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节,成都龙泉镇的街上飘着鞭炮的硝味,王建明穿着新买的西装从香港回来,手里提着一个鼓鼓的皮箱,街坊们挤在晒坝边瞅着,箱角露出的洋酒瓶和录音机惹得人直嘀咕,谁也没想到,这个被夸了半个月的香港回来的阔气人,口袋里还藏着一支能录音的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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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供销社的张婶记得最清,那阵子他天天往山沟里跑,老问厂里工人最近有没有发红头文件,这话传到派出所时,王建明正蹲在成都火车站啃凉包子,他盯的那两个朋友刚用一张空白支票买了台相机,那支票是军工单位的赵师傅借给他们的,临走时王建明塞给赵师傅一支金笔,说算是纪念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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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茶餐厅的空调吹得人直打哆嗦,王建明缩在角落,手搓个不停,对面A哥推过来一杯酒,酒面晃着金光,穿超短裙的女的把个牛皮纸袋搁他腿上,说是台湾那边来的活动经费,那天夜里他翻来覆去数钞票,枕头湿透了,前一晚A哥的脸冷了,说你不干?你拿台湾钱的事早报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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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王建明那晚,广州的出租司机老李纳闷,这小子怎么突然跳车往小巷子里跑,等警察从他怀里扯出那封写着“红药到手”的电报,车窗外的霓虹灯照着公安局那辆皇冠车,回成都审讯时,王建明的皮鞋底还沾着深圳罗湖桥的土,他说自己只是个逃债的,可技术科从那支金笔里倒出的录音带,清清楚楚录着龙泉镇军工厂的采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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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镇上开大会放录音,赵师傅瘫在长椅上直哆嗦,王建明供出的两个人,一个在上海码头扛包,兜里揣着成都军区医院的X光片,另一个在雅安茶馆喝茶,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导弹试验场的坐标,老公安队长拍桌子骂,就这号人,差点闹出大事,散会时晒谷场边的槐树上还挂着半截红绸子,正月里王建明回来,大伙儿在这树下抢过他撒的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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