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时人誉之为“天下第一读书人”。他的读写史达半个世纪之久,特别是阅读,从1990年代初至今,每天长达8、9个小时,未曾中断过。
同时,他也在写,作品接二连三出版,虽然他自嘲这些书“出一本赔一本”,但唐诺在文学世界的坐标意义和存在价值,远非销量、版权与网络流量所能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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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读书人唐诺,图据视觉中国
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中,形容唐诺是现代隐士,“二十多年来,他上午读书、写作,下午买菜、做饭。没有手机,没有email,他只在书籍中恣意纵游,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左传》,似乎是一个更真实的世界。”
某玄幻武侠作品曾写武学境界有“天象境”(能与天地共鸣),实在匪夷所思;倘若拿现实世界与之对应,能创造这一奇迹的,恐怕唯有唐诺。
近期唐诺新书《我播种黄金》出版,他在读什么,想什么,不妨探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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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许知远与唐诺对谈,是《十三邀》里最不拧巴、最为自洽的一集。大抵两人都有一种略带悲凉的“人文主义”底色和试图做“时代稻草人”的气质。
但比起共性,两人的差异性或许更大,更显著。
许知远是迎向时代的,他乐意成为一名“解释者”,将自己的困惑、知识与思索,摊开、打薄,以媒体的商业的方式传递出去;而唐诺却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坚持钢笔手写,背朝网络、商业甚至口语表达,只做专注读书的孤独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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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邀》第三季,许知远与唐诺对谈
这次,在《我播种黄金》里,他想“摆渡”的是他愿意视为同类的那些人。所谓同类,即“那些犹断断续续读着书的人”。
也就是说,这本书对读者是有要求的,至少得读过些福克纳、塞万提斯、塞林格、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
本书刨去前言及纵谈小说的最后一章,共14个章节,即写14本书,14个作家。首先推荐格雷厄姆·格林。
格林的头号粉丝马尔克斯曾问他:为何诺贝尔文学奖迟迟不授予你?格林说:他们不认为我是个严肃作家。
格林兼顾通俗、严肃,写间谍、爱情,也写史诗、宗教。唐诺推荐的是格林较为轻松的一本《我们在哈瓦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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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与格林
他的书写方式大概是简要概述小说情节,并随时展开评论,会延展到聚斯金德、马尔克斯及格林的其他小说,绕过枝枝蔓蔓,终于直抵核心——从此书他看到“一个人的反击”,以及感受到格林“不信任集体力量”的共鸣。
接着,他深入到现代小说史,畅谈更具专业性的话题,如原型与情节的演变,小说的本质与叙事的传统等,过程中他仍会旁征博引本雅明、博尔赫斯、卡夫卡、海明威等大家的文字,漫谈格林,及格林作品所展示的力量——一无承诺但赢回一点是一点的时时处处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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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诺写作大体如此。他从不老实地剖析作品,而是借作品纵谈小说的技艺、观念,作家的人生、思想,并在字里行间埋伏下属于唐诺的思索路径及对“人的处境”这一命题的解读。
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概括出每一篇确切的内容,但大体可以勾勒出,在浩如烟海的好书中,为何唐诺独独偏爱这14本书?
格林之后,是间谍作家勒卡雷的《此生如鸽》,他热爱其“一种刺猬的、仿佛生命仅此一物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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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勒卡雷(1931-2020),间谍小说之王
推荐福克纳《我弥留之际》,他评价其“过度正直的书写把自己逼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位置”;
写麦尔维尔《白鲸》,他希望因为此书,“让我们不会变得琐碎、斤斤计较,并屡屡相互憎恶”;
评论屠格涅夫《父与子》时,他引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我们有义务成为另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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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国宝作家、读书人
谈论《堂吉诃德》,他赞赏塞万提斯在一个恨意泛滥的时代,不直接报复,而是把敌人化为写作的养料,“气死他们”;
以及后续篇章,总能“借题发挥”,谈自由、虚伪、历史、年龄、衰老、死亡、记忆、时间诸如此等。
书名《我播种黄金》出自倒数第二篇,写《墓畔回忆录》的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其家族纹章的题铭便是:我播种黄金。唐诺特意摘出夏多布里昂的一句话,或许可以看出他的某种志趣——人们不需要一个看不起我们渴慕的东西,自以为有权侮辱我们平庸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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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篇,是他最早确定的篇章——房龙《宽容》。此篇有这样一句话,令人动容:“人不该如陷脚泥淖地困在这里烂在这里,人得设法让自己恢复自由才行。”
唐诺或许笃定,这些曾安慰到他的书,也一定可以安慰他的“同类”。倘若真的还有人愿意坐下来,去读这些书的话。
贰
阿城说,朱天心和材俊兄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敬佩他们的首先是人格,第二是由这个人格支撑和整理下的文格。
材俊兄即为唐诺。唐诺,本名谢材俊,1958年生于宜兰,后常年待在台北。至于朱天心,则是扬名甚早的小说家,几可视为台北“张爱玲”。
阿城将此二人并举,只因他们是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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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诺笑说,他四十岁前,只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写了一首烂歌词(潘越云歌曲《她是谁》),另一个就是娶了朱天心,或者说,“嫁给朱天心”。
除了朱天心,他的“生活周遭几乎全是第一流的小说之笔,从家族自备到亲近的友人”。
单说朱家,父亲朱西甯,是令莫言折服并称之为“先驱”的小说家,母亲刘慕沙为日语文学翻译大家,姐姐朱天文也是小说家、侯孝贤御用编剧,甚至唐诺与朱天心的孩子谢海盟(初为女性,后变为男性),29岁便与阿城、朱天文合作,参与编剧侯孝贤《刺客聂隐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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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客厅,左起:朱天衣、朱天文、朱天心、刘慕沙、朱西甯、唐诺、张大春。
除了朱家,他的“朋友圈”,还有张大春、骆以军、杨德昌、侯孝贤等,几乎涵盖了对岸文学、影视黄金年代里最为杰出的那批天才们。
被一群天才包围,唐诺倒没焦虑过,因为他觉得自己压根没可能跻身其中。当然,他也尝试过写小说,两次。可朱西甯却说,你这么有趣,为什么写的小说“这么无聊”。于是他甘愿当文学的“受众”,即一名读者。
恰恰是读者,成了唐诺最舒适、最自信的文化身份,也是他比他的天才亲友们坚持更久、做得更彻底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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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小学时期,读房龙《人生的故事》受到启蒙,从此迷恋书中世界。此后,他“毫无秩序地、随机地、野蛮地”读书,经济、数学、体育、文学,以“拿到什么读什么”的饕餮姿态,吞食一切。
中学时期,因为编校刊,结识朱家人;大学之后,又与朱家姐妹等创办文学杂志《三三集刊》,再后来自己办出版社,取名“三三书坊”,引入了诸多世界名作。直到26岁与朱天心完婚,他的书坊工作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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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开启每日专心读书八九小时的自律人生。他满足于做一个读者的“那种饱满感”,有时甚至感觉自己“不配”——“那些人类史上最好的东西(书),好到你恍然若失,我是谁?我怎么有资格读这样的书?”
所以唐诺发问:“我不懂人家,人们为什么不买书,就因为这是全世界最划得来的东西。”一个书写者,毕其一生,成就数部作品,只要50元人民币就可以得到一本,“我不知道全世界有什么东西比这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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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读书,不是为读而读,而是向死人找答案,寻找那些关于“相似的生命状态以及生命难题”的答案。
譬如《尚书》,他去聆听其中绝对的、浩大的声音,因为这呼应了他的年轻状态;
再如《礼记》,他探究古人如何处理集体生活(最接近“地狱”),以及感受古人对人际关系“细腻的叮咛”;
又如《春秋》《左传》,他思索夹在齐晋之间的鲁国的孔子,为何激烈地冒险地重修国史?在(秦)大一统前夕,鲁国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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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一次的叩问都隐含着当下自我的重新思索和醒省。”所以,阿城称赞其人格和文格时,将他形容为奉守“文以载道”的传统中国士大夫。
历史与流传下来的作品,或许早就写出了你的困惑与答案。唐诺将它们打捞出来。是读者,更是思想者,也因其思想和不间断地叩问,故而成为特别的,足以与他的天才亲友比肩而立的“第一读者”。
叁
许知远称唐诺为晚熟的写作者。43岁,他才正式出版第一部作品《文字的故事》,从甲骨文切入,探讨文字的历史与命运。
比起朱天心17岁写作《击壤歌》一举成名,他的写作迟到了二三十年。这或许跟他始终视自己为读书人而非创作者有关。
可是当他亲历着一股“衰败的潮流”,一种年轻人逐渐不关心历史、世界,为虚无感和放弃感笼罩的趋势,一个资本主义机器的巨大鬼魂追着每一个人四散逃亡以致于“人将要消失”的时刻,他再也不能做到两手一摊,如老子般飘然离去,“多少得要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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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也是这么提醒他的:“你从这个世界得到这么多,你该还一点回去吧。”
他得到了“书”,所能还给世界的,也仅仅是“书”。所以他做摆渡人,一个始终致力于体察世界、省察自我、思考“人的处境”的摆渡人,带着他的满腹疑惑和求索欲望,将可能载有答案的此岸之书,传递给彼岸的有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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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来讲,唐诺的工作与鸠摩罗什、玄奘等智者相仿,都是一种翻译。他们译经,而唐诺“译”的是那些令人或望而生畏或不求甚解的好书。
《文字的故事》之后,他又写下《阅读的故事》,以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及博尔赫斯、卡夫卡、卡尔维诺等大作家的作品拆解阅读的困境与迷思;
在《尽头》里,他召唤昆德拉、荷马、吉卜林、王维等探究“我们身处的现实”;
到《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里,又以海明威、纳博科夫、康拉德、果戈理等名家,谈论那些失落的价值理念和人生议题……
直到《我播种黄金》,唐诺还是那个唐诺,他仍在不遗余力地重申小说的技艺、价值乃至道德,和“以俟来日大难”的某种观念与值得打造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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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在写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时说的那句话,“不是要砸烂所有美善的信念价值,正好相反,是一个都不可少不妥协弃守。”某种程度上,他就是那个,在孩子们纷纷奔向混账悬崖时,想要伸手拦一下的守望者。
尽管他的书出一本赔一本(自从《十三邀》播出,唐诺的书销量好转不少),尽管文学与阅读的衰退几乎是必然,尽管他深知所有东西都处于“不绝对不保证的状况之下”,但他仍然愿意全心全意工作。
他一生的读写、思考及做人经验,尽在博尔赫斯的一句话中——晚年的博尔赫斯来到撒哈拉沙漠,抓起一把沙子,走到另一个地方,又把沙子放下来。
他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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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理解这所谓的“改变”,或许就会如何理解唐诺。
撰文 李瑞峰 编辑 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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