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的时候,于会泳生在山东一个穷苦农民家里。这孩子打小就特别喜欢音乐,凭着自己的天赋和肯下苦功的劲儿,没找人教,自己就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这些民族乐器。
到了解放战争那阵子,他靠着不错的艺术本事,考进了胶东文工团。在文工团里,他一门心思琢磨民间音乐,越钻越透,没多久就冒出尖儿来,成了团里挑大梁的业务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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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上海解放后,于会泳得了个好机会,能去上海音乐学院正经学本事。在学校里学专业的时候,他不光把音乐理论知识学得扎扎实实,还显露出了过人的唱歌天赋。毕业之后,他接着在《文汇报》这类报刊上写音乐评论文章,其中像《评论郭建光唱腔音乐设计》这类稿子,还引起了当时文艺界高层的关注。
到了 1966 年 10 月,《人民日报》对《智取威虎山》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下样板戏一下子就火遍了全国。于会泳是样板戏的主要创作者之一,他的能耐被江青这帮人看在眼里、很是赏识。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命运也跟着变了样。1969 年,靠着江青的极力推荐,于会泳被破格提拔成上海文化局党委书记,开始牵头管文艺方面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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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年里,于会泳在官场上走得特别顺,简直是一路往上走。1973 年他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 年更是升到了文化部部长,成了正部级的干部。
可话说回来,他能有这些成就,背后藏着的是他在政治立场上,一步步跟 “四人帮” 越走越近。在文艺圈里,他借着自己的权力打压跟自己不合的人,让不少搞文艺的人遭了难、吃了苦。
1976 年 “四人帮” 倒台后,于会泳的政治生涯也到头了。在被隔离审查的那段时间里,这位曾经风风光光的文化部长,最后在 1977 年 8 月 28 日,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会儿他才 51 岁。
1983 年,中共中央正式下了决定,把他的党籍开除,之前担任的所有职务也全都撤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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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会泳这一辈子的经历,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命运的起起落落。他有出众的艺术才华,却做了错误的政治选择,这两样加在一起,写成了这段让人叹气惋惜的历史。现在回头看这段往事,不只是对历史的反思,也给搞文艺的人提了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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