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活得那么沉重吗？

一些知识分子活得太沉重，总是思考很多社会问题，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有必要活得那么沉重吗？

倘若按照现在年轻人的活法，知识分子就没必要活得那么沉重，挣钱养活自己就可以了，没什么丢人的，也没必要非得给自己一定的负担，尤其是精神上不非得背负什么使命感，也不非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有儒家修起治平的理想，似乎读书就是为了修齐治平，为了替君王分忧，为了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但他们进入官场以后，就会改变初衷，和其他官员一起贪污腐败，层层加税，卖官鬻爵，却并不会为人民办实事。有一些知识分子脾气耿直，要两袖清风，一心为民，却往往受到官场的排挤，或者说其他官员会弹劾他，要把他排除出官场，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贪污腐败。但总是有官员想要为老百姓办实事，想要改革弊政，即便粉身碎骨，也毫无怨言。他们可以算得上中国的脊梁，可以为民请命，可以对抗整个贪污腐败集团。而大部分官员都是贪污腐败分子，却没有清官那样志向高远。清官要为民做主，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但他们活得比较沉重，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总是想要为朝廷分忧，为百姓做事，却偏偏左右掣肘，甚至郁郁不得志，无法施展自己的产能。古代官场本身就是像酱缸一样的东西，无论多么清白的人，进入官场，都会被染成大酱的颜色，黑得看不清模样。

可是偏偏有脾气耿直的知识分子，考中了之后做官，在官僚体系内施展才能，不管是王叔文的改革，还是王安石变法，都失败了，而初衷却是好的，只是执行方面出了问题，而且受到了官僚体系保守派的攻击，最终归于失败。他们都想改革弊政，都想振兴国家经济，也都想让人民获得福利，却没有实现政治抱负，而且活得非常沉重。难道他们就不能轻松一些吗？或许不能。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到的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在官场的知识分子总是进退失据，总是担忧国家前途和命运，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捆绑在一起，还会担心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他们内心是沉重的，总是有着拯民济世的理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连同诗仙李白都有这样的理想。李白被人举荐，进入官场之后，不到两年就被排挤出官场，而他所谓的“功成身退”也成了梦幻泡影，功未成，身也未退。屈原把自己的命运和楚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他听说楚国被攻破之后，就自沉汨罗江，实现了以身殉国的理想。南宋军臣带着十万兵将跑到了海上，被元军围困，大臣陆秀夫情急之下，背着小皇帝投海自尽，也算是以身殉国。

历史上以身殉国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以身殉国的官员也不在少数，而到了现在，很多知识分子似乎看开了，不那么沉痛了，也不再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社会发展了，而是社会层面有了太多的资本运作，把人们身边所有的事物都作价出售，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花钱就可以买到很多商品和服务，没必要再搞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提升，也没必要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完全捆绑在一起。越是这样，知识分子越要进行纯理性方面的思考，进行精神层面的建设，却往往忽略了家国情怀。老舍曾经在《茶馆》中借助某个人物角色的口说出：“我爱国，可国爱我吗？”旧社会文人一般都有一些家国情怀，知道什么层面的事情是大事，也知道自己思考的层面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往往会思考大层面的事情，会具有博大的胸怀，甚至有着先忧后乐的思想，有可能成为精神的殉难者，成为吹哨人，却并不一定被权贵理解，也不一定受到推崇。他们会思考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思考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思考环境污染问题，思考妇女解放的问题，思考共产主义如何实现的问题，思考人的劣根性问题等等。他们的思想是恢弘的，层面非常大，涉及的领域非常多，读书也很多，可以说博学多才。可是他们并不一定受待见，尤其不受权力系统的待见。他们有可能游离于权力系统之外，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而依附于权力系统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了御用文人，不但没有独立的精神，而且很容易被权力系统限制，被资本收买，当然也就乏善可陈了。

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的知识分子，一般会保持独立思考的态势，会有一定的使命感，有忧患精神，总是担忧社会发展中出现了各种问题，但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却可以长期存在，也没有对社会发展形成太大的影响，以至于他们这种思考被人称为杞人忧天。他们活得比较沉重，就像一些时评家，经常评论社会坏现象，却始终高兴不起来。知识分子知识多，思考的层面多，当然会比较深刻，甚至进入纯理性批判的境界，而不会搞感性的生存。譬如过年，很多人都高高兴兴的，而知识分子看到的却是送礼的弊端，是权力寻租现象，是人们借口过年胡吃海塞的现象，是游手好闲的现象等等。当他们开始用思想的锋芒解剖社会的时候，就会发现社会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也不是人们看到的那样美好，而是表面繁华与和谐，而内在却充满了肮脏的交易，甚至权钱交易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连人命和女人都可以买卖，就更别提其他的东西了。他们无法从沉重的状态中走出来，就像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的那样：“中国觉醒的人，须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父亲们都要有忧患意识，要替孩子挡住封建礼教的侵袭，要战胜恶势力，让孩子获得好的教育，起码让孩子知道光明的道路在哪里。可是现在很多父亲和孩子都在玩手机，都受到互联网文化的影响，虽然知道的事情多了，但大多好吃懒做，会吃会玩，会花钱会享受，就是不喜欢努力奋斗，而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们有可能会笑话那些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活得太沉重，而他们自己却很潇洒。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知识分子就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应该有忧患意识，应该看到社会的矛盾和弊端，也应该做社会的良心，而不能太过于潇洒，更不能做御用文人，不然就白瞎了学到的那些知识和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