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侵华老兵说烈士陵园有“叛徒”！经调查后，老兵下跪忏悔

1990年6月28日，齐齐哈尔西满烈士陵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一位日本老人缓步走到张永兴、张克兴两位烈士的墓前，突然双膝跪地，磕头谢罪。

这位名叫土屋芳雄的日本老人，曾是侵华日军的一员。而他的谢罪与3年前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息息相关，1987年他在其出版的《我的忏悔》一书中，竟将安葬在烈士陵园的张永兴、张克兴兄弟描述为“叛徒”。

这一言论立刻引起了张家后人的愤慨，同时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开始高度重视。随着调查展开，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1896年出生于辽宁省宽甸县，祖籍是山东省蓬莱县北沟村，从小家境贫寒，后来父母逃荒到东北，移居辽宁省宽甸县城。

1915年，他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接受新文化运动启蒙，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正是在南开期间，他与后来的革命战友刘进中结下了同窗之谊。

图｜张永兴

九一八事变后，张永兴毅然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1932年，他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此时的国际情报战线也正发生着历史性的交汇：苏联方面派出了著名的谍报精英佐尔格前往远东开展情报工作。

为了配合他的行动，我党让经验丰富的刘进中同志以其助手的身份加入了共产国际情报组织。

刘进中和张永兴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友谊发挥了关键作用。得知老同学已经入党，刘进中随即介绍张永兴加入了共产国际，从事国际情报工作。

图｜佐尔格

1933年8月，张永兴与刘进中一同被送往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区学习情报技术。

在苏联期间，张永兴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无线电收发报、密写、侦察等多种情报技能，成为一名非常专业的情报人员。

胞弟张克兴在哥哥的影响下，后来也很快加入了我党，他们一同从事情报工作。

弟弟也同样在苏联接受过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技术娴熟。1935年学成归国后，张永兴奉命前往齐齐哈尔建立地下国际情报站。

张永兴开始是化装成商人，在齐齐哈尔南街开了一家鞋帽店作为掩护。他想办法从苏联带回了一台短波电台，然后将它架设在住处里的仓库中。

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他在仓库里安装了10几个大灯泡，目的是伪装用电需求，并不断变换波长和频率。

他经常在深夜甚至午夜以后工作，频繁变换无线电的波长和频率，使驻齐齐哈尔的日军无线电所及伪满洲电信局始终无法定位电台位置。

到1935年底，张永兴领导的情报站已发展了20多名骨干人员。他们搜集了大量日军军事情报，通过电台和交通点送往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门。

1936年9月意外发生了。特工蔡秀林在传递情报时不幸被日军逮捕，在极其残酷的刑讯下叛变。

随后他供出了张永兴、闻汉章、许志岚等人负责的齐齐哈尔秘密电台位置，以及张永兴当时正在苏联的这些重要信息。

驻齐齐哈尔的日本宪兵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派出大批宪兵和特务，对张永兴的住所和情报组织的活动进行监视和围捕。

11月4日，当他走进住处时，发现已有日本宪兵在活动，便迅速躲藏在秘密隐蔽点。此时他手中还有数百条机密情报待发送，张永兴思考片刻后还是决定冒险回家处理。

11月17日晚，他利用日本宪兵换班的间隙潜入家中，但不幸却被敌人发现，紧急时刻被迫从后门逃走。

同一时间，弟弟张克兴在返回电台发送情报时，不幸被在此守候的日本宪兵逮捕。

直至11月18日上午，张永兴等5人在中央路一处隐蔽地点被敌人抓获。

到11月25日，齐齐哈尔情报站共有19人被捕。随后日军在张永兴家中搜出500多份机密文件，包括绝密情报96份、机密情报42份、秘密情报297份，以及专用相机和活动资金。

张永兴、张克兴等人被捕后，日本关东军宣布破获了自建立以来最大的“间谍案”。当时日本宪兵队非常兴奋，甚至还开了庆功会庆贺。

东条英机特意发来电报，要求劝降张永兴等人为日军所用，若不行再进行枪杀。于是日本宪兵队在日本关东军特工的配合下，对被捕人员进行了突击审讯。

日本特务首先试图诱降张永兴兄弟，但面对敌人的利诱，他们丝毫没有动摇。诱降失败的日本宪兵恼羞成怒，转而采用了残忍的严刑逼供。

敌人开始剥光张永兴的衣服，将他绑在长凳上，然后用水壶不停地往他嘴里和鼻孔里灌凉水。

将肚子灌满后，特务们又骑在他身上，把水压出去，压瘪了再灌，灌鼓了再压，直到他的嘴里喷出的不再是水而是鲜血。

图｜东条英机

反复的灌挤和其他酷刑的折磨，使张永兴几次昏死过去。然而当他每次醒来，张永兴只有一句话：“你们别问了，死我也不会说的。你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怎么能投降你们？”

日本人见严刑逼供无法让张永兴屈服，又卑鄙地想到用亲人逼降。他们把张永兴的妻子和三女儿、小儿子带到了宪兵队。

妻子了解丈夫的信仰，知道这次见面将是生离死别，特意带上了家中唯一的一条毛毯。当她看到被敌人摧残得遍体鳞伤、几乎脱形的丈夫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的痛哭。

张永兴先开口说：“日本人让你来的目的我非常清楚，你怎么把这么好的毛毯送来给我？我在这儿用不上它，你把它拿回去吧，以后生活困难，还可以把它卖了。

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从事的事业没有完成，你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我是为什么而死的。”

敌人一看夫妻二人的谈话完全不是他们想要的，就不准张永兴再说下去了。

随后敌人在走廊里用皮鞭狠狠抽打张永兴只有3岁多的小儿子，孩子的惨叫声抽打着张永兴的心，他面色苍白心如刀绞，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但即便面对如此惨状，张永兴的信念依旧没有动摇。

软硬兼施的伎俩全部失败后，日本人终于失去了耐心。1937年1月5日，齐齐哈尔的寒冬凛冽，寒风呼啸，大雪纷飞。

监狱的大铁门“咣当”一声打开，随着一阵“哗啦哗啦”的镣铐声，一群日本宪兵押解着张永兴、张克兴等8名抗日情报战士上了卡车。

在临刑前，日本人照例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顶棉帽子，又发了一支香烟。

他们从容地接过，面带着微笑，然后怒视着敌人，与战友作了永别前最后的问候。

枪声在齐齐哈尔市郊北大营附近响起，八名情报战士英勇就义。那一年，张永兴41岁，张克兴年仅26岁。

张永兴牺牲后，他的家人生活陷入困境。3年内，祖母、母亲和姐姐相继离世，张永兴的子女张阿丽姐弟4人成了孤儿被迫流浪街头，后来在好心人的引领下进入孤儿院。

齐齐哈尔解放后，党组织没有忘记张氏兄弟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将张阿丽姐弟四人收养照料，送上学校学习。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转瞬即逝。

1987年，曾参与张永兴特大谍报案”抓捕、审讯全过程的日本侵华老兵土屋芳雄，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宪兵的记录》，中文版名为《我的忏悔》）的回忆录。

书中，土屋芳雄将张永兴、张克兴兄弟描述成了“叛徒”。他声称张克兴在经过日军通宵刑讯后，在奄奄一息时说出了哥哥张永兴的下落。

土屋芳雄竟然还写道，日本宪兵把张永兴的妻子和孩子抓来，当着妻儿的面拷问张永兴，最终“父子情深，我决定投靠你们”。

这一言论立刻引起了张家后人的愤慨。张永兴的女儿张阿丽多年来一直在搜集父亲的革命事迹，得知这一消息后，她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怒。

她给《我的忏悔》一书的翻译者、时任公安部警官大学党委书记金源写信，希望其能帮忙核实。

金源在一次前往日本开会时，特意拜访了土屋芳雄，询问张氏兄弟变节投敌一事是否记载错误。

然而土屋芳雄满不在乎地说，他是整件事情的亲证者，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思维还很活跃，并不会记错。

由于土屋芳雄是“张永兴通苏案”的亲历者，他的话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后国家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力量展开调查。

调查面临一个巨大难题：张永兴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成员，根据规定，所有共产国际组织内的中共党员，无需再和中共党组织有任何联系。

因此从我党档案中找不到张永兴从事情报工作到牺牲的经历记录。

调查组转而查阅日伪留存的历史档案，最终找到两份关键证据：一份是海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叛徒蔡秀林的卷宗，另一份是吉林省档案馆内的“关宪高第1154号“敌伪”档案”。

这两份档案清楚地记录了张永兴兄弟面对日军审讯时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彻底戳穿了土屋芳雄的谎言。

与此同时，张永兴的入党介绍人，隐蔽战线功臣刘进中也站出来作证，证实了张永兴的英勇事迹。真相大白天下，张永兴、张克兴兄弟的清白得以保全。在铁证面前，土屋芳雄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1990年6月28日，这位曾经的侵华日军老兵来到齐齐哈尔西满革命烈士陵园，在张永兴、张克兴烈士墓前磕头谢罪。

张克兴

西满革命烈士陵园始建于1947年，是黑龙江省最大的革命烈士陵园。

1948年4月5日陵园落成时，主席曾发来唁电：“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

朱老总也题词“浩气长存”。

这里安葬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牺牲的608位革命烈士，其中包括9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张永兴、张克兴兄弟就在其中。

土屋芳雄的谢罪虽然迟到了半个多世纪，但终究是对历史真相的承认，也是对烈士英灵的慰藉。

张永兴的女儿张阿丽在父亲牺牲时，她才不过10个月大。多年来她苦苦搜寻各种卷宗、档案、报刊，希望能了解父亲是被谁所害。

当她最终通过敌伪档案得知父亲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事迹后，她欣慰地说道：“我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而真相永远不会被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