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内塔尼亚胡称“我赢了这场战争” 但他能赢得和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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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长期在以色列政坛扮演“鹰派”的领导人, 眼下面临把国家带到和平彼岸的考验。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如今以地区性强权的战时领袖形象现身。他顶住了要求停止与哈马斯两年冲突的巨大压力, 并对以色列的敌手造成了严重打击。

这种角色与一个数十年来在以色列政治中自我定位为“唯有他能保障国家安全”的鹰派人物并不天然契合。更困难的是, 与哈马斯的战争本身削弱了以色列的国际声望, 加深了地区敌意, 这使得同巴勒斯坦人及周边国家达成和平更加不易。

本周在以色列议会上, 为纪念加沙停火与仍在世以色列人质的归来, 内塔尼亚胡发表演讲, 引述所罗门王在《传道书》中的思考, 为自己和国家概括了前路的挑战。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务都有定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过去两年是战争的时刻。接下来的岁月, 但愿是和平的时刻。”他说。

这绝非易事。首先, 诸多短期障碍已近在眼前。哈马斯仍未同意解除武装, 目前正以暴力手段在加沙重建权力。关于这一飞地将由谁、以何种框架治理, 也没有达成一致。

按最多的估算, 内塔尼亚胡距离又一次注定艰难的选举至多一年, 不过他也可能更早就宣布举行选举, 借人质归来带来的好感回升而获利。他仍因战争罪名而遭到国际刑事法院起诉, 他称该案件不公且带有政治动机。

批评者指出, 现年75岁的内塔尼亚胡并非“和平的那个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地区, 他都过于具争议, 腐败案缠身, 他否认任何不当行为。如果通往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平的道路意味着接受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理念, 他与其右翼执政联盟都将面临困难。不仅如此, 民调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反对“两国方案”, 他们担心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会成为针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跳板。

总理办公室未就置评请求作出回应。

“我认为和平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位于华盛顿的智库“以色列政策论坛”的政策总监迈克尔·科普洛（Michael Koplow）说。科普洛表示, 内塔尼亚胡被夹在特朗普总统与其执政联盟之间, 前者希望战争结束并推动更广泛的地区和平, 后者则排除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

“特朗普显然想把中东外交推进到下一阶段，而要把内塔尼亚胡硬拽到那一步将会非常艰难。”迈克尔·科普洛说。“我不认为他真正意识到，要让比比（Bibi，内塔尼亚胡昵称）转向会有多难。”

自1996年以46岁之龄成为以色列最年轻的总理以来, 内塔尼亚胡几乎一直高耸于以色列政治之上。他也是任期最长的领导人, 曾两度重返总理之位, 共担任六届。在此过程中, 他始终警告以色列安全面临两大威胁, 一是拥有核武的伊朗, 二是他所称“巴勒斯坦国的生存性威胁”。在他的任内这两者都未发生, 但均非不可能。

1996 年，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北部竞选活动中向支持者致意。

与此同时, 他也一直希望扩大以色列在地区内的被接受程度, 将自己的政治遗产与以往缔造和平的以色列领导人并列, 例如梅纳赫姆·贝京与伊扎克·拉宾曾同埃及与约旦达成里程碑式和平协议。加沙战争则让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谋求的宏大计划受挫, 该计划意在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难以企及的和平协议, 这将在穆斯林世界具有巨大象征意义。

与利雅得的协议将是内塔尼亚胡所描述的地区宏愿的重要一步。他在去年联合国发表的演讲中展示了一张地图, 一支红色箭头从印度出发, 穿过沙特与以色列, 直抵欧洲。他称之为“祝福之图”, 以色列与其未来的阿拉伯伙伴例如沙特, 将构成连接亚洲与欧洲的陆上通道, 上面铺陈铁路、能源管线与光纤电缆。他并将之与“诅咒之图”对比, 后者是一块从伊朗、经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延展的黑色区域, 贸易在其间受阻。

如今与沙特的任何和平都更为遥远, 特别是因为加沙战争提升了巴勒斯坦事业在全球的能见度, 也使阿拉伯国家更有可能把通往巴勒斯坦建国的进展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

前以色列外交官与高级政府官员约书亚·克拉斯纳（Joshua Krasna）表示, 内塔尼亚胡在阿拉伯公众及其领导人当中的信任与公信力流失过大, 难以带来新的和平协议。克拉斯纳说, 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也清楚内塔尼亚胡很快将面向选民, 不愿采取可能推升其人气的举措。

“战争使内塔尼亚胡在海湾地区更不得人心, 他被视为更缺乏合法性的对话方。”克拉斯纳说。他指出, 自2020年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来, 内塔尼亚胡一次也未受邀访问阿联酋, 而以色列反对派人士却曾在阿布扎比会见阿联酋领导人。

去年在联合国的演讲中，内塔尼亚胡勾勒出中东地区宏伟愿景。

不过在以色列国内, 内塔尼亚胡是唯一拥有足够政治资本、能够为新的和平协议作出艰难妥协的人物, 内塔尼亚胡的前发言人兼顾问阿维夫·布申斯基（Aviv Bushinsky）说。他在其政治生涯中展现过灵活性, 包括在某些时刻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以及支持人质换囚协议, 尽管他在公共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反对此类举措。

“内塔尼亚胡身上充满矛盾, 他会根据形势调整做法。”布申斯基说。“只要对目标有利, 内塔尼亚胡就会去做。问题在于此刻的目标是什么。”

在内塔尼亚胡任内担任以色列驻美大使的迈克尔·奥伦（Michael Oren）表示, 内塔尼亚胡在整场战争中展现出顶住国内外巨大压力的能力, 这同样能转化为争取未来和平协议的决心。

“同样的使命感将驱使他尽一切努力, 促成以色列与沙特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奥伦说。“他把自己视为以色列之船的船长。他希望把这艘船驶抵和平的海滩。”

特朗普总统向内塔尼亚胡施压, 要其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并可能对这位以色列领导人提出更多要求。

特朗普是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正是他的压力, 促使内塔尼亚胡在未彻底解除哈马斯武装的情况下接受停火, 从而留下了该组织可能重整并在加沙部分地区继续执政的空间。特朗普也可能敦促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在只有关于巴勒斯坦国的笼统承诺的情况下, 与以色列达成和平。

“只要特朗普深度介入, 一切都有可能。”克拉斯纳说。“但在未来一两年达到实质性关系正常化, 我很难看到, 尤其是在以色列选举之前。”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驻以色列前特使丹尼尔·沙皮罗（Daniel Shapiro）表示, 内塔尼亚胡的长期履历、与加沙战争的关联以及与其执政联盟中更激进成员的关系, 都将使在不更换政府、或在和平进程没有突破的情况下, 重建对以色列的广泛国际公众支持变得更加困难。

在许多方面, 内塔尼亚胡的回旋空间有限。作为政治人物, 战争结束和人质归来很可能会让他的支持率有所回升。然而他总体上仍不受欢迎, 很可能要就未能阻止2023年10月7日由哈马斯主导的袭击、以及其后数天数周内被一些人视为迟缓的政府反应, 接受以色列公众的清算。

与此同时, 如果在下一次选举中“未来安全”成为核心议题, 其他任何以色列政治人物都不太可能击败内塔尼亚胡。

“他向以色列选民提出的论点之一是, 你们信任谁来阻止一个巴勒斯坦国的诞生。”沙皮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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