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父母，可能是另一种继承？

这两年对原生家庭的批判全面进入大众视野，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的创伤并非孤例，很多人都在持续对抗父母。有人搬出家庭所在的城市，有人拼命避免成为父母那样的人。

可兜兜转转之后，我们身上那种熟悉的气味总会悄悄浮现——相似的情绪引爆点、表达方式、甚至对爱的渴望和惶恐，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用新的方式实现对他们的重复。

今年3月，李翊云先后在《纽约客》发表两篇文章回忆、思考与儿子有关的事

就像奋力游出了那条河，回头看，其实不过是在上游换了个方向游。这种“重复”，或许是一种更隐秘的“继承”。我们拼命反抗的，反而用另一种形式刻进了我们的生命轨迹。

而作家李翊云的家庭故事，将这种“失败的继承”演绎到了极致。

失败的继承：

控制与疏离，一种创伤两种面相

今年上半年这位作家因为写文谈论两个儿子的死亡而引发关注（她的两个儿子在七年内、分别在17、19岁时自杀离世）。悲剧的聚光灯下，公众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态”的母亲，她尊重孩子的自由意志，甚至极端到尊重他们放弃生命的选择。

这种看起来超越常规的养育哲学背后，或许藏着一个古老的命题：反叛，本身就是一种继承。

她在采访中提到外婆有精神病史，在其影响下母亲成为了强势、易怒易哭的人，除了极端化的情绪，还会偷看她的日记、监视每日言行。身为核物理学家的父亲信奉宿命论，对妻子的情绪风暴采取无节制的退让和自我麻痹，造成情感上的疏离与缺席。一个高压控制、一个冷淡疏离，被网友誉为“有毒父母”的经典组合，让她从小在一种既恐惧又依恋的氛围中长大。

李翊云 旅美华人作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成年后，她远赴美国，坚持用英文写作，在语言和文化层面筑起双重屏障，以此让母亲彻底无法踏足自己的世界。

她成功了，也失败了。她用文字赢得了世界的关注，但却无法守护自己的孩子。正显示了那种悖论：她用疏离来对抗母亲的控制，却又因为极致的疏离，陷入另一种囚禁。

她摆脱了母亲的模样，却没能逃脱母亲带给她的、关于“关系”的创伤剧本。这正是“失败的继承”最核心的悲剧性。

一直

守在眼泪边的看守

这种囚禁，在她成为母亲后显露无遗：她对孩子自由的绝对尊重，演化成一种情感上的“看不见”；她所筑起的理性堤坝，也把她自己封锁在痛苦的孤岛上。

她的小说里，总有一种奇怪的冷静。表面上，没什么激烈的情感，很多故事甚至是无波无澜地讲述创伤、死亡、离散。但内里却涌动着一种悬空的痛苦。

她在《我该走了吗》书中塑造了一个母亲莉莉娅，在女儿自杀后莉莉娅从未哭天抢地，“好比用一道堤坝拦住所有要流的眼泪，一辈子活得像个值班的看守。日日夜夜。确保没有裂缝、没有渗漏、没有洪涝的危险。”

《我该走了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1月

这几乎是对她自己的写照，像一个守在眼泪堤坝旁的看守。第二个孩子死后，她描述自己的生活，混合了“敏锐观察力和深刻的冷漠”：漫不经心地穿衣出门、无意识地路过与孩子告别的街角，却对家里摆放的小物件、孩子曾经喜欢的风信子格外敏感。

但她不去探究孩子为何想要离开，不去证明自己是个好母亲。她只是一直生活在深渊里，“从不渴求从思念孩子的伤痛中解脱” 。

近乎残酷的自我克制、与痛苦共存，看似是她母亲情绪风暴的反面，实则同源——都源于同一种无法安放、只能严防死守的巨大创伤。越是表面冷静，那个“被母亲塑造的自己”就越是辛苦地执勤、不停的防御。

李翊云于 2007 年拍摄的一张家庭照片，照片中她的丈夫抱着他们的儿子，文森特（左）和詹姆斯。

这种防御甚至可以强大到让人觉得冷漠。大儿子死后，她发表的《理性终结之处》里，母亲有机会和死去的儿子交谈，但书中没有情感的巨浪，母子只是讨论诗歌小说、写作技法。

悲恸只若隐若现，仿佛失去的只是一个书友，直到更晚出版的《我该走了吗》，里面蔓延的悲伤才让人意识到，冰冷的笔触原来是一种保护色，一种连自己都骗过了的麻木。

忍耐，这就是她面对痛苦的方法，在巨大的悲痛前迟迟不愿面对，进入后又迟迟不离开。不治愈、不控诉，最后把成吨的眼泪堵在心里。

这也是“代际创伤”传递的隐秘轨迹：上一代没被温柔地爱过，他们也无法完整地教下一代如何温柔地去爱。那些未被解决的过去，就这样通过教养方式和情感模式，无声地交接下去。母亲造成的伤害一直在李翊云身上回响，而她则成了永远受困其中的小女孩。

反向奔跑的悖论

李翊云的故事像一个极端标本，环顾身边，虽然鲜有这样的例子，但许多人的故事都映照着相似的逻辑。嘴上说着不想重蹈上一代的命运，却常常在亲密关系中不自觉地复刻相似的逻辑，只不过有时是以相反的方式。

李翊云就是这样，她养育孩子的方式是母亲的极致对立面，几乎不干涉、不控制，和丈夫信奉对自由意志的彻底尊重。但在家庭关系中，理性、洞察、尊重这些我们推崇的现代价值观，如果没有倾听陪伴、充足的情感支持作为基石，就会显得失去了应有的温度。

儿子在世时，母子间大量抽象、哲学化的沟通，像朋友、像师生，却不太像亲人。特别是面对十多岁的儿子、一个敏感少年反复沉浸在《西西弗神话》的虚无中、看不到生命的意义时，她奉行的那种哲学化的“不干涉”，虽然与母亲暴力管控截然相反，却重复了类似的“看不见”——母亲的“监视”是侵入式的看不见，看不见她独立的灵魂；她的“不干涉”是放任式的看不见，看不见儿子具体的情感困境。

《西西弗神话》开篇

次子离世后，她写道“詹姆斯知道我们会尊重他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他也相信我们会承受他的离世”。

文字流露出的冷静，让一种近乎悲壮的自我坚持呼之欲出，看似自由的教养方式，却透露出对母亲所设定规则的回应。对孩子的放任，像是对强势控制的抵抗，极致理性，是对暴怒的过度反射。

就像一场拔河，她用尽力气向反方向奔跑，但绳子另一头，始终在母亲手中。她越是夸张地拥抱与母亲相反的特质，母亲的存在就越明显。

理解 不一定和解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的“反抗”，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继承。越往反方向跑，越会把我们自己锚定在父母画的情绪坐标中。

如果非要说我们这一代有一点不同，那大概是我们终于能停下来，把这件事看清楚。

所以，回看李翊云令人心碎的经历，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还有关于‘继承’的警示：如果不能清醒地洞察并打破那种‘反向形成’的惯性，我们的反抗，很可能只是另一种继承。

因为无论多用力地批判原生家庭、或是反过来训诫受害者，本质上还是陷在“谁伤害了我”、“该责怪谁”的叙事里。

更多人意识到，真正重要的，是“断代”——如果创伤的传递是一条河，那就在我这一代干涸吧。

我们开始建立勇气去同时理解两代人——被上一代支配、忽略的自己，和被生活磨硬的父母。

我们开始去理解。去理解不等于和解，而是一种看清。明白父母那样活的原因以及他们的局限性。看清重复的创伤模式后，不再被本能或反叛本能驱使，而是基于清醒独立的判断，去创造新的互动方式——也许是能在情绪爆发前，意识到这是父亲的影子，从而选择暂停；也许是能对孩子坦承‘妈妈现在很难过，但这不是你的错’。

我倾向于相信，我们这一代，是开始系统性学习表达和自我认知的一代。我们开始用语言把感受说出口，不再为显露情绪而羞耻，也不再假装一切从未发生。

我们开始能说：“我难过，是因为被那样爱过。”

这听起来像一句丧气话，但其实是在温柔的放下。因为能这样说的人，已经在一点点打破循环了。或许长大，不在于成为父母那样的人，也不在于成为他们的反面，而是成为能够自由选择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