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亲手处决了军统站长，明知要被上级除掉，却还敢去赴约鸿门宴！

在河南郏县冢头，老一辈人总爱讲牛子龙的故事。不是什么传奇，就是个庄稼人出身的汉子，一辈子没服过软：跟日本人硬刚，跟军统的歪风硬刚，跟监狱的酷刑硬刚，连死后几十年的委屈，都等来了一个公道。

大家都说，牛子龙的命不是硬，是他自己攥得紧，知道啥该守，啥不能丢。

1904年，牛子龙生在拐河村一个普通农家，家里盼着他能安安分分过日子。可这孩子打小就倔，私塾里先生教“之乎者也”，他偏要问“为啥城里的日本人敢抢老百姓的粮”。

18岁那年，他考上洛阳第四师范简易班，本以为能当个教书先生，可“五卅惨案”的消息传过来时，他彻底坐不住了。那天放学，牛子龙揣着报纸跑回宿舍，看着上面“工人被枪杀、学生被逮捕”的字眼，越看越生气。

半夜里，他把课本全撕了，碎片撒在院里，对着月亮暗暗说：“笔墨救不了中国人！”

第2天，他都没跟家里打招呼，就去考军校了。当时，樊钟秀办的沪案后援建国豫军军官学校，在临颍县城里，专收想扛枪救国的年轻人。

在军校里，牛子龙是最拼的一个。教语文的时俊老师是个进步分子，偷偷给他们看《共产党宣言》，牛子龙第一次知道“穷苦人能当家”的道理。后来他跟地下党员刘祥庆聊了好几天，

刘祥庆问他“怕不怕掉脑袋”，他说：“怕就不来考军校了，怕的是看着同胞死，我却啥也干不了。”

1930年，樊钟秀跟蒋介石打仗，在许昌被炸死，部队散了。牛子龙没回老家，找刘祥庆接上了头。在许昌西湖边一间小屋里，他对着党旗宣誓入党，成了地下党员。

那会儿地下工作难，他白天在村里教书，晚上挨家挨户串，跟老乡们讲“日本人来了就没好日子过”，悄悄攒着抗日的力量。

1936年，樊钟秀的外甥关惠通找到牛子龙，说“军统招抗日的人”。牛子龙心里清楚，军统不是啥好地方，但这是个能靠近日伪、杀汉奸的机会。他跟组织商量后，带着学生吴凤翔（也是地下党员）等人，在郑州加入了军统河南站，成了行动队的人。

刚到开封那会儿，日伪的警备司令刘兴周特别嚣张，整天带着人在街上抢东西，老百姓见了就躲。

牛子龙摸清了刘兴周的习惯，那天他乔装成搓澡工，揣着一把短枪进了澡堂，趁刘兴周闭眼搓背的功夫，一枪就铲除了他。等日伪的人冲进来，他早就混在洗澡的老百姓里溜了。

不过，牛子龙最出名的还是杀吉川贞佐。

那人是天皇的外甥，在开封山陕甘会馆设了华北五省特务机关，一年就抓了好几百共产党员。牛子龙想除掉他，可会馆戒备森严，连苍蝇都难飞进去。他琢磨了个办法：让吴凤翔假装“越狱的汉奸”，带着假的花名册去投诚，说自己有上千人的队伍，愿意跟着吉川干。

吉川一开始不信，牛子龙就故意让日伪抄了个军统的空电台，把“功劳”算在吴凤翔头上。1940年5月的一天，吴凤翔拿着吉川给的特别通行证，带着另一个同志王宝义进了会馆。那时候吉川正在开会，吴凤翔一进门就掏枪，连开几枪，把这几个日军高官全毙了。

等日军反应过来，两人早顺着后墙翻出去，骑着自行车跑了。这事儿在开封一下就传开了，老百姓偷偷传“有个姓牛的，专杀日本人的大官”，日伪悬赏巨额银元抓他，可牛子龙还是该干啥还干啥。

牛子龙在外面杀日伪杀得痛快，军统内部却有人盯上了他。

1941年，新来了个站长叫崔方坪，一上任就喊着“查共党”，其实是想排除异己。他翻牛子龙的档案，见牛子龙杀了那么多汉奸，却从没抓过一个地下党，就认定他是“延安细作”。崔方坪设了个毒计：给牛子龙一份假情报，说开封东郊有个日军据点，让他带人去铲除。

牛子龙一看就明白，那地方根本不是据点，是地下党的联络站。他没声张，夜里悄悄绕到联络站，把里面的同志全转移了。可这事儿没瞒住崔方坪，他立马让秘书写电报，要把牛子龙就地处决。

发报员是个小姑娘，早就听说牛子龙打鬼子的事，心里佩服得很。她趁崔方坪去开会，偷偷把电报压在抽屉最底下，然后找了个借口溜出军统站，一路跑着去牛子龙家。进门时她满头大汗，喘着气说：“牛组长，快逃！崔站长要杀你！”

牛子龙并没有慌张，他知道躲不过去。当天晚上，他就找了副站长李慕林，李慕林本来该当站长，被崔方坪抢了位子，心里早憋着气。两人喝了杯酒，李慕林说：“这姓崔的不是东西”，牛子龙说：“那就除了他，省得再害别人”。

第2天，牛子龙摆了个“赔罪宴”，请崔方坪去城南的小酒馆。崔方坪以为牛子龙服软了，大摇大摆来了，喝了几杯酒就晕乎乎的。牛子龙给李慕林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左一右架着崔方坪，拖到后屋用腰带勒死了。

半夜里，他们找了个麻袋把尸体装进去，用板车拉到城北的枯井边，扔下去再压上几块大石头，那口井后来没人敢靠近，都说“底下埋着坏人”。

崔方坪没了，军统总部自然是“炸了锅”，派了个叫特派员来查案。

刘艺周一到开封就盯上了牛子龙，也摆了个鸿门宴。牛子龙知道去了危险，可不去的话，潜伏的同志会暴露。他揣着满膛子弹的枪去了，整场酒局只喝水，刘艺周没抓到把柄，却暗地里下了套，没过几天，就以“通共”的罪名把牛子龙抓了。

先是关在洛阳的一个小院里，后来又押到西安的军统西北看守所。那地方是出了名的“鬼门关”，墙上的砖头都镶着铁，牢房里霉味能呛死人。狱警天天折磨他，鞭子抽、灌辣椒水、烙铁烫肩胛骨，牛子龙昏过去好几次，可问他“共党在哪”，他只说：“我不知道，我只杀日本人”。

他没打算等死。在牢房里，牛子龙还认识了个交通员，两人用军统内部的暗号对上了头。牛子龙发现墙角的砖缝松了，就每天吃饭时偷偷磨饭勺，把勺柄磨得尖尖的。晚上等狱警睡了，就用饭勺抠砖缝，抠下来的碎末藏在草席底下，白天再用稻草盖住。

1945年6月，前线吃紧，看守少了一半。一天夜里，暴雨把发电机浇坏了，牢房里一片黑。牛子龙先用磨尖的饭勺撬开砖，让那个交通员先爬出去，自己跟着钻。外面有条臭水沟，两人蹚着齐腰深的水跑，身后枪声追着响。

直到跑到秦岭脚下，他们才敢停下来，牛子龙的衣服被刮破了，身上还带着镣铐磨的血痕，可他却笑着说：“这下又能杀鬼子了。”

越狱后，牛子龙没回军统，直接回了郏县老家。那会儿老家刚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到处是零散的武装，有农民，有逃兵，还有跟他一样从监狱出来的人。

牛子龙挨村跑，跟汉子们说：“日本人还没彻底滚，咱们得抱团，不能让他们再回来。”没几天就凑了近千人，叫“第三集团军”，他当总司令，白天藏在山沟里，晚上就去端日伪的炮楼。

8月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队伍还没来得及庆祝，国民党的高树勋部就围了上来，说要“收编”。牛子龙一看就明白，高树勋是想让他们打共产党。他表面上答应，暗地里跟士兵们聊：“咱们抗日流血，不是为了打自己人。”

几个月后，趁着高树勋部换防，他带着几百人连夜起义，往太行山方向跑。一路上没吃的，士兵们就挖野菜；鞋底磨破了，就裹着布走。快到太行军区时，远处来了支队伍，领头的是皮定钧将军。

皮定钧握着牛子龙的手说：“你可算来了，延安都知道你这个硬骨头！”那天晚上，解放区的老乡们端来小米粥，牛子龙喝着粥，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是他这么多年，第一次觉得“踏实”。

解放战争打响后，牛子龙成了九纵二十七旅八十团的团长。

1948年守芦村砦，国民党的坦克往阵地上冲，他看着坦克履带轧过战壕，突然喊：“往地上泼水！”冬天冷，水一泼就结冰，坦克打滑得根本动不了。

他带着士兵扛着炸药包冲上去，把坦克炸得冒黑烟。这一仗，他一连好几天都没合眼，阵地前堆了好几百具敌人的尸体，他的胳膊被子弹打穿，用布条一缠接着指挥。

1955年授衔，因为早年在军统的经历，牛子龙只评了个少校。他没抱怨，只是每月往组织递材料，把自己当年干的事一条一条写清楚。

1964年秋天，他的旧伤突然犯了，在长沙病逝，享年60岁。临终前，他跟家人说：“别觉得委屈，我这辈子没对不起国家，没对不起老百姓，就够了。”

1985年，中央军委翻出当年的档案，找了几十位老战友作证，终于认定了牛子龙的功绩，他不仅是抗日英雄，更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他的骨灰从老家的坟地迁到了郏县烈士陵园，墓碑上刻着“赤县杰魂仁智勇，金瓯俊质信忠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