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读书人”唐诺：读这么多书，图什么

唐诺，时人誉之为“天下第一读书人”。他的读写史达半个世纪之久，特别是阅读，从1990年代初至今，每天长达8、9个小时，未曾中断过。

同时，他也在写，作品接二连三出版，虽然他自嘲这些书“出一本赔一本”，但唐诺在文学世界的坐标意义和存在价值，远非销量、版权与网络流量所能界定。

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中，形容唐诺是现代隐士，“二十多年来，他上午读书、写作，下午买菜、做饭。没有手机，没有email，他只在书籍中恣意纵游，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左传》，似乎是一个更真实的世界。”

某玄幻武侠作品曾写武学境界有“天象境”（能与天地共鸣），实在匪夷所思；倘若拿现实世界与之对应，能创造这一奇迹的，恐怕唯有唐诺。

近期唐诺新书《我播种黄金》出版，他在读什么，想什么，不妨探究一二。

壹

许知远与唐诺对谈，是《十三邀》里最不拧巴、最为自洽的一集。大抵两人都有一种略带悲凉的“人文主义”底色和试图做“时代稻草人”的气质。

但比起共性，两人的差异性或许更大，更显著。

许知远是迎向时代的，他乐意成为一名“解释者”，将自己的困惑、知识与思索，摊开、打薄，以媒体的商业的方式传递出去；而唐诺却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坚持钢笔手写，背朝网络、商业甚至口语表达，只做专注读书的孤独的“摆渡人”。

这次，在《我播种黄金》里，他想“摆渡”的是他愿意视为同类的那些人。所谓同类，即“那些犹断断续续读着书的人”。

也就是说，这本书对读者是有要求的，至少得读过些福克纳、塞万提斯、塞林格、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

本书刨去前言及纵谈小说的最后一章，共14个章节，即写14本书，14个作家。首先推荐格雷厄姆·格林。

格林的头号粉丝马尔克斯曾问他：为何诺贝尔文学奖迟迟不授予你？格林说：他们不认为我是个严肃作家。

格林兼顾通俗、严肃，写间谍、爱情，也写史诗、宗教。唐诺推荐的是格林较为轻松的一本《我们在哈瓦那的人》。

他的书写方式大概是简要概述小说情节，并随时展开评论，会延展到聚斯金德、马尔克斯及格林的其他小说，绕过枝枝蔓蔓，终于直抵核心——从此书他看到“一个人的反击”，以及感受到格林“不信任集体力量”的共鸣。

接着，他深入到现代小说史，畅谈更具专业性的话题，如原型与情节的演变，小说的本质与叙事的传统等，过程中他仍会旁征博引本雅明、博尔赫斯、卡夫卡、海明威等大家的文字，漫谈格林，及格林作品所展示的力量——一无承诺但赢回一点是一点的时时处处的反击。

唐诺写作大体如此。他从不老实地剖析作品，而是借作品纵谈小说的技艺、观念，作家的人生、思想，并在字里行间埋伏下属于唐诺的思索路径及对“人的处境”这一命题的解读。

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概括出每一篇确切的内容，但大体可以勾勒出，在浩如烟海的好书中，为何唐诺独独偏爱这14本书？

格林之后，是间谍作家勒卡雷的《此生如鸽》，他热爱其“一种刺猬的、仿佛生命仅此一物的真诚”；

推荐福克纳《我弥留之际》，他评价其“过度正直的书写把自己逼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位置”；

写麦尔维尔《白鲸》，他希望因为此书，“让我们不会变得琐碎、斤斤计较，并屡屡相互憎恶”；

评论屠格涅夫《父与子》时，他引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我们有义务成为另一种人”；

谈论《堂吉诃德》，他赞赏塞万提斯在一个恨意泛滥的时代，不直接报复，而是把敌人化为写作的养料，“气死他们”；

以及后续篇章，总能“借题发挥”，谈自由、虚伪、历史、年龄、衰老、死亡、记忆、时间诸如此等。

书名《我播种黄金》出自倒数第二篇，写《墓畔回忆录》的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其家族纹章的题铭便是：我播种黄金。唐诺特意摘出夏多布里昂的一句话，或许可以看出他的某种志趣——人们不需要一个看不起我们渴慕的东西，自以为有权侮辱我们平庸生活的人。

最后一篇，是他最早确定的篇章——房龙《宽容》。此篇有这样一句话，令人动容：“人不该如陷脚泥淖地困在这里烂在这里，人得设法让自己恢复自由才行。”

唐诺或许笃定，这些曾安慰到他的书，也一定可以安慰他的“同类”。倘若真的还有人愿意坐下来，去读这些书的话。

贰

阿城说，朱天心和材俊兄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敬佩他们的首先是人格，第二是由这个人格支撑和整理下的文格。

材俊兄即为唐诺。唐诺，本名谢材俊，1958年生于宜兰，后常年待在台北。至于朱天心，则是扬名甚早的小说家，几可视为台北“张爱玲”。

阿城将此二人并举，只因他们是夫妻。

唐诺笑说，他四十岁前，只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写了一首烂歌词（潘越云歌曲《她是谁》），另一个就是娶了朱天心，或者说，“嫁给朱天心”。

除了朱天心，他的“生活周遭几乎全是第一流的小说之笔，从家族自备到亲近的友人”。

单说朱家，父亲朱西甯，是令莫言折服并称之为“先驱”的小说家，母亲刘慕沙为日语文学翻译大家，姐姐朱天文也是小说家、侯孝贤御用编剧，甚至唐诺与朱天心的孩子谢海盟（初为女性，后变为男性），29岁便与阿城、朱天文合作，参与编剧侯孝贤《刺客聂隐娘》。

除了朱家，他的“朋友圈”，还有张大春、骆以军、杨德昌、侯孝贤等，几乎涵盖了对岸文学、影视黄金年代里最为杰出的那批天才们。

被一群天才包围，唐诺倒没焦虑过，因为他觉得自己压根没可能跻身其中。当然，他也尝试过写小说，两次。可朱西甯却说，你这么有趣，为什么写的小说“这么无聊”。于是他甘愿当文学的“受众”，即一名读者。

恰恰是读者，成了唐诺最舒适、最自信的文化身份，也是他比他的天才亲友们坚持更久、做得更彻底的一件事。

他从小学时期，读房龙《人生的故事》受到启蒙，从此迷恋书中世界。此后，他“毫无秩序地、随机地、野蛮地”读书，经济、数学、体育、文学，以“拿到什么读什么”的饕餮姿态，吞食一切。

中学时期，因为编校刊，结识朱家人；大学之后，又与朱家姐妹等创办文学杂志《三三集刊》，再后来自己办出版社，取名“三三书坊”，引入了诸多世界名作。直到26岁与朱天心完婚，他的书坊工作才落幕。

此后，他开启每日专心读书八九小时的自律人生。他满足于做一个读者的“那种饱满感”，有时甚至感觉自己“不配”——“那些人类史上最好的东西（书），好到你恍然若失，我是谁？我怎么有资格读这样的书？”

所以唐诺发问：“我不懂人家，人们为什么不买书，就因为这是全世界最划得来的东西。”一个书写者，毕其一生，成就数部作品，只要50元人民币就可以得到一本，“我不知道全世界有什么东西比这更便宜。”

他读书，不是为读而读，而是向死人找答案，寻找那些关于“相似的生命状态以及生命难题”的答案。

譬如《尚书》，他去聆听其中绝对的、浩大的声音，因为这呼应了他的年轻状态；

再如《礼记》，他探究古人如何处理集体生活（最接近“地狱”），以及感受古人对人际关系“细腻的叮咛”；

又如《春秋》《左传》，他思索夹在齐晋之间的鲁国的孔子，为何激烈地冒险地重修国史？在（秦）大一统前夕，鲁国在想什么？

“其实每一次的叩问都隐含着当下自我的重新思索和醒省。”所以，阿城称赞其人格和文格时，将他形容为奉守“文以载道”的传统中国士大夫。

历史与流传下来的作品，或许早就写出了你的困惑与答案。唐诺将它们打捞出来。是读者，更是思想者，也因其思想和不间断地叩问，故而成为特别的，足以与他的天才亲友比肩而立的“第一读者”。

叁

许知远称唐诺为晚熟的写作者。43岁，他才正式出版第一部作品《文字的故事》，从甲骨文切入，探讨文字的历史与命运。

比起朱天心17岁写作《击壤歌》一举成名，他的写作迟到了二三十年。这或许跟他始终视自己为读书人而非创作者有关。

可是当他亲历着一股“衰败的潮流”，一种年轻人逐渐不关心历史、世界，为虚无感和放弃感笼罩的趋势，一个资本主义机器的巨大鬼魂追着每一个人四散逃亡以致于“人将要消失”的时刻，他再也不能做到两手一摊，如老子般飘然离去，“多少得要还回去”。

阿城也是这么提醒他的：“你从这个世界得到这么多，你该还一点回去吧。”

他得到了“书”，所能还给世界的，也仅仅是“书”。所以他做摆渡人，一个始终致力于体察世界、省察自我、思考“人的处境”的摆渡人，带着他的满腹疑惑和求索欲望，将可能载有答案的此岸之书，传递给彼岸的有缘之人。

从某种程度来讲，唐诺的工作与鸠摩罗什、玄奘等智者相仿，都是一种翻译。他们译经，而唐诺“译”的是那些令人或望而生畏或不求甚解的好书。

《文字的故事》之后，他又写下《阅读的故事》，以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及博尔赫斯、卡夫卡、卡尔维诺等大作家的作品拆解阅读的困境与迷思；

在《尽头》里，他召唤昆德拉、荷马、吉卜林、王维等探究“我们身处的现实”；

到《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里，又以海明威、纳博科夫、康拉德、果戈理等名家，谈论那些失落的价值理念和人生议题……

直到《我播种黄金》，唐诺还是那个唐诺，他仍在不遗余力地重申小说的技艺、价值乃至道德，和“以俟来日大难”的某种观念与值得打造的护身符。

正如他在写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时说的那句话，“不是要砸烂所有美善的信念价值，正好相反，是一个都不可少不妥协弃守。”某种程度上，他就是那个，在孩子们纷纷奔向混账悬崖时，想要伸手拦一下的守望者。

尽管他的书出一本赔一本（自从《十三邀》播出，唐诺的书销量好转不少），尽管文学与阅读的衰退几乎是必然，尽管他深知所有东西都处于“不绝对不保证的状况之下”，但他仍然愿意全心全意工作。

他一生的读写、思考及做人经验，尽在博尔赫斯的一句话中——晚年的博尔赫斯来到撒哈拉沙漠，抓起一把沙子，走到另一个地方，又把沙子放下来。

他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

你如何理解这所谓的“改变”，或许就会如何理解唐诺。

撰文 李瑞峰 编辑 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