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贫下中农怎么看知青？

贫下中农怎么看知青？

潘 亮

（厦大生物系78级）

在当今知青题材的作品中，对上山下乡这场历史大潮中的另一主角——“贫下中农”(第二故乡父老乡亲)的记叙偏少。当年的贫下中农，无疑也是这场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以下是近年来与第二故乡乡亲（顺昌仁寿及相关人员）往来中的某些片段实录……

福州知青占有了回乡青年的机遇

吴某、苏某（顺昌仁寿乡政府工作人员）：

我们上白村一下子来了五十多个福州知青。表面上看，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大部分知青表现也不错，与农民的关系也融洽，但实际上，他们占有了许许多多原本属于我们农村青年的机会。

招工、招生、征兵、提干等，大多数改变人生的好机会都被知青占了，我们这些本乡本土、念完中学就回乡的青年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回乡农民”。就连原本属于我们的长得清楚些的小姑娘，也可能跟这些城里学生飞走了。

【1976年初春闽北大雪封山。左起2、3、5是福州知青，1、4、6是本地女青年】

说实在的，有时内心很是苦闷和失落。他们理应都回到省城去，政府本不应派这么多省城学生下来与我们农村人争土地、争口粮、争工分、争机会，更可气的是把我们原本是家乡骄傲的回乡青年的机会都占有了，连小姑娘也拐走了。（注：仁寿公社的福州知青与当地“小芳”成亲虽然只有两对，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但这些话当时我们农村人都不敢公开说出来，害怕会被扣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帽子，会遭大难。

对学生的错误要“宽容一些”

雷天长（原仁寿公社上白大队书记，已故）：

对学生犯了错误要“宽容一些”(当时基层干部习惯上将福州知青统称为“学生”)。雷书记1975年与部分知青同在二队劳动，他常说这句话。因为知青与当地农民争水源、争工分，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等事都要告到他那里，绝大部分由他出面来处理。事情如果闹大了，惊动了公社或县里，也要由他出面配合上级来处理，因此他的意见在当时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基本上代表了当地贫下中农对知青的意见。他对福州知青的“宽容”态度，迄今仍常常被知青们在聚会时提起，尽管他已去世多年了。

比如，有位知青，劳动表现很好，还担任了生产队副队长，但因家庭出身问题，多次招工、招生都提不上名。当1975年某一县办工厂来招工时，他担心又被刷下来，提一把亮晃晃的杀猪刀来到雷书记家，要求这次一定要推荐他，否则就要对雷书记的家人采取“行动”。雷书记耐心劝阻了他的“盲动”；后来确实积极推荐，使这位知青那年被招了工。

【赶墟归来，上白大队1969年知青。同九光辉提供】

另一老知青，竟然看上了一位刚嫁到村里来的外地新娘，并将“情书”投放到新娘闺房中，被其公公偶然拾到，但老人不识字，有些怀疑，就将信交给雷书记。雷书记并未声张，做了“冷处理”。当天晚上约这位知青到他家吃饭，然后择僻静处严肃批评了这位知青的“错误”，并当他面烧了那封“罪证”。要知道，在那年月，知青要是犯上这种极其麻烦的“生活作风错误”，很可能“身败名裂”，会影响一生命运。

（注：虽然当地民风较为“淳朴型的开放”，农民间这种“风流故事”也发生不少，但并没象有些地方那样看得那么重，而仅仅作为辛苦劳动期间的笑谈，农民们把遇到此类事称为“看电影”。）

谢谢知青，否则我只能在家等死

吴土生（原上白二队生产队长，已故。2004年顺昌竹文化节期间有知青到他家探访）：

你们这些学生哥，当年劳动功夫太差，体力也不行，但能在我们这里偏僻农村安心生活下来也是不容易。那时候我真有点看不起你们。我现在得了大病(注：2004年，在家里得了肺心病)，走不动了，喘不过气，看不起病，只能开些土药方随便吃吃。家里一大堆桔子卖不出去，又只有一个儿子，劳力少，房屋破旧，没办法了，只能在家等死，叹息。

（注：知青推荐他到福州做全面诊疗，但因经济困难无法成行。后经知青向农工党下派挂职的董美斌副县长反映，他带头捐助300元，并发动县机关干部捐助。县里很快派医生上门给他看了病，并给些帮助。后来，他托来福州的人向知青传话：谢谢福州知青这么关心我！谢谢！）

他把我当“肝胆兄弟”

却偷了我的鸭子

罗某(村民)：

福州知青大部分表现还可以，但有些人偷鸡摸狗偷青菜。有一次把我家老母鸡偷了，弟妹们就靠卖点鸡蛋念书，鸡丢了，一家人都气哭了，当时真的很恨。除了本地知青，外面的知青也会来村里偷鸡鸭。

罗某某(大干公社罗坊村民)：

1969年，隔壁大队一位知青称我做“肝胆兄弟”，每次赶墟都到我家歇脚。有一次他在村口偷一只大番鸭来到我家，却骗我说是墟市上买的，在我家宰杀后煮了一大锅。

吃到傍晚，我老婆回来后大喊家里大番鸭母不见了，莫不是被哪个短命的给偷了？这时我才醒过来，发现正在吃的鸭子可能正是自己的。那知青也极其狼狈，承认在外面偷了鸭子，但没想到是我的，他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要赔给我，急急忙忙从后门溜了。为了这事，老婆骂了我十几天。这件事已过去三十几年了，想起来，还是又好气又好笑。

我把她们当亲姐妹看待

【顺昌大干罗坊，1969年插队的福州19中知青，中排右2是作者三姐】

苏某(上白村大婶)：

1974年，我刚到上白来不久，公社安排两个女知青住在我家里。她们早出晚归，在耕山队劳动，我把她们当亲姐妹看待，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她们，有时淋了雨回来，我便赶紧打热水，烧姜汤。她们也待我很好，我们相处很好。她们真的很好，现在不知道变得怎样了，有时很想念她们，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流泪，抽泣……）。

知青差点把我儿子弄丢了

陈松田(顺昌县政协干部)：

1975年，我在仁寿公社工作，福州知青把我儿子带到福州玩。在西湖公园里，他们只顾自己谈天，小孩却跑丢了，他们找了整整一下午，直到晚上7点多才在附近派出所里找到，把他们吓得够呛。

1995年以来，顺昌县要开展知青联谊活动，交由政协出面沟通、联系，为此顺昌政协动用很大力量。我和林炳秋主席等几位县政协领导曾经驻扎在顺昌驻榕办，先寻找原各公社知青中的一小部分作为联系人，逐步扩大，理出名单，整理抄录这些名单有时忙到大半夜。这项工作成为我们退休前一项难忘的特殊任务。

老父亲故意把菜洗干净

放在院子里让学生拿去吃

吴某(双溪镇人武干部，复员军人)：

我家在上白村路口，成为村里的临时停车点，知青们来来往往，都要在我家门口等车，嘻嘻哈哈，很是热闹。我老父亲当时已70岁不能下地了，在家种菜。他常常把菜洗干净故意放在门内的院子里，送给知青。

为什么要这样做，家里人都不太理解。有的知青取了菜会主动放点钱。我母亲性格比较开朗，也很赞同老父亲的做法，曾经对我们说，这些学生从福州那么远来，不会种菜，我们有多余就给他们些也没关系的。（注：正是无数善良的父老乡亲陪伴我们度过那个年代。）

【福州知青插队顺昌40周年纪念活动联络员，后右3作者】

知青永远是朋友

丁某(上白村民，携在福州工作的儿子及另一桂溪村张姓村民，2006年4月初，在福州西二环他开的小餐馆里)：

你们这些学生当时很年轻，做些错事，当时我们也很恨，现在想来，可以理解。你们都很不错，这些年帮助村里做了不少事，有些人通过你们在福州找到了工作，还成了家，在当地影响很大。帮村里通电话，出了很大力，村里专门立了功德碑。

【右上白村干部，中作者，左仁寿村知青】

上白村1999年还未通电话，大家心里很着急，四处奔走，在你们帮助下，出钱出力，花费十几万，才从仁寿拉线四公里多，安上电话，村民十分感激，特于2000年7月1日立碑纪念。

当地电信企业为我们电话开通了“业务彩铃”，凡打入仁寿的电话都能听到“这里是著名桔乡仁寿……”，一段广告语，销售信息不断传到四面八方，吸引各地客商过来。销路通了，手里有钱了，要求装电话的人也多了，需要打电话的人也多了，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在救灾救难，捐资助学，帮扶贫困，看病就医，帮助来福州打工，找店面，租房子，等等方面，知青都出了力，帮了忙，我们都很感激，知青永远是朋友。

作者注：本文原名为《贫下中农话“知青”》，载于《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福建省顺昌县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辑印行。

2025、09、22

作者简介

潘亮，1959年1月生于福州，1975年8月从福三中高中毕业，到顺昌县仁寿公社上白大队第二生产队插队。1978年从上白大队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在福建省卫生防疫站工作。2003年单位改制，在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