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在京诈骗小伙房租近10万，律师36天5次报案，追回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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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向大家通报一起案件的好消息。

还记得我在9月1日发布的那篇文章吗？讲的是北京一位男生小新在租房过程中遭遇套路，造成近10万元损失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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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新的代理律师，我从案件最初的立案困难、不予受理阶段介入，经过多次尝试，最终推动案件成功受理并帮助这名男生追回全部损失。

10月10日，案件正式结案，小新的近10万元损失全部追回。

在那篇文章的评论区，许多网友留言表示，这类租房套路存在已久，不少人曾遭遇类似情况，却因无从维权而选择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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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一类型的诈骗行为终于实现了赔偿的突破。

接下来，我将分享本案从“难以立案”到“全额追回”的全过程。如果您也有类似经历，欢迎扫描文末二维码，添加律师微信，就您的具体情况是否具备追回可能进行专业咨询。

案件回顾

简而言之，小新以每月7000元的价格，从一名黑中介手中年租了一套市场价约8200元的公寓。然而，在他尚未正式入住前，便被另一家大型租房公司发现并要求搬离。该公司出示了与真实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证明他们才是合法承租方。

此时，小新才发现，黑中介为证明其“合法承租”所出示的合同中所写的“房东”，与大型租房公司合同中的房东并非同一人。

黑中介，只向大型租房公司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也就是用8200元骗取了小新的近10万元。

报案经过

本案共经历五次报案。

第一次报案

小新在发现被骗后，立即拨打110报警，辖区派出所民警要求他先与中介约定在现场见面，再由民警出警处理。

按照指示，小新约中介到涉案房屋，民警到场后进行了调解。中介声称租金已转给其“合伙人”，并承诺待合伙人回京后予以赔付。

此后，小新多次通过微信和电话联系中介，但对方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一再称“明天赔”“下周赔”“月底赔”，始终未兑现承诺。

在维权无果的情况下，小新找到我们代理。

（1）律师介入后的工作思路

在接受委托后，我们首先着手整理现有证据，并对中介提供的租赁合同及相关主体进行核查。

通过工商信息检索发现，合同中所谓的“租赁公司”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我们安排跑腿实地前往（这也是一个技巧，如果事发地过远，可以叫跑腿拍照，无论是同市还是外省，各位均可参考这一技巧），结果发现该地址实际是一处普通居民楼，这一情况印证了我们对“空壳公司”的初步判断。

在证据整理过程中，我们注重保持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针对这类租房诈骗案件，我们建议重点保存以下材料：

·涉案假合同的照片或复印件；

·真房东与大型租房公司的合同复印件；

·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截图；

·涉案人员身份证明文件。

我们注意到，中介曾向小新提供过其身份证复印件，显示其户籍地为东北某省某县，而大型租房公司提供的合同中，房屋的实际承租人也来自同一县。

这一巧合引起我们的重视。

为进一步核实，我们安排小新与大型租房公司工作人员通话并录音。

在谈话中，小新自然地提及该县及中介姓名，工作人员立刻表现出明显反应，称他们公司确实有多名来自该县的租客，常以“租一押一”的形式承租后对外转租，目前公司已将该县籍人员全部列入黑名单，并针对他们拖欠的房租向法院提起诉讼。

这一确认使我们基本还原了案件真相：涉案中介极可能属于一个区域性团伙，利用虚假租赁关系骗取租金。

至此，我们认为案件事实已较为明晰，我们建议小新于下一个工作日（周一）一早再次前往派出所正式报案。

第二次报案

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小新给我打来电话，说派出所还是不受理，理由是“这是民事纠纷”。

于是我带上材料和委托手续，和他一起去了派出所。

路上小新跟我讲了细节：接待他的是一位比较年轻的民警，看完材料后觉得确实有诈骗的嫌疑，正准备往下走，他们的队长叫住了他，看了材料后直接一句话——“这属于民事纠纷，不予受理”。

听到这，我心里大概有底了。

到了派出所，我出示了律师证和委托手续，再次报案。

接待的果然就是那位队长。

我们就案件性质展开了一场不太愉快的“讨论”。我把合同关系、骗租模式、空壳公司线索都讲了一遍，但他始终坚持：这是民事纠纷。

我提出，如果确实不受理，请依法出具《不予受案通知书》，我好按程序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但这位队长态度也很坚决——不出具。

（这会真把我给气笑了）

那我们能怎么办呢？离开派出所时，小新挺沮丧，我也理解。

出了门，我们就拨打了12389投诉电话，结果是——打了一下午，始终没人接。

一阵无奈的沉默后，我们对视了一下，笑了笑，真是没招了。

第三次报案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当天我尝试的一些“非常规”方法。

既然北京辖区派出所不受理，我决定换个思路——在中介的老家，也就是东北某省某县报案。

拨打方式很简单，只要在110前加上当地区号即可。

当然，作为律师我心里很清楚，这样做的结果大概率不会成功，但想着“瞎猫碰上死耗子”，也想试试看。

这次我没透露律师身份，毕竟有点丢人。果然，对方了解情况后，直接建议我们“回北京报案”。

挂断电话后，我又想起一个细节：直接拨打派出所电话他们未必理，但110接警后，派出所必须回访。

于是我们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被转接到了北京辖区派出所。

接线的工作人员得知我们之前已经报过案后，态度很平静地告诉我们“此案已有结果”。

我要求出具《不予受案通知书》，对方问我当时接待民警是怎么答复的。

我照实说了情况，接线员只是笑了笑，说：“那就不出。”

我提醒他，《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明确要求，不论是否受案，都应当出具相应的回执。

他依然回复：“以民警回复为准。”

我愣了几秒，最后自己也气笑了。

只能说，这次报案，又以一种很典型的方式无疾而终。

第四次报案

复盘了前几次报案的经历后，我决定再换一种思路。

第二次报案那天，我是从办公室直接过去的，西裤、衬衫——一身职业打扮，一眼就能看出是律师。

于是这次，我决定“换个身份”。

脚踩运动鞋，腿蹬喇叭裤，穿上冲锋衣，整个人打扮得像个大学生。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这个派出所。

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派出所是轮班制，每天值班的队伍不同，也就是说，第二天我基本不会再遇到昨天那位“老熟人”队长。

那天正下着雨，外头潮湿阴沉，派出所的接待大厅照旧人满为患。

我在人群里挤到前台露了个脸，当值民警问我干什么，我确定不是昨天的大队，就说自己来报案——被骗了十万元。对方让我先在外面等着。

很快，一名年轻的民警来接待。我把案件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认真听完，收下了材料。

其实这起案件我们对“合同诈骗”的定性是有信心的，连那篇文章的读者，九成以上都认为构成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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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名民警自己审查证据的样子，相比前一天看都没看，我心想，也许这次能顺利一点。

民警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他指着材料说：“每页右下角要签名。”

我只好如实说：“我不是报案人。”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您是？”

“我是他的律师。”

我们都笑了笑，算是心照不宣的无奈。

“那让当事人过来签字吧，我们给他做笔录。”

于是我赶紧联系小新，让他尽快赶来派出所。

偏偏那天警力不足，大厅里几起案件都在排队做笔录。

我叮嘱小新先留在那等，一定要想办法当天做成。

只是风险在于：一旦系统查到我们之前在另一大队报过案，就会被要求回到原大队处理——那就前功尽弃。

可眼下别无选择，只能赌一把。

结果当然不算幸运。那天人太多，没能排上，我们只得约好等下次这支大队值班时再来。

很快，又轮到了那天。

不幸的是——果然被查出了之前的报警记录。

那一刻，我们都苦笑，真是天时不济，偏偏那天，遇上那一队值班。

不过这次情况也不算全坏，至少，当我们再去和原大队交涉时，已经多了一句有力的话：

“其他大队的民警都认为这起案件确实存在合同诈骗的线索，愿意为我们做笔录，为什么偏偏你这边不行？”

而且，我们这次来也不是重新报案，而是按照另一大队队长的安排，前来做笔录，所有沟通记录我们都有记录。

这下，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事实上，我们都有了继续交涉的底气。

第五次报案：终决战

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心里很清楚：哪怕这次还是不行，也得拿到《不予受理通知书》，然后去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至少，要给这个过程一个结尾。

那天，小新比我先到。

我走到派出所门口，看见一群人站在门口，其中一个身穿黑色外套的男人格外显眼——走近一看，是他。那位“著名”的队长。

我心里暗骂一句：真是冤家路窄。

赶紧低头，加快步伐进接待室。

屋里，小新已经在和民警沟通，虽然还是同一队值班，但接待的不是那位队长，而是另一位年纪较大的民警。

老民警听完后，把我们的材料交给一名年轻民警。

年轻民警的态度出奇认真——不仅仔细核对了嫌疑人的身份信息，还用手电筒照着假合同照片的背面，一页一页翻，不放过任何细节。

核查完材料后，他准备带小新去做笔录。

这下，我几乎要松口气了——这把，终于稳了。

结果，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吵闹声。

一个嗓门很大的大姐在大厅和接待民警争执，语速之快、音量之高，仿佛机关枪连射。

就在这嘈杂声中，一道低沉的男声越来越近。

我心里一紧——那声音，我听得出是谁。

果然，是他，那位队长。

他推门进来，与这位大姐结束争吵后，目光一扫，刚好落在我们摊开的那份材料上。

“什么事？”他问身边的民警，低头一瞟文件，“哦？又是你啊——又来了？”

怎么每次关键时候，都是他。

然而，队长看了几眼材料，冷静地下了结论：“给他不予受理通知。”

不过这次我们心里已经有底。

我们明确表示，此行不是重新报案，而是按照另一队队长的安排前来做笔录。

我指着墙上那位队长的照片，对当值民警说：“是他让我们来的，他说先做笔录，侦查后再决定是否立案。为什么到你这里就成了不受理？”

年轻民警一愣，但也只能听从领导安排。

这名队长于是安排先给小新做笔录，再出不受理通知。

我叮嘱小新：“你先去做笔录吧，如果做完了还不给通知，立刻告诉我。”

于是，小新一个人进了办案区。

几个小时后，我的手机震了一下。

小新发来消息——短短四个字：“他们要受案了。”

我看着屏幕，愣了几秒。

心里的那股紧绷感，终于松了下来。

那一刻，我没说话，只是轻轻吐出一句——

“终于。”

至于为什么这次民警的态度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或许是证据链足够完整，或许是多次报案、投诉和沟通起了效果，也可能是我们在表达方式和策略上终于踩中了节奏。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终于”，不是偶然，而是不断尝试、不断逼近的结果。

后来10月10日，我们去与黑中介调解要钱的时候，这间派出所的告示板上贴上了一张“三当场”海报，其中一当场就是：“当场出具回执”。

何其讽刺。

不过最终，案件还是迎来了一个好的结局，我们也对派出所的承办民警表示感谢——他们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行动，让案件得以及时推进。

律师观察

原本打算把整个案件一口气写完，但写着写着已经将近4,000 字，所以我决定把“我们如何追回全部损失”的细节单独做一篇连载。

先给大家一个预告：嫌疑人起初只愿意先赔6 万，剩下的“下个月再给”。

我们现场通过几处另辟蹊径的设计，最终我们在见面后2小时后，黑中介就把近10万的损失全部赔给了我的客户。

关于报案与办案，有几点心得想和读者分享：

一是不能只在法律条框里打转。法律是一把武器，但很多时候，真正让事情向前走的，是把法律手段和策略性思维结合起来——去想别人想不到、走别人不敢走的路。

二是方向要选择性坚持。有人在第二次被告知“民事纠纷”后，可能会直接选择走民事诉讼路线。但从律师的角度，如果事实指向合同诈骗，贸然转为民事诉讼往往不是最佳策略：一来诉讼周期长、执行难；二来如果对方是空壳公司或无可执行财产，赢了也是空文书。基于此，我们选择继续在刑事线索上争取受案，这也是为当事人争取实际回款的务实思路。

当然，找对律师很重要。

这类案件对律师的责任心要求特别高，如果不够负责，可能在第二次报案失败后，就会劝你改走民事起诉的路，再顺便收一笔律师费。

如果你也需要一名专业、尽责的律师（比如我），欢迎扫码加我微信，聊聊你的案子，也许我能帮你找到新的突破口，或者，至少让你少走一点弯路。

最后，我在文中设置了一个投票——等整篇连载发布后，大家可以来看看当时大家的选择都是什么，对比下现实中的决策节点。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篇：详述我们如何在当日促成全额赔付的具体步骤与证据运用。

很多读者留言希望能更近距离了解案件细节和律师实务操作，有一些细节不方便公开说，于是我干脆建了个交流群。想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真实案件进展，与真实律师一对一沟通交流，也可以直接问我问题的，扫码添加我的微信后邀请进群就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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