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不平等感受与平等应对

来源：经济学原理

扎心的不平等感受，苍白的平等应对。这是当今世界人们的一种相当普遍、尖锐背离的体验。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解释不平等与解决不平等并不是同一个问题，而是两个具有重大差异的问题。解释不平等旨在建立一套社会理论，尽可以使用假说、推论、偏好、虚拟等修辞手段。解决不平等则涉及实实在在的公共政策，需要杜绝乌托邦式的空想，从切身现实出发，合理制定政策，尽力聚集资源，动员多种手段，承诺差异原则。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4期。

扎心的不平等感受，苍白的平等应对。这是当今世界人们的一种相当普遍、尖锐背离的体验。

扎心的不平等感受，有一种不平等只是主观感受的意味。其实不然。如果说这种感受在主观上一直被强化且经久不散，它一定是主观感受与客观处境叠合起来的结果。如此，让客观上本来就难以忍受的不平等，变成主观上引发怨恨与仇恨的扎心感。这种扎心，促使人们将不平等视为社会政治生活中最不能接受的人间差异。从客观上讲，愈来愈倾向于指责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们，大多选择了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那种进路：在思想渊源上，明确继承了马克思对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的严厉谴责，进而对相应的社会与政治不平等结构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指引人们走上一条通向平等的宽阔大道。

从经济不平等的客观状态来看，皮凯蒂这类经济学家与他们的思想先行者一样，都对资本主义倾向于满足富人利益、无视穷人权益，并无意纠正日益显著的贫富差距的根本弊端，做出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这是一种经济思考富有道德感的表现。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本身出现了严重问题，那就是在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叠加财富分配不均，不平等程度一定会增加，社会结构与稳定因此会受到冲击。

皮凯蒂从经济史的角度尝试验证他的假设。为此他勾画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的重大经济变化，指出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如此，在随之展开的全球化进程中，这种不平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在不同时段和相异国度有所不同。但在“超级经理”出现以后，像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贝佐斯等人赚取了之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巨额钱财，这一现象不仅显现出财富分配的极不平等，而且对民主制度的选才任能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超级经理”的超高工资与其绩效常常没有关联。而对之进行调剂的社会手段如教育，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考虑到国家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强化，因此皮凯蒂设想了一种改进型税收机制，不仅调解一国之内的分配不平等，也以全球累进税的手段调整更大范围的不平等。

皮凯蒂这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进路，相对于其先辈们来说，显得更为学理化和温和化。所谓学理化，是指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采取一种颠覆性的立场，而是一种改进性的姿态。与此同时，他们不再信任曾经满怀信心的苏联式计划经济，认为那不是有效实现平等的经济社会体制。这使他们转而致力于修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错误，指望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调整作用，以此来实现值得期待的平等分配目标。

严厉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已经站在道德高位。但是，解释不平等与解决不平等并不是同一个问题，而是两个具有重大差异的问题。解释不平等旨在建立一套社会理论，尽可以使用假说、推论、偏好、虚拟等修辞手段。解决不平等则涉及实实在在的公共政策，需要杜绝乌托邦式的空想，从切身现实出发，合理制定政策，尽力聚集资源，动员多种手段，承诺差异原则。并且，在全力改善不平等现状的努力中，杜绝那种轻率的结果平等许诺，将平等的期待引向法权、起点、过程诸种平等形式的一端。

这样就总是走向皮凯蒂这类经济学家内心预期的反面。因为他们的解释自成体系，颇有吸引力；但他们解决问题的设计，大致是脱离社会实际的乌托邦想象。站在道德高位的乌托邦想象对社会公众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但受制于现实条件，基本无法实现。结果，这类解决不平等感受的平等应对进路，常常导致两种意料之外的结果。一是它们在客观上试图缩小不平等差距的意图，却在主观上引发了人们对不平等更大的憎恨。于是，本来可以接受的差异性平等被转换成无法忍受的同质性、抽象化的不平等。它们对资本主义的指责，成为引爆社会愤恨的炸药。二是他们在主观上试图改善不平等现象的客观结果，因为诉诸乌托邦式的想象，常常缺乏跟随性的可行制度安排，因此流于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激烈反对不平等的社会抗议、政治动荡，甚至是暴力革命。前者大大强化了人们对不平等的纯粹主观感受，变成一种无法消解的社会情绪，非颠覆现行社会机制不足以泄愤；后者会显著固化解决不平等的暴力倾向，让软化不平等感受并走向理性妥协地解决不平等的多种渠道被堵塞，成为一种反社会行动的诱发性理念。

对不平等的主客观感受所展开的平等应对，也就是对不平等的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事宜。它远不是经济学家所想象的一个较为单纯的经济分配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对有形资源与无形财富的分配，一直是一个没有妥善处理好过的首要难题。这不仅是因为人类社会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创造的可分配财富是数量有限的，也是因为分配问题是一个远较生产问题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难题，更是由于分配过程中权力介入方式与权利维护机制的错位运行，让财富分配成为一个古今难解的棘手问题。

不平等的感受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确立如何解释这一问题的思路，也就锁定了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像皮凯蒂对不平等所做出的解释，一眼看上去非常精致，其实存在诸如批评者指出的数据差池、预设不确、缺乏理论力度等缺陷。不宁唯是，由于他将分配问题置于生产问题的优先位置，视政府调节功能优于市场调整能力，就会引出两个很难解释、遑论如何解决的问题。一是社会的不平等是一个需要将财富生产与分配贯通起来考虑的复杂问题，否则首先就解释不了可分之物从何而来、因何保障的问题。而且即便是贯通考虑两个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将分配问题安顿在平息社会不满的位置上，否则就会是一种触雷式的偏执分配取向。如此，不仅不利于解释与解决分配问题，反而成为固化社会怨恨与仇恨的路子。二是需要同时看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没有理由将政府调节市场视为改善不平等的唯一出路。因为政府有它自身的利益，它并不是一个无私处置利益分配的绝对中立者。很难因为政府的作用愈来愈强大，就将分配问题的解决一股脑委诸政府。尤其是对那些权力尚未受到严格规范的国家权力体系而言，就更加难以规范地使用权力和公平地分配财富。

在现代社会中，与皮凯蒂那种知识传统中预设国家或政府是唯一的公正分配者不同，需要清醒认识到，其实不存在以公正维护公平的唯一分配者角色。纯粹的市场机制做不到，单纯的国家权力更做不到。在不平等的客观条件需要约束、被迫的主观感受有必要缓释的既定目标被确定下来后，一个多元互动的分配机制可以相应确定下来。一者，必须限定所有分配与分配者的权利哲学取向。换言之，依据合法权利原则获得的所有财富，无论是以市场手段还是权力方式，都不能强行将之纳入再分配范围。这就是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所大力伸张的持有正义原则。二者，在市场化分配方式可能实现公平分配的情况下，无须国家权力的提前或随意介入；政府对分配问题的介入，需要依宪授权，而不能基于简单的实质正义观念予取予夺。三者，有必要以疏导社会不满的心理取向，处置分配问题引发的不平等感受。一个公平的社会，因其确立了持有正义原则，进而便可以确定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所强调的正义两原则，既保证自由权利优先，又保障先天与后天条件不利的人得到倾斜性的照拂。

无论如何，以平等应对不平等，需要有利于降低人们对不平等的不满与愤懑程度，并以提升人们的平等感受为基本导向。对于一切有违这一原则的不平等解释与解决方式，尤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之引导到社会对立、冲突与革命一端的平等许诺，人们需要予以高度的警觉。一旦平等问题被引导到这一社会端点，那么社会稳定肯定无望不说，而平等也不会因此降临人间。

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对人们反对不平等、单纯执着于平等的悖谬处境的揭示，在此仍然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人们对平等的理想社会的醉心，一定会陷入“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的空幻而无法自拔。

本文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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