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尔离世 ，她为自然工作到91岁

当地时间10月1日，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环保主义者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博士离世，享年91岁。

比起名字，你一定更熟悉她的照片，与黑猩猩们一起，如此亲密、和谐与平等。而当她离去，全世界的人们以不同的语言悼念她，似乎很少有一位名人，能够收获如此多真挚的思念与爱。

珍·古道尔博士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她的前半生从事黑猩猩野外研究工作，以近乎自然观察的方式记录，让世界第一次看到动物社会的复杂性，后半生致力于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公益事业，奔走30年。

如她所言，她的人生阶段界限分明，但又相互有重叠。当我们跨越书本和她留下的珍贵影像，与她在人生长河里相遇，科学研究之外，她至真至诚地曝露自己的心路历程，两段婚姻，成为母亲与育儿的纠结，那些爱与失去，矛盾与痛苦。

我们选取了珍·古道尔几个重要的人生片段，想知道一个动物学家，同时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女性，她如何度过这一生。

“我就是典型的男孩性格”

珍·古道尔与黑猩猩的缘分比想象得更早。1934年4月，她出生于伦敦，1周岁时，父亲送了她一只绒布大猩猩玩具娃娃“朱比利”。朱比利代替父亲陪伴了她整个童年，直到暮年。后来战争开始，父亲去了部队，直到战争结束，父母离了婚。

和同时代的女孩截然不同，珍·古道尔喜欢户外，四处探险。她性格果敢，总是选最高的树爬，在雪天里游泳，骑性格最烈的马。她在外婆家庭院离地面大约30英尺的树上读完了《人猿泰山》系列故事，对大自然，对动物，对遥远而人迹罕至的神奇世界充满了幻想。

她向往去非洲。“我就是典型的男孩性格，我从来不以结婚、组建家庭作为奋斗目标，那都不在我的考虑之中，去非洲，和动物们一起生活，那才是我满脑子在想的事。”纪录片里，珍这样说。

除了自身性格使然，跨越时间往回看，她解释，“可能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想做一些男人在做但女人不能做的事。”那时，没有女性会去非洲丛林里生活，写下动物的故事，当然也还没有男性这么做过。

身边人都没当真，“你的梦想能不能实际一点？”除了她的母亲万妮·约瑟芬·古道尔（简称万妮），她从不会这样说，“她善于倾听，从不随意发脾气，她支持我对动物的热爱，所以我的自尊自信是母亲培养出来的。”

珍·古道尔的家庭不算宽裕，母亲万妮带着她和妹妹朱迪与外婆一起生活。战争时代，上大学是奢望的事情，18岁高中毕业，她去上了秘书课程，还读了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免费夜校课程，选修新闻和英国文学，她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把工资和小费攒起来，她想去非洲。

1957年，她终于攒够了路费，去肯尼亚找同学，在那里遇到了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博士，这位在非洲研究早期人类祖先化石遗迹的古人类学家，他正在寻找一位秘书和去野外科研的人。这个人必须头脑要足够灵活开放，对探究要充满热情，还得热爱动物并极度有耐心，最重要的是“没有被学术污染过的心智”——当时主流学术圈认为，动物并不拥有情感与个性。

直到珍·古道尔的到来，她对于野生动物的热情打动了他，路易斯·利基博士邀请她加入团队。利基博士是当时少有的认可女性适合成为野外研究人员的学者，“女性更有耐心，对被研究的动物有更多的共情。”在珍·古道尔之后，他还帮助了另外两位青年女性，分别在非洲和印度尼西亚从事山地大猩猩和红毛猩猩研究。

母亲万妮

1960年，珍·古道尔和母亲万妮一起前往贡贝，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当时珍·古道尔26岁，路易斯·利基博士申请到英国政府的科研经费，为期六个月，条件是珍必须有一位欧洲同伴，“一位白人女性独自进入丛林，他们吓坏了。”珍选择了她的母亲万妮，万妮毅然前往。

到贡贝6个星期，珍尚未找到黑猩猩，她和万妮先得了疟疾。她们躺在军用帐篷里两张小床上，忽而发起高烧，忽而冷得发抖，没有药物，除了记录体温，只能靠意志撑下去。

烧了四天，珍的身体先恢复，她急切地去搜寻黑猩猩。她每天早晨5点半起来，吃上一片面包，用热水瓶里的水冲一杯咖啡，趁天还没亮就爬上“山峰”。很快万妮也退烧了，她每天等在帐篷里，有时帮珍压制黑猩猩吃的植物的标本，擦干珍找回来的头骨和其他骨头。

等待女儿野外工作回来的时间，母亲万妮搭建了一个“草棚诊所”，她用自己花钱买的药品给当地人治病，阿司匹林、泻盐使当地最讨厌的热带溃疡得以愈合，有人甚至走十几公里的路来找她。多年之后，很多当地人还会和珍提起她的母亲，尊称为“白人巫医”。这无疑帮助了珍被当地人接受，以及安全保障。

后来珍的几次人生至暗时刻，离婚，贡贝研究所的四名学生被绑架之后被迫关闭，万妮第一时间飞到她的身边，陪她渡过难关。

“灰胡子大卫”

珍·古道尔在贡贝遇见的第一只黑猩猩是“灰胡子大卫”，它接纳了这个人类闯入者，让珍得以离它和它的同伴越来越近。珍给遇见的每只黑猩猩取了人类的名字，直到她观察到“灰胡子大卫”对工具的使用——它会折断并修整树枝，用来伸进白蚁丘钓白蚁吃。

这是一个转折性的时刻。

“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重新定义‘人类’，或者接受黑猩猩也是人。”路易斯·里奇说，要知道此前主流认为，人类与动物的区分是，人类会使用工具。这篇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这称得上石破天惊，争议与质疑也随之而来。甚至起初，西方学术界并不认可这是一项学术研究，比如珍没有给黑猩猩编号，而是取了名字。但无论如何，这些发现使得《国家地理》同意继续资助她的研究，还派来了荷兰摄影师雨果·范拉维克全程拍摄。雨果后来成了珍的第一任丈夫。

接下来是一系列爆炸性的观察：黑猩猩捕猎、食肉，并且具有类似人类的情感，它们会玩耍、拥抱、抚摸，也会发生暴力冲突。珍意识到，同为灵长类动物的黑猩猩比我们想象得更接近人类，她的论文以“他”或“她”指代黑猩猩，而非“它”。

珍因此登上《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很多人还是认为是因为她是女性，以及她的腿，“美丽的白人女性在非洲”。

“这话太愚蠢了，我没往心里去。”珍·古道尔在纪录片里说，她没有去争辩，“我只是继续平静地描述黑猩猩原本的样子，展示雨果在贡贝拍摄的影片”。就这样，批评的声音减少了，她不再被认为不符合所谓的学术正统，对于黑猩猩的研究愈发被重视。

这也是珍·古道尔第一次意识到，名气意味着什么。她通过演讲募集到了经费，建立了研究站，有了研究助理。1965 年，她成为剑桥大学历史上第八位未获得学士学位就直接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这几乎开启了她试图以演讲改变世界的开始。

“芙洛”

1964年，珍在雌性黑猩猩“芙洛”（Flo）身上看到了类似人类的“母性”，当时芙洛生下了雄性黑猩猩“弗林特” （Flint）。芙洛性格温和、宽容，与儿子弗林特相处时，她会温柔地搂抱，帮助清理，弗林特害怕时梳毛安慰，以至于弗林特长大后仍芙洛对保留极强的依恋。

“芙洛称得上黑猩猩母亲的典范，她保护孩子，却不会过度保护，关爱孩子，陪孩子玩耍，也懂得鼓励支持，这一点很重要，我的母亲也是如此。”珍在回忆录中写道。

和芙洛还有她的家庭一起生活，也让珍·古道尔对于人生有了新的想法。“在芙洛有了孩子之后，我也想生个孩子，我就能观察我的孩子，和芙洛对比。”珍在纪录片里坦诚地说。

她和芙洛先后经历了成为母亲、养育幼儿的过程。1967 年，珍生下儿子格鲁布（Grub）。格鲁布的童年主要在塞伦盖蒂度过，珍陪同第一任丈夫雨果在那里拍摄狮子、鬣狗和野狗，他们也会回到贡贝。

但孩子真正出生后，她意识到“母性是无法冷静观察的事”，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全心投入养育，“因为我只想在当下陪伴他”。

当珍成为母亲，她更好地理解了黑猩猩的母性行为，比如母亲一些本能的激动，保护幼崽。而雌性猩猩们的不同性格，也影响幼仔的性格，“奥莉”性格胆小，跟其他猩猩关系比较紧张，地位较低，子女也是如此，而“弗洛”果断、自信，跟其他成年猩猩关系较好，她能使子女在生活上有个良好的开端，与群体其他成员的关系更融洽。这与心理依恋理论高度吻合。

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如此互文。对于黑猩猩的观察，也让她成为了更好的母亲。3岁之前，珍每天晚上都跟儿子在一起，每天至少有半天陪伴孩子。她从万妮和芙洛身上学到，引导婴幼儿最好的方法是娱乐而不是惩罚。“很长时间，我努力靠近自然和动物，结果发现，我也更加靠近自我。”在回忆录里，她如此写道。

时间与精力的矛盾随之而来。尽管她每天都与贡贝的学生通话，也将研究材料写成书，但成为母亲，与研究工作的冲突第一次直接地展现在了她的面前，她很难像之前一样整天与黑猩猩相伴。

“我成为了格鲁布的母亲和雨果的助理。”珍在纪录片里如此描述，她没有隐去成为母亲的幸福，以及纠结与矛盾。

婚姻的裂痕也在此时出现。珍面临抉择，是留在贡贝还是跟随丈夫去非洲其他地方，“我有我的生活，而他的生活在别处。”在犹豫是否离婚的日子，大家都很难过，特别是他们的儿子。珍于是给母亲万妮写信，“他需要有人陪他去拍摄野生动物，我要为了他离开贡贝吗？”

“我亲爱的珍，男人都是可以甩掉的......世上没有男人会为此心碎。”万妮在回信里说。

1974年，珍和雨果决定离婚，她回到了野外工作。在坦桑尼亚政府和国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她在贡贝正式建立了研究站，来自全世界的学生、博士来到这里，有时多达20名，有的研究黑猩猩，有的研究狒狒。1976年，珍·古道尔研究所成立。

采访里，记者问她，“和黑猩猩打交道的工作，你打算干多久？”

“大概到我死为止吧。”珍·古道尔语气认真。

“弗林特”之死

珍开始思考死亡是在1972年，年迈的黑猩猩芙洛意外死于贡贝的溪边，三周后，她的儿子弗林特也去世了。“黑猩猩能理解生和死的区别。”珍·古道尔记录到，她感到意外，弗林特拒绝离开母亲去世的地方，经常坐在她曾经停留的地点，发出低鸣，不进食，也不与其他黑猩猩互动，最后因极度悲伤和营养不良而死去。

从1974年到1978年，珍·古道尔研究的黑猩猩群落一共出生了10只黑猩猩，存活下来的只有1只。一度很和平的黑猩猩，开始互相攻击、残杀，争夺食物、配偶和领地，族群分裂，进入战争。忌妒、恐惧、复仇，同样根植于贡贝黑猩猩的天性之中。

此后几年，她经历了更多的失去。1980年，珍的第二任丈夫德里克·布赖森患癌去世，他是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的负责人。他们一起经历了1975年贡贝研究站的学生绑架危机，研究站关闭，然后是德里克生病，“我永远忘不了他最后说的话，他说：‘我不知道可以疼成这样。’我一直试图忘记他说的这句话，但我做不到。”此外，还有珍的外婆辞世的消息。

“在短短4年当中，我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都被打得稀烂。”珍回忆。

她带着巨大的伤痛回到了非洲贡贝，回到丛林之中。她试图让自己忙起来，追踪和观察黑猩猩，跟他们在一起。“悲痛会让人觉得孤立无援，每一只黑猩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它们同样能感受到情感和痛苦，但总有年轻的猩猩将这一物种延续下去。”

“你从森林中得到了什么呢？”一位记者问她。

“它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平静和永恒，提醒我生死轮回是我们的必经之路。”珍回答，她因此理解生死，“直面伤痛，然后放下我们种种无助和绝望，不如此就没法生存下去。”

希望

很多人都对那张照片印象深刻，当珍站在铁笼子外，看到被关着濒临死亡的一只黑猩猩旺达（Wounda）流下眼泪，意料之外的，旺达伸手擦了擦她的眼泪。这是1996年，她在非洲的一处黑猩猩救护与康复中心，她说： “那只黑猩猩看着我，仿佛在说，‘你懂我。’ 那一刻我明白，我们之间没有隔阂。”

当她看到到非洲各地黑猩猩都在减少，自然环境在破坏，她意识到我必须呼吁人们关注非洲黑猩猩的困境。旺达后来生下一个黑猩猩宝宝，珍为它取名 “Hope（希望）”。

珍选择了一条更辛苦的路。事实上，她的科研经历称得上顺利，国际上广受赞誉，“我要去野外考察，我有书要写，有学生、研究有保障，我还能陪伴我的孩子，如果我的余生能这样度过，那简直比做梦还要美好。”

但她知道自己无法躲在学术的象牙塔，不去看真实的世界，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等等问题突显。人生的最后三十年，珍·古道尔每年有300天在全球进行演讲，她从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变为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和公众教育者，致力于反对用动物做试验，反对动物表演，在非洲贡贝推进建立禁猎区和帮助村民的计划。

她将许多精力放在“根与芽”公益组织上，以鼓励、动员、鞭策我们的年轻一代。“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确保我们的下一代能比我们更好地照顾这颗星球。”而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

社交媒体上，很多年轻的网友留下与珍的相遇，有人因为小时候看过珍相当动物保护的志愿者，有人因此从事野生摄影师，还有人致力于科普工作。

归去

2024年冬天，珍·古道尔第17次到访中国。社交媒体上她似乎依然和大众印象里一样，自己推着行李，语气温和、有力量，只是衰老依然发生在这位常年飞往各地演讲的老人身上，她略显驼背，走路也更加缓慢，尽管思路依旧清晰，眼神依旧温柔平和。人们终于意识到，她已经90岁了。

曾经一次演讲之后，有位女士向她提问：“你觉得你的下一个大冒险会是什么？”珍·古道尔想了一小会儿，她回答，“那可能就是：赴死。”

在看到讣告时，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她的这段话，她始终如此豁达、坦然。珍·古道尔研究所在讣告里说，她当时正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美国巡回演讲，因自然原因去世。

我重新翻开珍·古道尔的回忆录，她写道，“我本人从来没有惧怕过死亡，我只是想避开死亡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往往和疾病与痛苦相关——在现代医院里，死亡还与各种使人失去尊严的治疗联系在一起。我想我们都希望能死得比较突然，走得快一些。”

我想，珍终于如她所愿，致力于黑猩猩的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然后自然地离去了。

参考资料

• 纪录片《珍·古道尔的传奇一生》

• 《点燃希望：古道尔的精神之旅》

• 《希望之书 : 珍·古道尔谈人类的生存、未来与行动》

编辑：Tristan

撰文：Bamboo

设计：小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