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赖送债主进监狱，总共分几步？

文｜李宇琛

2022年6月20日，河南平顶山叶县，李领强、杨红军等五名靠养牛、收牛皮为生的农民，因一桩七年前的讨债行为，被警方动用机枪抵头、破门而入，最终以“恶势力犯罪团伙”的罪名，分别获刑五年半至十年半不等。

然而，在七年前，当这些讨债行为发生时，多份来自叶县公安局的《接处警登记表》，曾为这些冲突写下另一个版本：

当事人双方存在债务纠纷，无人打架，一方到另一方家要帐。处理意见：查证不予立案。

1

故事要从一个死人讲起。

2015年8月，叶县的赵长山自杀了。他像一个漩涡的中心，死后，把身边所有人的命运都卷了进去。将近两百号人涌出来，都说赵长山欠了他们的钱。这其中，就有李领强和杨红军的亲戚们。他们一辈子土里刨食，攒下的百十来万，都借给了赵长山。

农村人的钱，带着泥土和汗水的味道，每一分都重得硌手。

就在债主们乱作一团时，赵长山的妻子 豆某果 站了出来。她红着眼圈，手里却攥着一堆欠条。她说，赵长山虽然欠了大家的钱，但外面也有人欠他的钱，比如县里做生意的大老板，刘氏兄弟。

豆某提议，她可以带着大家去刘家要账，要回来的钱，能补一点是一点。

在那个混乱的秋天，这是唯一的希望。于是，一群原本互不相识的农民，在一个刚死了丈夫的女人的带领下，走上了讨债之路。他们找到刘家，没动手，没骂街，只是坐在那里，讲道理，希望能谈出一个还钱的章程。

讨债的过程，全程都有录音。家属后来反复听那些录音，里面只有翻来覆去的几句话：

你看这个账咋弄？恁看啥时候能给？

没有威胁，没有伤害，甚至连一句脏话都没有。刘氏兄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们不慌不忙，一毛钱没给。几个月下来，农民们的热情被磨得一干二净。看不到希望，大家就散了，各回各家，继续喂牛、跑车、进厂打工，只当那笔钱打了水漂。

多年以后，一位被告家属回忆起那段徒劳无功的讨债，语气平静：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时间悄无声息地滑到了2021年。突然，叶县打黑办找到了这群早已放弃讨债的农民，说刘氏兄弟告了他们，说他们是黑社会。

一番调查问话下来，打黑办的人也觉得莫名其妙：

这就是一起经济纠纷。

案子就这么平息了。农民们松了口气，以为事情就此画上了句号。他们不懂，有些句号，只是为了让更惊悚的下一章开篇。

2

2022年的夏天，唐山烧烤店的火，意外点燃了全国扫黑除恶的新一轮风暴。

平顶山的天，也跟着变了。

据公众号“620洗冤纪实”上的记述，正是在这阵风里，刘氏兄弟通过一位郑州的退休干部，搭上了更高层的关系。他们决定，把2021年那个失败的句号，改写成一个惊叹号。

这一次，领头讨债的 豆某 ，角色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她从一个为夫讨债的悲情寡妇，变成了指控昔日同伴的：

受害人。

一场大戏的帷幕就此拉开。

6月20日凌晨，还在睡梦中的李领强和杨红军等人，被一阵剧烈的撞门声惊醒。门被撞开，冲进来的是荷枪实弹的警察。黑洞洞的枪口，顶在了他们和家人的头上：

领导安排的。

这是现场警察对“为何要用枪顶头”这个问题的唯一回答。

根据多位家属在事后的回忆拼凑，那个凌晨的抓捕充满了暴力和超现实的色彩。马德坡，被定性为团伙三号人物，被破门而入的警察从五楼的家中带走，只穿着一条内裤。第四被告，是在准备送孙子上学的时候被控制的。

最初的罪名是“非法侵入住宅”，几天后，变成了“寻衅滋事”和“非法拘禁”。

8月18日，平顶山市公安局发布了一份紫底白字的《关于公开征集李领强、马德坡等人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这份通告被贴在了村口的墙上，像一张古代的悬赏令。多年后，家属找到了一张残破的通告照片，紫色的背景已经褪色，但上面的名字和罪名依旧清晰。

一夜之间，一群讨债失败的农民，成了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恶霸。

为了凑够“恶势力”的犯罪事实，一些陈年旧事被翻了出来，用想象力加以改造和升级。比如，2008年一桩早已解决的经营矛盾，被拔高为“欺行霸市”；2006年一个亲戚打架住院，被告们曾去医院探望，这也被指控为：

团伙参与，寻衅滋事。

但最核心的，还是2015年那次讨债。

那次和平、克制、毫无结果的协商，在新的指控里，被拆分成7个寻衅滋事和3个非法拘禁案件。每一次登门，都成了“威胁、恐吓、滋扰”；每一次协商，都成了“心理强制、破坏社会秩序”。

至于证据，办案人员自有他们的逻辑。一位辩护律师后来感慨：

这个案件，太假了。

3

让我们回到那个决定一切的起点。2015年的那次讨债，并非毫无章法。它更像一场由绝望催生的、笨拙的民间自救。

据多位被告家属回忆，最初的讨债目标并非刘氏兄弟，而是赵长山名下最大的一笔欠款——来自另一位老板。但那条路很快就被堵死。于是，所有希望都聚焦到了刘氏兄弟身上。

那是一次小心翼翼的集结。根据豆某提供的欠条和人物地址，豆某等人提前约好，这些农民跟随着，前往刘某民在郑州的洗浴中心。他们没有大闹，甚至不敢高声说话，只是坐在那里，等待一个说法：

要回自己的钱。

一位参与者回忆，他们去的时候，那个洗浴中心已经不再营业，据说是租给了一家医院。刘某把他们领进了一个非常大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陈设，给这些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

巨大的老板桌，看起来能躺下睡觉的老板椅，还有一整面墙的书柜和一张长长的、用来写书法的桌子。刘某就半躺在那张昂贵的椅子上，眼神轻蔑，看着这群闯入者。

当农民们摊开账本，开始核对欠款时，刘某的态度始终是高高在上的。一位家属在多年后依然记得那种感觉：

他根本没把我们这些人看在眼里。

算账的过程很短。刘某出去接了几个电话，回来后，脸就变了。

他开始否认账目，说没有这些账，或者账不对。双方的沟通陷入僵局。然后，到了下午傍晚，一群年轻人出现了。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开着奔驰和玛莎拉蒂，还有坐出租车来的，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多个。他们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把洗浴中心的电动门关上，再拉上桌子堵住。

然后，这群人光着上身，就在门口开始吃喝、骂人。

据一位在场者描述，那些骂声极其难听，但又不是冲着具体某个人，更像一种示威和恐吓。

被困在洗浴中心院子里的农民们，彻底陷入了恐惧。他们报警了两次，警察来了，看了一眼，说：

不要打架。

警察走了，那伙年轻人就开始摔酒瓶子，骂人更狠更大声...

那是一个无比漫长的夜晚。

办公室早被刘某民锁上，他们在院子里出不去，只能害怕的躲在车里，车里是死一般的寂静，外面是持续不断的叫骂和酒瓶碰撞声。农民们被困在那个豪华的、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听着不远处另一个世界的喧嚣。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该愤怒，还是该害怕。

直到天快亮了，外面的人才散去。他们才敢离开。

这次郑州之行，是这群农民的朴素正义观第一次与坚硬的现实正面相撞。他们带着账本和道理去，最终却像一群丧家之犬一样逃回来。

他们录下了全程的录音，本想作为讲道理的证据。他们没想到，很多年后，这段录音会被彻底遗忘，而那次被围堵的讨债，被定义为：

恶势力团伙的犯罪行为。

4

2021年，当叶县打黑办的人找到这群农民时，他们是惊讶的。他们以为那件早已被遗忘的事，终于有了一个官方的说法。

调查的过程很简单。打黑办的人听完他们的陈述，也觉得事情透着蹊跷。一位被告家属回忆，办案人员的态度很正常，没有偏袒，只是在核实事实。

调查后，没立案，没任何后续讯问，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觉得，官方给了他们清白，这件事，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老百姓的思维：

只要官方不再说事，那就肯定没事了。

他们不懂，有些句号，只是省略号。

2022年，唐山那场震惊全国的烧烤店打人事件，像一只蝴蝶，在千里之外扇动了翅膀。一场席卷全国的扫黑除恶风暴，随之而来。

据家属在网上发布的说法，刘氏兄弟正是借着这股东风，通过层层关系，将这起早已被定性的经济纠纷，重新激活了。

这一次，案件的性质不再是民事纠纷。它的新名字叫：

涉黑涉恶线索。

平顶山的风，也变了。

曾经带领大家讨债的 豆某 ，成了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她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同情的寡妇，而是摇身一变，成了被昔日同伴胁迫和恐吓的受害人。

她的证词，成了整个案件得以成立的基石。

那群曾经跟着她去讨债的农民，则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身份：

以李领强、杨红军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拉开大幕。

那个时机，在2022年6月20日的凌晨到来了。

5

假的，如何才能成真？

平顶山市卫东区的公检法系统，进行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演示。在家属和律师后来的控告材料中，这场演示被总结为三步：

口供塑造、证据循环、程序封闭。

第一步，口供塑造。

根据被告人杨红军在法庭上的陈述，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他被绑在老虎凳上，每天只给半碗稀饭一个馒头，双手反铐，再坠上一个铁球。侦查人员拿着他家人的照片威胁：

不老实，就拆你的房，抓你的家人。

另一名被告杨会红是文盲，笔录做完，侦查人员从未向他宣读过内容。当他要求听一听自己说了什么时，得到的是呵斥。

于是，一份份完美的口供诞生了。更绝的是，同案人高某和白某的笔录里，有一段关于在李领强家见到 豆某 的情形描述，出现了：

连续222个字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的奇观。

这或许是某种超越了巧合的心有灵犀。

第二步，证据链循环。

案件的证据，95%都是口供。A的罪行，由B、C、D的口供来证实；B的罪行，由A、C、D的口供来印证。

这些“证人”，大多是所谓受害人的亲戚邻居，口径出奇地一致：

都是听他说的。

传闻证据，在这里成了铁证。最关键的客观证据，是一份由平顶山市卫东区物价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书。这份在2023年做出的报告，精准地认定，在2008年，那批早已消失无踪的46部手机，总价值为77559元。

认定依据，是一张手写的进货清单。没有实物，没有照片，甚至连采购单都没有。

这是一种只存在于理论中的：

薛定谔的手机。

另一份关键物证，则更加匪夷所思。为了证明2006年那起“非法拘禁”案的伤害程度，办案单位附上了一份河北无极县司法医学鉴定中心的鉴定书。一份2006年河北的鉴定，穿越了17年的时空和585公里的距离，精准地为2023年河南的一桩案子，提供了法槌落下的依据。

受害人石某在2023年说自己当年被砍了两刀。而那份来自河北的鉴定书上，白纸黑字写着：

左掌根部一处新裂创，属轻微伤。

伤情的位置、数量和性质，全都对不上。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定罪的关键。

一位辩护律师后来在他的辩护词中写道，办案机关的这种操作，已经不是简单的指鹿为马，而是在公然表演一种现代炼金术：

他们触碰的一切，都变成了证据。

对于这些在家属看来匪夷所思的鉴定，官方则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在那份《处理意见书》中，检察院明确表示，家属提出的“虚假鉴定意见”并不存在。文件称：

“出具相关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均具有相关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内容客观真实…”

这意味着，在那份官方叙事里，2023年为2008年消失的手机定价，以及用2006年河北的轻微伤鉴定来为2023年的河南案件定罪，都符合：

本案实际及案发当时社会客观现实条件。

第三步，程序封闭。

案件被巧妙地拆分成三案审理。先审理那几个认罪认罚的从犯。家属旁听时，亲耳听到公诉人李睿对其中一名被告铁某说：

如果你不按卷宗承认，你的认罪认罚就无效，会重判。

于是，生效的从犯判决，成了给主犯定罪的铁证。当主犯的律师要求关键证人 豆某 出庭质证时，卫东分局的侦查员韩颖，提供了一份 豆某 无法出庭的情况说明。

二审时，这份说明被当庭发现其签名存在重大疑点。

后来，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在一份给家属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正式承认了这一点。文件用一种冷静的官方语言描述了这个事实：

“‘豆某果不出庭作证的情况说明’中办案人员韩某的签名系由他人代签，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要件…”

这份官方文件，将家属口中那个惊人的指控——“伪造”，确认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词汇：

代签。

当然，文件紧接着给出了一个标准的解释：检察官在庭上“鉴于该证据的合法性存疑，对该证据并未出示，法院亦未将其作为定案依据”。

一审法官闫伟阁，则用更简单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当律师要求传唤另外几名关键证人时，他的回答是：

电话打不通。

没有传票，没有公告，一句“打不通”，就剥夺了被告人与指控者当庭对质的最后权利。

卡夫卡在他的小说里写过一个故事：在法律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乡下人毕生都想到门里去，但守门人说，现在不行。

乡下人问，那以后呢？

守门人说：

也许吧，但现在不行。

6

开庭前，一审法官闫伟阁对旁听的家属们说了一句话，为整场审判奠定了基调。一位家属回忆，他用一种非常高傲的、仿佛老师训斥学生的语气说：

不要刺激被害人。

家属们感到一阵困惑和屈辱。他们什么都没做，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清被害人的脸，就已经被贴上了“刺激者”的标签。

那个舞台的权力结构，在开演前就已经设定好了。

被害人刘某民出庭了，口口声声控诉被告李领强夫妇殴打他。

辩护律师问他，认不认识下面（被告席）的人。

刘某民摇了摇头，回答不认识。

第一被告人李领强问：

某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刘某民看着被告席上的一排人，茫然地摇了摇头。

现场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默，大概持续了二三十秒。最后，他一句都没说出来，还是李领强自己说：

你都不认识我，那你咋知道我打你了？

这时，法官严凤香主动向刘某民挑明了李领强的身份。

在得到了法官的帮助后，刘某民才仿佛恍然大悟，对着李领强说出那句准备已久的话：

你就是李领强，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全场静默。法官、公诉人、律师和旁听席上的人，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一位律师后来回忆，那种感觉就像戏剧演到一半，主角突然忘词，整个舞台瞬间凝固。

法官和公诉人对此毫无反应，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庭审继续进行。

另一位第一被告的辩护律师，后来在朋友圈里回忆道，庭审时，她发现法官和公诉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疑似互发消息。庭后她去质问法官，法官没有否认，只说，他已经给副检察长打了电话，建议以后这样的大案，要派些精兵强将。

有辩护律师当庭问了公诉人一个问题：

你信仰法律吗？

公诉人没有回答。他只是低着头，沉默了很久。

在家属们的记忆中，这几乎是整个庭审过程中，控方第一次陷入无法辩驳的沉默。但这种沉默是短暂的。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都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

当被告人在庭上陈述自己被刑讯逼供，提到“老虎凳”时，法官会立刻打断；当他们提到办案人员曾说“这是领导安排的”时，法官也会制止：

这个和案件不相关。

7

被告人家属们在旁听席上，从最初的相信司法公正，到震惊，再到麻木。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那份2021年叶县打黑办“不构成犯罪”的原始笔录上。他们相信，那份最接近真相的材料，能证明一切。

于是，他们和律师一次次申请调取这份关键证据。

卫东区公安分局的回复言简意赅：

暂时找不到。

2008年的报警记录都能找到，唯独2021年的笔录，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一位被告的家属后来听说，这个案子是平顶山市公安局准备上报“集体二等功”的大案。

《西游记》里有类经典场面，叫“天上地下，都是一伙的”。当公检法三家紧密配合，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时，一些农民的清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2024年1月25日，一审判决下达。李领强等人，五年半到十年半。

宣判的那一刻，很多被告人家属反而更加坚定喊冤了。

她们知道，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

被告的家属们，开始了漫长的、几乎没有希望的喊冤之路。公众号“620洗冤纪实”一篇一篇地把案件的荒诞之处写出来。

家属们作为曾经的小白，开始学习法律，将案件的事实与经过整理成文发布出来。第一篇文章发出去的时候，家属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位参与者回忆：

当时已经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情了，因为最差的结果（一审判决）都已经出来了，做了总比不作强。

被告人家属们开始实名举报，从侦查员韩颖，到检察官李睿、方金鲧，再到法官闫伟阁、严凤香。她邮寄了上万封控告信，收到的，却是一条又一条来自法院的、内容完全相同的短信：

“您反映的信访事项已办结。”

办结了，但没有任何实质回复。有时候，一天能收到好几条。

一位家属回忆，第一次收到时还感到困惑，收到第一百次时只剩下麻木的荒诞感。系统用一种不知疲倦的冷漠，反复确认着它的存在。

申请阅卷，是另一场拉锯战。家属们去卫东区法院申请阅卷，被反复推诿了197天。她们去院长接待日，得到的答复是“会开会研究”。她们向市检察院控告，得到的答复是对所有伪造证据、程序违法的问题，一概：

“不存在”、“符合规定”。

家属把各种证据——伪造的签名、复制粘贴的口供、矛盾的鉴定，一一列出，提交给复查机关。在指定的答复期限前一天，她们依然没有等到任何人的联系。

平顶山检察院似乎也在试探。一位家属说，那种感觉很奇怪：

“你手里有什么牌，他们不清楚。所以他们就先用最敷衍的方式回应你。你不亮出底牌，他们就一直压制你。”

2025年10月11日，在复查答复的最后期限前24小时，家属决定把证据公之于众：

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不再害怕任何失去。

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就像欠债还钱一样。

但在这片土地上，有时候，最朴素的道理，却需要用最惨烈的方式去证明。

那个最初带领大家讨债，最后又反水成了所谓受害人的 豆某 ，她或许永远不会明白；那些自诩为完美受害人，成功把自己的债主送进监狱的刘氏兄弟，他们或许也永远不会在乎。

但历史的卷宗，比任何人的记忆都更长久。

它只是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就像被告人家属在公众号里写下的那句话：

全世界的水，终将重逢。

在家属们看来，她们的抗争并非无理取闹。一位家属引用律师的观点总结了她们的核心诉求：“庭审笔录有瑕疵就应该作为减刑的依据，而整个案件缺乏有效证据，就应该宣告无罪。” 这条看似简单的法律逻辑，成了她们在这场漫长的拉锯战中，唯一坚守的阵地。

8

让我们再次回到故事的开端。

2015年的那个秋天，一群农民只是想拿回他们带着泥土和汗水味道的钱。他们选择了最温和、最笨拙的方式——静坐和讲道理。他们甚至用录音笔录下了自己的克制，以为那是文明的证明。

七年后，这份克制，成了他们“恶势力”罪名的证据。

带领他们讨债的寡妇 豆某 ，最初眼中含泪，承诺要弥补大家的损失。后来，她成了指控昔日同伴的受害人，在法庭上，她没有出现。

那么，为何这位指控成立与否的关键人物可以不出庭？

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给出了官方答案。文件引用《刑事诉讼法》，说明法院有权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证人出庭。文件还特别指出：

“本案部分被害人，包括主要被害人豆某果因长期遭受犯罪侵害，基于恐惧心理或其他主客观原因未出庭…”

官方的叙事在这里完成了闭环：

正是因为被告人是“恶势力”，所以作为受害人的豆某才会“恐惧”到无法出庭。

这种因恐惧而产生的不出庭，又成了庭审程序合法的一部分。

被他们讨债的老赖刘某，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里，轻蔑地看着这群闯入者。后来，他在法庭上，茫然地摇头，说分不清谁是谁。

办理此案的公职人员们，留下了一串串坚硬的词语。

侦查员韩颖留下了“伪造的签名”；法官闫伟阁留下了“电话打不通”；检察官李睿留下了沉默；二审法官则留下了关于一个民族的宏大论断。

而被告人家属，作为曾经的小白，学会了写公众号，研究法律，邮寄了上万封信。他们收到的回响，是一句句冰冷的系统提示：

您反映的信访事项已办结。

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局里，被命运推向了各自的角色，无人幸免。他们共同上演了一出关于消失的魔术：

消失的，不仅仅是一个债主应有的权利，还有那份2021年的笔录，以及法律门前本该有的正义。

这起案件的核心，从不是讨债那么简单。它是一场精心构建的叙事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一方掌握了定义权：

他们可以将“经济纠纷”定义为“黑恶势力”，将“受害人”定义为“施暴者”，将“传闻”定义为“证据”，将“瑕疵”定义为“不影响整体事实”。

他们甚至可以定义真实。

当222个字的口供一字不差时，这是真实的；当穿越时空的伤情鉴定出现时，这也是真实的；当关键证人不出庭、关键笔录找不到时，这同样构成了定罪的真实。

而另一方，那些被剥夺了定义权的农民，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反抗。他们试图用常识、用录音、用自己磕磕巴巴的陈述，去对抗一个已经完成了自我闭环的强大叙事。

结果：

他们的辩解，被定义为“态度不好”；他们的悲愤，被定义为“刺激受害人”。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叙事战争中，一方是职业的编剧和导演，而另一方，只是本色出演的群众演员。

剧本从一开始就不是公平的。

这个故事最残酷的注脚在于：一群最初只是想遵守欠债还钱这个最古老契约的人，最终却被指控为破坏社会秩序。

而那些一开始就违背了契约的人，却成了秩序的化身和法律的宠儿。

这一切，到底是谁在破坏秩序？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0月14日

本文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至您的公众号

存档防删，接力传播

愿意借我公众号助我发文的朋友，请阅读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