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老照片：勇字营士兵、普通客栈的大通铺、富二代、刽子手妻子

泛黄相纸带着磨损的毛边，把清末的景象都浸在了带温度的色彩里。这些经后期上色的旧照，把清末的片段都染成了可触碰的旧年模样。

这张拍摄于清朝晚期的老照片，土路蜿蜒向远方，路面布满深浅不一的辙印，想来是常年被独轮车、骡马踏碾而成，逢雨便该是泥泞难行的模样 —— 这正是清末乡村与城镇边缘最常见的道路景象，没有石板铺就的规整，只有黄土与碎石混杂的质朴，也藏着无数人奔波谋生的痕迹。

路中央，老奶奶拄杖缓行。她身着清末底层民众的素色粗布旧衣，洗得发白且磨出毛边，却无一块补丁 —— 这是彼时赋税苛重、灾荒战乱频发的写照，寻常人家连补衣碎布都难寻。她发髻插着木簪，鬓角灰白碎发随风飘动。

老奶奶动作迟缓，一手撑杖、一手扶腰，身体微前倾，脸上皱纹刻满风霜。她不看前路，却侧首望向远方，眼神凝着朴素的期盼，像在等外出的孩子归家：盼务工的儿子带回工钱，盼从军的晚辈平安归来。

这张拍摄于1902年秋北京的照片，在正午阳光的映照下，呈现出一段极具时代烙印的特殊谋生图景。画面里，一名妇人在门前的地面上，将三枚无下颌的头骨整齐排列，白森森的骨面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她却神态平和，仿佛眼前不是骸骨，而是待晒的衣物、待晾的粮食。

这一幕被旅居北京的外国摄影师偶然捕捉，追问后才揭开背后的史实：妇人是京城劊子手的妻子。清末死刑仍以斩首为主要方式，按《大清律例》，无人认领的死囚首级本需交由官府处置，但在乱世中，这条规矩逐渐松动。

而1902 年的北京，随着西医教育的初步发展（如1901年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馆，1903年北洋军医学堂正式办学），解剖教具成为稀缺品；同时，新式画馆为精进人体结构绘画，也需真实骨骼参考；甚至民间拳师为研究人体要害，也会寻觅洁净骸骨 —— 多重需求下，“处理净骨” 成了刽子手家庭的隐秘生计。

照片里是清末的四位男子，他们身处一处雅致的庭院，周围有山石、绿植点缀，透着大户人家的精致。作为当时的“高富帅”，几人穿着体面的传统服饰。只是看着他们手中拿着的团扇，总觉得有些怪异，在以往的印象里，团扇似乎更常与女性相关，大男人手持团扇，显得颇为特别。

照片里的几位清朝富二代，姿态各异，没有一人盯着镜头。他们身着精致的传统服饰，或坐或站在草木环绕的环境中，神情或淡然或若有所思。也不知道是觉得这样摆姿势够酷，刻意耍帅；还是心里另有想法，有意躲着镜头，总之这副不与镜头“互动”的模样，倒是给这张老照片添了几分别样的味道。

这是一张清末的父子合影，照片里的父亲看起来十分年轻。不难看出，这是一户大户人家，父子二人穿着精致考究的传统服饰，孩童还戴着华丽的头饰，尽显富贵。周围的布景也颇为讲究，有形态自然的“山石”、生机勃勃的绿植，还有可爱的小狗摆件，整体营造出的氛围，都彰显出他们的生活条件远超当时国内大多数人。

一百多年前的街头，一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身着传统服饰的“贵妇”，衣饰精致，透着优雅气派。拉车的车夫穿着朴素的衣物，正用力拉着车把，身形微微前倾，似乎在努力保持平稳的车速。那时的城市里，黄包车遍布大街小巷，可这车速全由拉车的车夫决定，至于乘坐的舒适性，就得看路况如何了，若是遇上颠簸的道路，想来也不会太好受。

这张照片呈现的是清朝一家普通客棧的场景。大通铺上，几位旅客正安然入睡，他们那标志性的长辫子，顺着铺沿自然垂落下来，在昏暗中像是一道道深褐的流苏。客棧内的陈设简单质朴，墙面略显粗糙，还张贴着带有旧时风貌的图画，增添了几分生活气息。

这张照片中头戴宽大斗笠的士兵属于黑旗军。黑旗军是晚清时期的一支地方武装，最初由刘永福创建，以黑色旗帜为标志。1885年正处于中法战争期间，黑旗军在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越南境内的作战，多次给法军以沉重打击。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晚清时期的“勇”字营士兵形象。

从服饰装备看，士兵头戴斗笠，身着无袖短褂与长裤，衣物材质看起来较为朴素。胸前圆形标牌上的“壮勇”字，表明他们属于“勇营”。晚清时，“勇”是临时招募、非正规的武装力量，与“兵”（正规军）有所区别，像湘军、淮军都属于勇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