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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独立媒体“公共电视台”成立于2013年,以提供客观、独立的新闻报道闻名,报道乌克兰及国际新闻、调查报道、访谈和纪录片等,具有广泛影响。
乌克兰医生伊戈尔.基里亚年科于2018年12月30日被捕,在被占的顿涅茨克监狱中遭受各种酷刑,如电击生殖器、拔牙、被迫签署虚假“供词”,但伊戈尔坚持使用乌语,拒绝接受俄护照。
2025年8月15日交换回来并康复后,公共电视台采访了伊戈尔,并于10月6日发布报道,关注这位被俄囚禁7年的受害者。
伊戈尔出身于医务工作者家庭,其祖父、父母都从事医疗工作,其本人从小立志从医。高中毕业后进入医学院、服兵役、考入医学院牙科系。工作中还做生意,培训员工使用医疗设备。2018年起,伊戈尔开了一家古董店。
伊戈尔拥有家庭和成功的生意,“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所谓的‘老大哥’到来。”曾经“从不深入参与政治”,但“这里的目标和斗争不是为了政府,而是为了国家。”
2014年,所在城市被俄人占领,为照顾88岁母亲(想死在故乡)和患有先天性四肢瘫痪的弟弟,伊戈尔没有离开那里。
伊戈尔选择与乌情报部门合作之事,甚至没有向其妻透露,“以自己的方式为胜利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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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0日早上,伊戈尔开车去市场途中,遭到一辆车挡路,后面两辆,旁边一辆,一群穿绿色制服、蒙面持枪者把伊戈尔从车里拖出来,“当头打了几拳,脸被按进雪里,头上被套上袋子,戴上手铐”。
就这样,伊戈尔被捕了,并被带到反有组织犯罪局,“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追问我与乌克兰情报部门的合作。”伊戈尔拒绝承认,“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些。”
当时伊戈尔被套在头上的塑料袋闷得呼吸困难,昏了过去。
被泼醒后,又被套上塑料袋并抬到一辆车里,带到专门折磨人的“隔离区”。
在那里,伊戈尔被绑在桌上,鞋子和袜子被脱掉,用电线绑其脚手——电刑,“疼痛和恐惧难以形容”,还被嘲笑,“别叫那么大声,楼上是幼儿园,你会吓到孩子。”
后来,伊戈尔被带到自己的古董店,翻遍了一切;再被套上头套带回家。妻子看到满脸是血、赤脚的丈夫站在雪里,吓坏了,“我尽力安慰她。”
他们安排了一场“‘正式’逮捕”仪式,以几个便衣作“见证人”,搜查房子、拿走电子设备,“顺手拿了几瓶我们珍藏的高级酒。”
伊戈尔的妻子也被捕,在反有组织犯罪局里,他们被分开关押。其妻被审,伊戈尔听到“传来殴打和尖叫声”。
一个新年刚过,伊戈尔被蒙头拖进热闹的房间,押送者支走其他人。
“他们打掉了我的所有牙齿”,“我记得牙齿碎裂的声音”,然后昏了过去。
醒来后,“他们扭断我的手指,踢断我的肋骨。”他们喝着酒,来回折磨我,“我已失去了时间感”,“疼痛和恐惧无法形容”
临时拘留所甚至拒绝被送到的伊戈尔,“怕我死在里面,他们得负责”。
一个医生给伊戈尔检查后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确实被打得很重,但伤势不致命,别担心,他一夜之间不会死。”
“他们让我写一份声明,说我从楼梯上摔下来。但我手指断了,满手是血,根本写不了。他们代我写好,逼我签字。我勉强签了名,但血滴到纸上。他们发火,给我几记耳光,重写了一份声明,垫了张纸让我再签。”
后来,酷刑时时进行,把电线绑到生殖器和耳朵上,火花四溅。
“最残忍的一次,他们在我鼻子下方深深割了一刀,直达骨头。那种疼痛无法用语言形容。“
审讯者威胁折磨伊戈尔的妻子,“明天早上把她带来,绑在桌上,让他看场‘电影’,他就会全招了。”伊戈尔沉默后说:“好吧,你们想要什么?我都签,都承认。”
伊戈尔被解开并穿上鞋和衣服,回到牢房,在拘留所待了30多天,其妻差不多也这么久但被释放了。
而后,伊戈尔被转到“家里的兔舍都比那间牢房好看”的顿涅茨克看守所,并多次转换牢房。有一间牢房,墙上满是霉菌,房间有洞,老鼠乱跑,“食物很差,根本没法吃。”鱼是骨头和鱼鳞磨成的肉泥。
医疗更无从谈起。第一周,“我上厕所都在流血,可能是肾脏被打伤了。伤口和骨折只能慢慢自愈,没有碘酒、酒精或绷带。我的手指就这样歪着长好了。”
伊戈尔的律师是个不错的“邮差”,在伊戈尔与其妻之间传递消息。
第一次开庭时,伊戈尔已不再受酷刑,虽有推搡和粗鲁的辱骂。伊戈尔声明“遭受了身体和心理暴力。”“我心脏病发作,这很容易查出来。”肋骨可能已愈合,但通过X光能看到,还有被打掉的牙齿。
法官声称会成立调查委员会,最终结论却是“没有发现任何此类事实”。伊戈尔愤怒地说:“没人跟我谈过,也没人做过检查!”法官回答:“委员会说了没事。”
“他们指控我通过收集电车票向乌情报部门传递机密信息,这太荒唐了,我都笑了。”伊戈尔深信他们不知自己的事,因此拒绝承认。
检察官以参与犯罪组织和间谍罪起诉并判处23年,伊戈尔拒绝认罪,法官撤销第一项指控,判12年监禁。
伊戈尔和其他几人被转到马基伊夫卡,关在专门的政治犯营房,冬天只有一个小炉子,每周给两袋煤,被关押者只好寻求亲戚寄钱买更多的煤。
每次点名,伊戈尔都用乌语报到,曾七次被要求接受俄护照,伊戈尔每次都写了拒绝书。
营房条件很恶劣,关押的普通囚犯有几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士兵,“明显反乌克兰。”
“我带着两根橡皮筋,一根蓝色,一根黄色”。(乌克兰国其的颜色)
“顿涅茨克人”试图说服伊戈尔,后者坚持“乌克兰终将胜利,这片土地会回归。”
俄人全面入侵后,监狱里增加了许多被捕的“亚速”战士——俄乌双方换俘的优先交换对象,“他们在战场上更有用。”
待到自己被交换前夕,伊戈尔被要求签文件,承诺十年内不得入俄。伊戈尔关押期间了解过交换事宜,从未有签文件的事。
2025年8月的一天,监狱队长点名交换人员,点到伊戈尔,“我没听见,继续玩我的骰子游戏。”“你被列入交换名单!”有人冲伊戈尔喊时,伊戈尔以为是玩笑,随意回答说:“我知道,包都收拾好了。”他们说:“伊戈尔,真的要交换了,快收拾东西!”
收拾好东西,伊戈尔等被带到一间房,签“赦免”文件,“写明根据某命令我被列入交换。”
然后,伊戈尔等人被蒙住眼,用塑料扎带绑住手——手上被扎出伤。他们上了囚车,被送到机场并塞进飞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地板上,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腿间。”
飞机在莫斯科附近降落并度过寒冷之夜,次日早上换机——机上有长凳,抵达白俄后,押送者解开了伊戈尔等人手上的胶带和扎带。
换乘了巴士,每人得到一袋食物和水,能吃喝了——之前没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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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越过边境,换上乌克兰巴士。从边境到切尔尼戈夫,“每个村庄都有人出来迎接我们,太感人了。一个老爷爷穿着内裤、拄着拐杖挥舞国旗,一个老奶奶为我们祈福。路过的车停下来,人们欢呼。”
迎接者非常热情,拥抱、欢呼,喊着“乌克兰万岁!”“英雄万岁!”“那种喜悦难以形容。”
伊戈尔得到一面乌克兰国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自由了,远离了‘兽人’。”
写作至此,笔者不禁潸然。
欢喜之后呢?伊戈尔是空手回到乌克兰的,什么都没了。
母亲已去世,伊戈尔没能参加葬礼,“也不知她被埋在哪里”,妻子出国了,弟弟先被送到基辅,“现在可能在波罗的海国家,我有他的号码,但他不接。我想接他回来,但现在无处可去。”
伊戈尔被送到切尔尼戈夫的医院,人们很友善,但五天几乎没有治疗。患有糖尿病的伊戈尔要求验血,医院人员上午11点前才来抽血,那时吃过饭、喝了好几次咖啡(注:验血一般要求早上空腹)。
接着,伊戈尔被转到基辅的医院,“治疗稍认真些,但并非所有治疗都免费。我需要装假牙,但费用很高。”伊戈尔转向另一家医院治疗。
出院后,乌方提供了一处四人合住的旅馆房间。顿涅茨克的一切都没了,伊戈尔回到乌克兰时只有两个包,“现在什么都没有,物价又高,生存很艰难。”
一切还在前方,伊戈尔“想为国家做点贡献,暂时还在思考如何实现。”
“乌克兰不会抛弃自己的子民,救人很困难,但必须继续。”
这是俄兽野蛮侵略下,一个普通乌克兰人的遭遇,可谓惨烈至极。
作为医生,在全面抗俄背景下,伊戈尔找到工作应该不难。
祝愿伊戈尔迅速改善处境,观其经历,笔者对此深信不疑。
伊戈尔是沦陷区乌人以及前线被俘乌人的缩影。
伊戈尔忍受酷刑而不屈服,如此乌人抗战,俄人无法是征服乌克兰的,恐吓是无法得逞的。
如今,乌战形势紧张,战事激烈,但朝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变。
如果川普施压乌克兰接受停火,即使乌人收复全部国土,但俄兽像罪大恶极的哈马斯一样免于严惩,那么川普就是乌克兰的罪人,俄兽之同谋!
笔者并非不可转变对川普的立场,转变的条件参见《》。
当年中国抗战,沦陷区之人何尝缺少此等惨剧?又何尝缺乏此等铮铮铁骨之辈?汪粉试图为汪辩护,甚至质疑抗战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实乃当今俄兽之同路人!
同样作为俄兽同路人的是黄鸭——笔者相信,黄鸭与俄兽同等凶残野蛮。
这些野蛮的犯罪分子一个都跑不掉,每一个都必须受到严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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