禁用“隨”（随）字，杨忠与杨坚两人的爵位国号很可能一开始就是“隋”字，且具有与“隨”（随）字共同使用的习惯，虽然隋朝时期“一时从省”多用“隋”字，但并未将“隨”（随）字打入冷宫，隋朝及以后的官吏贵人也并未将之视作忌讳，反倒长期并行不悖，直到唐朝中后期才统一为“隋”字。唐末五代的历史学者仅仅依靠当时版本下的历史文献脑补古代帝王的政治心态，虽然迎合了不少文史学者的猎奇心理，但终究无法在出土文物的实证下自圆其说。

参考文献：

1.尹亮、武沐：《从隋唐碑刻看隋朝的国名》

2.叶炜：《隋国号小考》

3.胡阿祥：《杨隋国号考说》

4.马亚楠：《從金石、簡帛文字看楊隋國號——兼論“隋、隨”流變》

5. 胡阿祥：《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